“妈妈岗”是职场友好，还是性别困境的另一种形式？

关于设“妈妈岗”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

最近，“妈妈岗”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从两会代表的呼吁到各地的积极实践，它似乎为职场妈妈的困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然而，《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的作者凯特琳·柯林斯认为工作—家庭政策对女性而言可能既是帮手也是障碍。弹性工作、远程办公、兼职等政策虽然鼓励了妈妈们继续参与有偿劳动，但也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例如，女性在利用这些政策时，可能会面临职业发展受限、薪资减少、职场被边缘化等问题，甚至被贴上“妈妈岗”的标签，被认为对工作不够上心。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其背景和职场妈妈们的使用环境，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新形式。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美]凯特琳·柯林斯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

以下内容选摘自《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由于工作—家庭政策是向民众传递性别化信息的重要来源，既有可能抑制也有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或两者兼备），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对于妈妈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过去的十年里有一大批关注工作—家庭政策的跨国量化研究，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国内的生育率和女性的就业率。这些研究展示了工作—家庭政策对于女性而言既是帮手也是障碍。诸如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缩减工作时间等政策能鼓励妈妈们继续参与有偿劳动，因为完全离开职场显然会失去很多好处。这种劳动力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防止女性走“下坡路”，即由于家庭责任的拖累而放弃工作。公立或由政府补贴的托儿机构、照顾病患儿的带薪假、兼职工作也可享受全部福利待遇、带薪产假等措施，则在很多国家让女性更容易地维持就业状态。

然而，社会学家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和凯瑟琳·格尔森（Kathleen Gerson）提醒我们，很多这样的政策“恐怕会让以往的性别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我们已经知道在儿童福利较为全面的地方、在已婚夫妇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申报个税的体制下（在共同申报制度下，仅有一人挣钱的家庭模式获利更多，而一旦家庭中出现第二笔收入——基本来源于女性——他们则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金），妈妈们的就业率相对较低。当女性利用诸如减少工作时间、悠长的产假等政策时，她们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包括清洁、烹饪、洗衣、育儿等家庭责任的可能性也变大了。施行工作—家庭政策也可能导致工作经验积累不足、工作时长缩短、职业轨迹中断、薪资减少等后果，而所有这一切都会让女性的毕生收入和职业成就低于男性。

一项在20个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使用了包括产假等福利的女性有时候会被认为对自己的工作不够上心，上级主管在面对需要进行大量培训的岗位、有资历要求的岗位以及更为重要的管理层岗位时，会尽量避免招聘或者提拔这样的女性。这也意味着女性在这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竞争力更低。另一项在21个工业化国家进行的跨国研究中，社会学家贝姬·佩蒂特（Becky Pettit）和珍妮弗·胡克（Jennifer Hook）发现，兼职工作——使用这项福利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能够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但也会降低她们的职业流动率且扩大由于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此前提到的福利悖论并非虚言。其他的家庭友好政策，如弹性工作制、在家办公等，都意味着女性会减少在办公室中“露脸”的实际面会时间，这经常会导致她们的职位被认为是“妈妈岗”，在职场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这些政策或许因而成为一柄双刃剑，它们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其实施的背景和职场妈妈们使用的环境。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概念图

这些对工作—家庭政策的国际比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政策机制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但是，这类研究几乎全都以调查或者人口普查为基础。没有了职场妈妈们的声音意味着我们缺少了一部分关键信息。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政策对妈妈们的生活世界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我将展现这些政策并不一定能够达成它们预期的目的，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个间接过程。妈妈们使用政策、抗拒政策、应付或者试图通融政策，她们的做法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无法完全预料到的。我调查了职场妈妈们如何按自己认为可能的选择来安排生活，以及这些政策对她们而言为何既是约束又是机遇。

我的大部分受访者都可以利用远程办公之类的政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真的会去用，因为她们觉得不在岗位上“露脸”是有后果的。女性会担心自己的职位被认为是“妈妈岗”。布里吉特家有可以远程办公的设备，但她很少使用，因为她担心同事会因此觉得她对工作不够上心——尽管她每周要干满30个小时：

我并不经常远程办公，因为对我来说……大部分时候我会觉得真的到办公室去工作比较舒服，因为我可以待在同事中间——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什么的，别人会真的能够“看见”我。因为如果你本来就是兼职工作，然后你还远程办公三天，根本不去办公室，那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坐在家里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哈？她真的在工作吗？她真的在家里干活吗？”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实拍图

