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为何盛产大师？

鱼子

民国是一个特殊年代，在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遍地饿殍，积弱多难。但是就在那个年代，大师辈出，灿若星辰。笔者读历史，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人文轶事，传说趣闻，真是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看后掩书长坐，心中顿起波澜，长久不能平复。

王国维、辜鸿铭、蔡元培、梅贻琦、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刘文典、李宗吾、鲁迅、老舍、林语堂、梁实秋、臧克家、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丰子恺、林凤眠、丁聪、熊十力、梁漱溟、金岳霖、张君劢、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朱光潜、胡适、翦伯赞、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沈钧儒、史良、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徐志摩、聂耳、苏步青、洗星海、茅盾、曹禺、叶圣陶、田汉、巴金、柳亚子、张恨水。。。。。。一个个个性鲜活的人物，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一个个可以立碑写传的大师时不时从我心头飘过，为何民国生产大师？

一、历史积淀的缘故

一个社会禁锢人的思想久了，就会有一次爆发。就像我们历史一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社会的动荡造成人的思想活跃性高度发达。

第一次国家文化高潮是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诸子活跃于各个诸侯国，推广自己学说，广开门第，中国文化大放光芒，以至于到现在竟然没有超越前人的思想著作，现在我们只能拾前人牙慧，排列字符，“可叹前人模写尽，吾等只能苦读书”。

第二次就是两宋时期新儒学“理学”的诞生，促进了“儒、释、道”三者相互交汇，可以称得上文化复兴。两宋时期刚结束晚唐诸侯割据，政府偏安一隅，“四大发明”除造纸外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是宋朝时期发明和改进的。

第三次，笔者认为就是经过明清以后，民国时期达到了又一次高峰。这期间，也许汉唐人会说是鼎盛时期，但是从整体来看，文化并没有达到活跃爆发的状态，汉赋唐诗只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高度是有的，但是只是点而不是面。总体来看，大师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一个禁锢已久从而得到一个释放的结果。

二、干政者不干预原则

三次文化大爆发，都是和管理者不干预有着很大的关系。春秋战国，诸子四处游荡，孔子周游列国签字卖书，墨子兼爱当义务志愿兵，老子庄子谈养生，孙子兵法成了精。。。。。。，各个诸侯国也是靠笼络人才才能富国强兵，称霸中原。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人才总体是不干预，也没有户籍限制，更没有学历头衔一说。

两宋时期更是一大奇葩，统治阶级都世代一致尊奉开国皇帝赵匡胤立的密碑，碑文云：“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纵观历史，唯只是宋朝基本没有杀过文人，而只有流放。这是赵匡胤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二百年间战乱频仍的历史经验以后，所作出的英明决策，也是其高瞻远瞩之所在。此誓造就了辉煌的文化复兴。

民国时期也由于政府尊师重教，不干预学术自由。以至于北大清华各色大师群集荟萃，有满清遗民，归国学者，村野草民，思想碰撞，火花四溅。笔者说两事以证明政府对待文人的态度。一是著名文史家刘文典，当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让其交出学生共产党名单，严惩罢课学生。

刘文典对之曰你带好你的兵，我管好我的学生。继而两人拍桌大骂，一说“你是学阀”，一说“你是军阀”，蒋介石怒不过扇了刘文典两个耳光，据说刘文典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肚子上。最后也只是以“治学不严”罪名关押七天赶出安徽，没有上纲上线。

其二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国破家亡之际，民国政府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决定普及义务教育，用贷金制度为教育兜底，全面实行公费教育！

（刘文典）

三、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

历数三次文化得以鼎盛，归结于学者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完全在没有既定环境下的闭门造车，也没有既定方向之南辕北辙。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都是割据混战，各种力量对立，从而为思想学术创造了一片自由的空间，言论自由、著述自由，人们依靠自己的判断去选取自己喜爱的学说，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论点。没有干预，没有打击，只有争辩，只有痛斥，在辩论中成长，在竞说中发展，同时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论述，从而造就了一批批震铄古今的大师！

四、治学严谨，爱惜羽毛

能称得上大师，都是治学严谨，用功钻研，造诣颇深。民国时期由于国家孱弱，不少人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真正的爱国爱家，抛家舍业，只为学到技术和学识，报效国家，富国强民。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操，使得大师们一切都是为了传播知识，造福大众。

