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长和港口跨国交易，切勿“赢了程序，输了战略”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简称：长和）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计划出售其全球港口业务核心资产，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

长和拟出售的43个港口覆盖亚欧美洲23个国家，涉及“一带一路”关键贸易路线及巴拿马运河战略节点。这一交易不仅关乎商业利益，更直接触及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核心。

在交易过程中，长和采取的策略也引发诸多争议。长和试图将43个港口拆分为“巴拿马两港”和“其他41港”，分别由贝莱德和意大利Aponte家族收购，意图绕过中国《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迅速回应，明确指出分拆后的交易仍构成对全球港口实质性控制权转移，这一做法无法逃脱监管审查。这种“分拆—重组”的手段，与高通此前规避审查的套路相似。

长和港口跨国交易牵动各方利益神经

从长和自身商业逻辑来看，此次大规模出售港口资产有着清晰的财务与战略考量。从表面看，这似乎又是一次“低买高卖”的资本运作典范，交易价值228亿美元，这一交易价格相当于港口业务25年的收入，商业套现与资产优化构成交易的核心动因。从战略布局上，长和系正试图从传统重资产的港口业务向5G通信、生物科技等高增长新兴领域转移，顺应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趋势，完成自身业务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长和港口业务利润率持续下滑，2022年利润率降至9%，已远低于集团其他核心业务。通过出售这些资产，长和可回笼约190亿美元资金，使其净负债率从23.6%降至18%以下，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负债水平，为集团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从美国视角看，控制全球关键港口是其“重振海权”战略的重要一环。通过贝莱德等资本巨头收购港口资产，美国可利用“长臂管辖”对中国货轮实施定向制裁，甚至通过征收高额靠港费等手段打击中国造船业与航运业。特朗普政府曾公开提议对中国船只征收150万美元的靠港费，这一计划若与港口收购结合，将形成“经济制裁+战略封锁”的双重打击。同期，美国海军宣布扩建巴拿马军事基地，距离运河仅8海里，更凸显出交易背后地缘政治的复杂与敏感。

从中国视角看，长和的交易可能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物流基础，甚至对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出口造成致命危机。交易中的焦点——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承载着全球6%的海运贸易量，中国商船货运量占巴拿马运河总运量的21%，涉及每年约2.3万亿美元中国货物运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咽喉要道。

若港口资产落入美资手中，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将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此外，美国已在多个关键港口部署监控系统，实时追踪中国船舶动态，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安全风险。

监管背后的风险考量与底层逻辑

这一交易因涉及战略性基础设施资产，迅速引发中国政府监管部门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3月28日启动审查，外交部更在5月6日明确表态，强调交易必须通过反垄断审查，且“未获批准不得实施集中”。

面对持续发酵的舆论压力，长和于5月12日深夜发布公告，强调“交易绝不可能在不合法、不合规情况下进行”，并将交易完成条件明确为三个核心要素：监管合规性、程序合法性、公司治理合规。该声明既是对监管关切的程序性回应，也透露出跨国企业在敏感领域交易中的策略选择——通过预设合规条件缓冲政策风险。

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到外交部的连续发声，传递出三重监管逻辑。

一是反垄断审查强化，明确禁止“任何方式规避审查”，体现中国对跨国并购的穿透式监管趋势。二是国家安全考量，外交部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暗示港口资产可能涉及地缘战略利益。三是市场公平导向，发言人指出“企业商业行为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划定资本扩张边界。

长和事件也折射出全球产业链重构期的典型矛盾——企业全球化布局需求与主权国家监管强化的碰撞。其启示在于企业需建立全周期合规管理体系，特别是涉及战略性行业时，应将政策风险评估前置。监管部门需要完善动态预警机制，对涉及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关键基础设施的交易实现早期介入。投资者应关注投资框架下的政策风险溢价，将监管合规性纳入估值模型核心参数。

长和的声明虽试图平息争议，但交易能否通过监管审查仍是未知数。中国反垄断机构已明确表示将依法审查，并警告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若交易最终获批，其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全球港口资产的连锁并购，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化退潮时代下的跨国经营启示

长和港口交易也为全球反垄断与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新案例。中国以法律手段介入，而非行政命令，与美国近年37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中企投资形成鲜明对比，树立了“规则优先于霸权”的全球范本，展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规则跟随者向制定者的转型。

从市场角度看，长和的交易可能加速全球航运体系的重构。美国若成功控制关键港口，将通过定价权削弱中国航运竞争力，甚至可能通过“灰色地带”手段干扰中国供应链。中国需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航运体系，减少对海外港口的依赖，同时加强反垄断与国家安全审查，防止关键基础设施落入敌对势力之手。

反观长和港口交易虽然创造了显著的短期财务收益，但公司未来发展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从业务重构到战略转型，从资本配置到地缘风险规避，管理层需要在复杂环境中做出系列艰难抉择。这一案例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兴衰，更为全球化退潮时代的跨国经营提供了丰富的战略启示，值得企业界与政策制定者深入思考。

长和需要建立更为系统化的地缘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而非仅依靠李嘉诚个人的"商业嗅觉"。在全球化退潮、民族主义崛起的时代，跨国企业必须学会在商业决策中更精准地权衡政治因素，这对以财务导向见长的长和管理团队提出了全新要求。

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的商业决策已无法脱离国家利益与地缘战略的框架。长和的交易若仅以“合规性”为盾牌，而忽视其潜在的战略风险，最终可能陷入“赢了程序，输了战略”的困局。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维护市场公平的同时，保障国家战略利益，将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