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的老父亲，为子守墓20多年的惊天秘闻背后

建党百年，追思溯源。

多少往事拨心弦，唯有初心永不变，照亮了人间......

有这样一个关于共产党人、关于老父亲的故事，虽今天鲜为人知，却打开历史的尘封，至今读来，依然感人肺腑，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一位离家许久的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那一年冬天，突然偷偷回家，对着老父亲，说着一些让老父亲听不懂的话与嘱托，要他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一包东西，一定要妥当收藏好后，便匆匆消失在漫天寂夜中......

老父亲惊恐未定，只是记住了一句“儿子是共产党人，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到来”这样的话。

而儿子再三叮嘱他保管好的这一包东西，老父亲知道，这一包东西的重要性，事关儿子性命，甚至是全家人的生死，老父亲细思过后，决意替儿子保守着这一惊天秘密。

如何收藏好这包东西，老父亲煞费苦心，一开始老父亲把这包东西放在了自己的被褥里。第二天一早，儿媳妇晒被子的举动提醒了他：放在被褥里太不安全了。

他尝试过把这包东西放在牛棚草垛里，可转头瞧见吃草的牛，觉得不妥；他又想到了把这包东西放在地缝砖头里，可抬头看见阴霾的天气，担心天一下雨便把东西淋湿了，也觉得甚为不妥。

最后，老父亲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为儿子立了一座墓，碑文上刻着儿子的名字，只是将儿子的名字隐去一个字，然后将那一包东西用油纸精心包好，秘密藏进空棺。他为什么想到这样的办法呢？

原来，他知道儿子现在被政府通缉，长年在外未归，可以音信全无，加之儿媳在外也已过世多年，于是老父亲借保管东西之故，“瞒天过海”为儿子及他早逝的妻子修一座合葬墓穴，正好不被怀疑。

从此，这位可敬的老父亲，风里雨里，开始为儿子“守墓”，以防儿子遗留下的那一包重要东西被人盗走。可谁知，老父亲这一守，一下子竟守了20多年，当年急促而去的儿子，也从此一去未复返，生死两茫茫。

如今，这个当年老父亲为儿子“假立”的空墓，还依然耸立在浙江省宁波市霞浦街道霞南村的长山岗上，泣诉着当年父子那一段深情......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为什么他与老父亲临别之前再三叮嘱的那一包东西如此重要？竟然可以让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偷偷带回来让老父亲一定要妥当保管好它？否则对不起死去的同志。

他就是共产党人张人亚，老父亲是张爵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时空，将目光定格在故事主人公身上，详细了解他那光辉的一生，让我们在革命先烈不凡事迹的感召中，身心得以启迪。

一、党龄与党同岁的人；

二、党章守护人。

一、党龄与党同岁的人

张人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被誉为党龄与党同岁的人。

在浙江宁波镇海的霞浦镇（今属北仑区），有一座规制尚称阔大的张家祠堂。1898年5月，张人亚就出生在这座祠堂后面的一所宅院内。

其父张爵谦，性格敦厚，将这个排行老二的儿子取名静泉，谱名守和。而张人亚之名，是他参加革命组织后，自己改的名字。

张爵谦夫妇靠轮种族中几亩祭田和兼做厨师，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生活拮据。但他秉承耕读传家的传统理念，依然设法让子女都能读书识字。幼时的张人亚，就被送到其堂兄张范和开设在张家祠堂的霞浦学堂就读。

堂兄先生对这个小老弟极为欣赏，于是劝说叔父张爵谦应该让张人亚去镇海县立中学深造。张爵谦受到鼓舞，想方设法送他上了这所中学，遂把兴家旺业的希望放到了他的身上。

1914年，年仅16岁的张人亚初中毕业，经亲友介绍去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老宝盛（恒记）银楼当学徒。期间，张人亚同顾玉娥结了婚。几年后，顾玉娥因病去世，并没给他留下一儿半女。从此，张人亚孤身一人长住上海，很少回宁波老家。

张人亚在上海时期，脱胎换骨，俨然长成为一名革命者。

1921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张人亚以工人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即使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

1922年5月，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执行委员会三个执委之一。同年9月，他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这次罢工运动自10月7日开始，发动了上海所有银楼共2000多名工人参加，在上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罢工前后持续了28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工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已经使工人群众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多改善，而且还迫使资本家同意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可以说是一次胜利的罢工。