他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不随便吹嘘，不肆意炒作。对于自己的著述，有着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治学考证，实地考据，史海探索。不道听途说，不闭门造车。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例子，不少大师为人清高，不卑躬屈膝，不趋炎附势，坚持学术之独立。再看看现在某些所谓的大师招摇撞骗，四处吹嘘，抄袭造假，溜须拍马，实为没有脊梁的丧家之犬。

五、知识匮乏，人才偏少

在民国时期，全国识字人数较少，文盲极多。以至于知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鹤立鸡群，从分母分子来说相对容易出人才。由于西方知识的涌入，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较快。一些理论得以全面的系统的搬到国内，而这些也是西方多年的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在民国时期大放光彩也不为过。

在当下，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技术和知识。其实我们也是人才辈出，只是分子较多，难以显山露水。大家水平相当，都是以前那一套，创新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出不来大师。

六、教育自由，高逼格待遇

在民国时期，教育自由，招生自由，学术自由，公立私立学校并举。教育是立国之本，政府重视，大力扶持，没有从制度上限制，只有在财力上的全力供给。教育作为一个强国之路，是终极目标的实施手段，而不是制度体系下的运作体制。

在民国，教授没有级别，只有待遇上的不同。而当时教授的待遇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同一个时期教员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资是每月银元8元，虽然这个工资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资了，可是比陈独秀的工资却低了50倍。而陈独秀的工资相当于教育部长。

再举一个例子：鲁迅1913年1月薪俸220银圆。1916年1月（教育部科长）薪俸300银圆。191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合买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宅院，4000银圆（一说为3500）。一套典型的三进大四合院，21间坐北朝南的正房，另有几间厢房。

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再购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即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小四合院，占地400平方米，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东西各两小间厢房，耗资800银圆，加上改造维修不超过千元银圆。

高逼格待遇造成了教授不需要卑躬屈膝，不需要拍马溜须，完全可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七、教育没有纳入行政序列

在民国了，教育纯粹就是教育，没有行政级别一说。只有教育部很少的行政人员，而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是完全独立的。也就是说，只接受财政补贴，不接受行政管制。一切以教育文本，而不是繁文缛节，会山会海。没有搞评选，没有近亲繁殖，没有一言堂。

在那时，没有教育产业化，而只有教育举国化！一切以兴盛国家，开化智民为宗旨。教育不是创收单位，教育不是盈利场所。往往大学校长为了职员工资到处奔波，但是不会听命于资金捐助者。

在那时，教育机构不会办公司。而那时，公司已经在全国各地兴盛起来，教育不为所动。在那时，学术败坏，名誉扫地是多么可耻的事，任何一个爱惜羽毛的教授都不会做抄袭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

在那时，全部公费，学生不必为学费发愁，只为了如何学好发愁。在那时，不必什么专业都学英语，不比什么都考英语四六级。在那时，没有什么政治课，只有思想道德教育。在那时，校长不是省部级，不是市局级，不是县科级。今天在位，为学校服务，明天走人，可能要再谋职位。不是终身制，不会因为入选“院士”一辈子吃老本，一切都看你的才干，唯才是举。

在那时，教授可能没有文凭，教授可能是农村孩子自学成才。在那时，教师不要求必须博士毕业，不要求有研究生学历；不要求你在什么刊物发表过几篇论文；只要你是真才实干之人，真知有用之人。而不是如今拿着不值钱的博士文凭，做出来不值一文的博士论文，或者抄袭造假，在没人知道的刊物上发表几篇豆腐块就可以评定职称，骗取研究经费。而不是相互吹捧，近亲繁殖，挤进院士之门。

综上所述，民国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大师，以至于光芒万丈，令我们黯然失色，他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必然。也许有人说，民国时代不是你说的那么好，还有很多腐败污秽之处。

是的，这话不假。我承认，如果让人们选择一个时代，那么人们不会选择民国时代。那时候有太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政治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民国时代为何出了那么多的大师？而我们现在却有不少名实不符的“大师”。

我议论的焦点是如何才能在我们时代尽量能出几个大师，所以对当时的教育反面论据不予谈论，而只是写出有借鉴意义的论据，能够振聋发聩，能够抛砖引玉，那就是我的目的。

有时候我想，何时能够不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那么，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文化复兴和强国之梦就不再是梦想。

2016年8月10日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