有两个孩子的记者妈妈索尼娅，她的经历也很相似。她是在开始利用弹性办公制度之后才发现自己和上司在办公室的时间经常是错开的。索尼娅的男性上司会在她已经下班回家之后安排会议，不能参加会议让她很是担心，生怕这会让她的同事觉得她对工作漫不经心。

尽管妈妈们对工作是勤奋、忠诚和热心的，现有的法令和工作—家庭政策并不足以保障她们在职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女性仍会感到自己因为当了妈妈而被人轻视，也因而对工作—家庭政策怀有矛盾的心态：它几乎肯定会为职场妈妈带来麻烦。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实拍图

妈妈们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第三种方法是重新定义自己眼中的成功，这往往意味着降低她们对自己、对事业、对家庭生活的期待。切尔茜说当她决定不一定需要在工作中表现得太过完美时，她突然觉得压力小了一些。秘书阿什莉是少数几个获得兼职工作的妈妈，她解释说：

别人会把有些工作叫作“妈妈岗”。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件坏事。你没办法样样都占全，至少孩子出生的头一两年里不行……工作和做妈妈都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得排在后面。我觉得从某些方面看，减少工作时间，暂时降低你的志向也是件好事……你想让事事都有条不紊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一些什么。

阿什莉觉得自己没办法全职工作的同时做一个她希望自己成为的妈妈。所以她选择换工作，说服自己妈妈岗也“不是件坏事”，因为“你没办法样样都占全”。她说：“这听起来胸无大志，但我觉得你不得不把自己对于成功的标准降低一些。”但是阿什莉也表达了对自己决定的疑惑：

在这儿，在华盛顿特区，我自己已经退出了竞争，但是真的还是有一大群成就很高的女性，如果你去想的话，她们会让你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情绪复杂……你可能会想：“我又成就了什么呢？”而且她们也有孩子……和这样的人一起喝着鸡尾酒聊天真是会让人自尊受挫。

阿什莉说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失落。尽管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她似乎也不确定自己的方式究竟对不对。

妈妈们承认会觉得愧疚，甚至在解释她们认为事业进步与当个好妈妈无法兼得时压低声音，仿佛在呓语一般。她们会在职场中“后退”和重新定义成功来适应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白人银行高管珍妮特已婚，每周工作45小时，她在公司的职位可谓显赫。但她解释说自己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原因是她选择先立业再成家，然后因为不能生育而领养了一个孩子。在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她的儿子4岁了。珍妮特带着我穿过办公楼的玻璃大堂，走进她设备完善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她儿子的照片，她书桌边的墙几乎被大幅照片填满了。我问她妈妈们是否有机会踏上事业巅峰，珍妮特停顿了一下，然后轻声说：“我不知道。老实讲，我觉得很愧疚，而且现阶段我在工作上也没有特别努力。能成就事业巅峰，又能同时平衡工作和家庭，有时间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定是非凡的女性。”我问她：“能做到这一切的女性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呢？”珍妮特又停顿了一下，能明显看出她在犹豫，然后她回答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或许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吧，或者我不认识这样的人。我这样说或许有些刻薄，不过我真的觉得在某些时刻，你只能二选一，在事业上全力以赴，或者全心顾家。”

从珍妮特的话中能发现她们都有“妈妈的战争”观念：好妈妈没办法在事业上走得很远，因为这样她们就连看看自己孩子的时间也没有了。在这方面，美国妈妈的想法与德国妈妈担心自己被叫作“乌鸦妈妈”很接近。不过大部分批评别人野心太大的德国妈妈自己都有兼职工作，因为兼职工作在德国要比在美国普及得多。

即便是已经身处高层的受访者，如切尔茜和珍妮特，也认为在工作上“后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能减轻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急诊室医生劳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你不能期望一切都做得完美。有些事情就是得放弃……我自己把对工作和家庭生活两方面的期望都降低了（笑），才觉得自己能撑得下去。这可不是说我不会再对工作或者生活抱着不好的感受——我仍旧时不时地觉得糟糕透了。”这种无可避免的失望在我采访的大多数女性身上都很明显。妈妈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她们无法摆脱对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抱有愧疚感。这种伤感也曾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妈妈的话语中，不过对德国妈妈而言在工作上“后退”意味着兼职。无论成为理想员工或是履行密集母职，都要求极高的关注度且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因此妈妈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这是很合逻辑的：妈妈们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美]凯特琳·柯林斯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

美国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获奖图书

公理商业图书奖铜奖作品

历时5年，135位职场妈妈

4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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