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选择：在非对称风险之下进行决策

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乔丹在NBA第二个赛季遇到了一个关键选择，他想要在脚伤康复期间回到球场上，但医生告诉他，如果他上场比赛，就有10%的概率再次受伤，从而危及其职业生涯。乔丹则认为，有90%的概率表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此，他的队医为了说服他，给了他一个选择模型，即给每一种可能进行赋值。对于乔丹来说，可以选择不上场，那么就错过了这个赛季，可以赋值为-10的收益；也可以选择上场，就会带来两种可能性——90%概率保持健康打完赛季，赋值100或10%的概率再次受伤，殃及职业生涯，赋值-2000。

按照这样的赋值来算，不上场的净收益就是-10，而上场的话，根据概率来算一个平均期望值90%*100-10*2000=-110，这样比较两个选项，虽然都是负数，但明显不上场的净收益更优，所以队医不赞同乔丹上场。

但乔丹认为健康参加比赛的收益应该是200，而受伤带来的职业生涯损失是-1000，所以上场最后的综合收益是90%*200-10%*1000=80，这样就高于不上场的收益，支持了乔丹上场的决策。最后乔丹还是回到了赛场，没有再次受伤，延续了他传奇的职业生涯。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回顾NBA当中的奇闻逸事，乔丹所面临的情况，反映出的是生活中非常典型的选择情形，只不过我们大多数时候不会把每一种可能性进行概率化以及对各种收益进行赋值。而且最关键的是，绝大多数选择，都不会像投掷硬币一样，正反面都接近一半的概率，更多的选择是其不同结果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异的状况，同时，不同的结果还对应着不同的收益，理解了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平时所能遇到的两难选择。

借用一个形象一点的词语来形容这种状况，可以叫作独立选择当中的“非对称风险”。这个词来自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著的《非对称风险》一书。这位作者也是研究不确定性的大师，其更被广为知名的著作有《黑天鹅》《反脆弱》《随机漫步的傻瓜》。

不过塔勒布所讲的非对称风险，并不是指一个人独立遇到的选择情况，而是指在某种交易或关系中,风险分布不均,导致一方承担的风险显著大于另一方,而收益却可能不成比例的情况。在现代社会，最显见的就是所谓的代理制下的那些专业人员和他们的客户之间，就是一种非对称风险关系，比如理财经理和他的客户。当然，很多服务性行业，甚至医患关系，也都是非对称风险，现行制度迫使医生将风险从自身转移给病人，或从现在转移至将来，亦或从较近的将来转移至更远的将来。

塔勒布对非对称风险的诠释从汉谟拉比法典说起：汉谟拉比法典的核心思想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建立对等关系，以防止有人转嫁隐藏的“尾部风险”。什么叫“尾部风险”？它其实是指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从钟形的概率分布图上看，就是靠近两端的极低概率事件。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直在对抗着非对称风险，在很多文化的遗留物中都能看到这些痕迹。比如汉谟拉比同态复仇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埃及记）；15世纪神圣正义法：爱邻如爱己（圣经中的利未记）；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以你不想被别人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金律：以你想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圣经中的马太福音）；普遍接受的法则：仅依据被普遍接受的法则行事（康德）。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很容易能看到参与和不参与风险共担的人，甚至还有那些愿意为他人利益冒险的人。

文明社会存续的根本有很多方面，但其中必然有一条是要构建风险共担群体，否则社会将会土崩瓦解。风险共担群体的定义是：某空间内存在一种机制，即别人会以你对待他人的方式对待你；该空间内还普遍存在一个规范，即个体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戒条来对待他人。

塔勒布举出了一个群体中的有趣例子：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共担风险，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终，整个群体都会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

比如对花生过敏的人绝对不能吃含有花生酱的食物，但不过敏的人却可以吃含有花生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航班上很少找到花生，而且美国的学校通常也不供应含花生酱的食物。其结果是美国孩子的消化系统长期处于没有花生酱刺激的环境中，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花生过敏的人的数量。

再比如家里的女儿是一个顽固的少数派，她只吃非转基因食物（或有机食品）。由于她的坚持和抵制，家庭的其他成员都被改造过来了，他们都只吃非转基因食品。当这一家子参加邻居的烧烤派对时，邻居为了照顾他们的偏好，不得不全部采购非转基因食品；接着，本地超市就会发现当地居民对非转基因食品的需求量增大，于是供应也会跟着调整。

伊斯兰教的两个非对称性，也导致了其不断的壮大：第一，根据穆斯林法律，如果一个非穆斯林男人娶了一个穆斯林女人为妻，那么他必须改信伊斯兰教，而且只要新生儿的父母中有一方是穆斯林，那么小孩就要成为穆斯林；第二，成为穆斯林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是最终的罪行，会被判处死刑。

抵抗非对称风险的另一个现代化版本就是公司的雇佣关系。“稳定来自个体行为的转变与顺从”。每个机构都希望成员失去一部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组织起来。把人组织起来有两个步骤，第一，以培训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心理操纵；第二，把他们拧在一起，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风险共担，让他们明白如果不服从组织权威，就会失去某些东西。

一个人被雇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服从倾向。

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若不像公司正是员工那样工作和生活，就会遭受巨大的痛苦，那么这说明他已经全身心地参与这个公司的风险共担了。作为回报，公司要履行义务，签署长期协议，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公司正式员工的工作，让他们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享受丰厚的养老金。理想的适宜被雇佣的员工，在公司内部的价值比其在公司外的价值更高，他们自己也在雇主那里实现了比在劳动力市场更高的价值。

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如果一个公司把全部业务外包给承包商，并且通过合同维持上下游供应链关系，每笔交易的磋商、议定和执行的法律成本和商务成本就会很高，这最终会侵蚀公司的利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雇用员工，由岗位职责明确的员工来处理每一笔交易，这样就用每月固定的薪酬代替了每笔交易的法律和商务成本。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上，信息随着价格变动而传播，市场力量由此引导各参与方逐渐趋于专业化。但是在公司内部，市场传递信息和配置资源的力量被削弱了，因为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效率改善，会被前述的高额交易成本消耗掉。于是，市场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体现了它的力量，即时常会促使公司保持一个正式员工和外包岗位之间的黄金比例，这样就在成本和效率之间取得了折中的平衡。

现代化大公司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形式令人非常惊奇。最好的努力就是你支付给他超额工资，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值这个钱，同时又很害怕失去眼前这一切。比如跨国公司的外派岗位。毕竟，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或没有什么，而是他害怕失去什么。你在意的潜在损失越大，你就越脆弱。

生活是需要付出某种牺牲和承担某种风险的。只有承担了风险并做出了牺牲，那才是你的生活。如果我不承担风险（而且有时候这些风险还是不可逆的，带来的后果是不能修复的），我就不能真正在实践中探索和前进。

也正是如此，对共担风险的追求，让我们对不平等有了明确的情感倾向。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人们容忍的不同平等，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和那些英雄人物的远见卓识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比如爱因斯坦、达芬奇，人们不难发现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另一种是人们难以容忍的不平等，因为那家伙看起来就和你差不多，但是他会操纵系统牟求私利、寻租、获取不正当利益。

我们都希望彻底铲除那种因为转嫁风险而获益的不平等，同时愿意奖励那些坚持对抗不平等的人。比如两个医生，一个外表干练，戴着金丝边框眼镜，体型匀称，双手精致，举止优雅。另一个看起来像屠夫，身材肥胖，一双大手，谈吐粗俗。选哪一个？后者可能更好，因为时间和现实联手过滤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时间和现实并不在乎长相。后一个医生不像是干这一行的，却又在这一行干了很长时间，这说明他需要比别人克服更多困难。

每个难做的选择背后，都隐含着不同选项的不对称风险。而每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关系当中，也都多多少少参杂了非对称风险，或者是理财代理人只赚不赔的推荐，或者是过于承担风险的母亲，剥夺了孩子体验人生的责任。人生，就是一场冒险，如果不去承担适当的风险，就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活过。当然，识别出风险中的非对称性，就成了这个冒险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此之下，我们才会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英雄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