纪念中共二大召开九十周年的历史文献纪录片《1922 指路明灯》指出：“这时的张人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勇敢无畏的中坚分子”。

1923年5～9月，张人亚任上海团地委书记。在此期间，他作为上海团组织的代表，出席了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的团二大。

团二大结束后，由于青年团全国大会的延期和上海团地委的届期已满，1923年9月9日张人亚以团上海地委书记名义向团中央提出上海团组织改组问题的请示。

张人亚对团上海地委的工作，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在他任期里，上海团组织的工作逐渐规范，团员人数也有较大增长。

1923年11月，张人亚与其他两名俱乐部执行委员一同被资本家开除，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也被反动当局取缔。上海党组织安排张人亚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随后又在工人组织的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在张人亚等人的努力下，原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改名为上海金银业工人互助会，继续开展活动。

1923年9月27日，张人亚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小组组长。1924年1月，张人亚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秘书兼会计。

1924年3月，根据组织的安排，张人亚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此时，他在文章中这样表达心声：“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1925年，国内“五卅惨案”发生，形势急剧变化，革命斗争急需干部，张人亚奉调回国。回国后，8月间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又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6年初，他又改任浦东部委组织部主任，6月还兼任宣传部主任。

1926年9月，党组织再派张人亚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深造。然而，当他抵达海参崴后，因被检查出患有沙眼，而沙眼当时被列为眼科传染病，被通知不准入境。无奈，他只得留下来治疗。

正当他在边境滞留治眼疾之际，1927年初，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需要干部，张人亚又奉命回到了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并参与筹办了《平民日报》。

《平民日报》载有上海及国内外的新闻时评等内容，短小精悍，每期出7000字。它与《快报》、《上总通讯》等报刊的宣传，为上海工人大罢工和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政府，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1927年，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大批的党员与革命群众被杀，大革命堕入低谷，于是有的人变节，有的人逃跑。但依然有人坚定在信仰共产党，恪守党的要求，暗暗抗争，张人亚就是其中的一个。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张人亚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是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担负党中央系统（包括党报、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军委、妇委、兵委等机关），以及党中央系统外的机关（包括工会、共青团、互济会和江苏省委）的联系沟通。

在这危急关头，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想到的是，他手中掌握的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如何保存。

他最后，决定涉险，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带回老家去，托自己的才父亲代为保管秘藏。

二、党章守护人

1927年年末的一个午夜，久未回家的张人亚，带着一包东西，悄悄地回到了霞浦老家，与老父亲秘密而又急促地相商着事情。当把事情交代完以后，他没来得及与老父亲好好团聚一下，便又趁着夜色返回了上海。

张爵谦老人虽然并不懂得儿子交待的事情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一定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然儿子不会说，这包东西比他的命还重要。于是他绞尽心思，才精心设计出了，文章开篇那一段，父亲为子守墓的惊世举动。

值得一提的是，张爵谦老人，虽然是个普通贫苦的老百姓，但他明辨是非，在拥护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过程中，也曾以带头剪辫子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对革命的支持。甚至后来对于张人亚在上海搞工会、发动罢工斗争等行动也表示赞许。

由于事关重大，张爵谦老人一个人苦苦地守着这个秘密。而这一守，就是整整20多年，直到全国差不多都解放了，依然没有等来儿子的任何消息。

1950年，张爵谦老人让家人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毫无回应后，考虑到自己年届八旬，他决定把这包珍贵的东西，从衣冠冢内取出，嘱托三子张静茂将其上交党组织。

这批由张家父子保护下来的珍贵文献，其中多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取出来，交给三儿子张静茂，让其交给国家。

可怜的张爵谦老人，直到1956年病逝前夕，也没有等来日思夜想的儿子消息。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老人家与他的儿子一道，做了一件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极为了不起的大事。

张人亚用生命守护的这批珍贵文物，如今大部分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

其中，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就是这批珍贵文件之一，现存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该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现存世仅有11本，张人亚完整地保存了两本，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还包括《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会之建设》、《李卜克内西纪念》、《列宁传》、《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珍贵书籍，其中20件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另有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20件，未评定的珍贵藏书2件。另有一般文物17件。

据霞浦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童思琪说，张人亚和他父亲保存的最珍贵的就是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了，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因为特别珍贵，是孤本，所以不作文物等级评价。”

此外，《共产党》月刊，该月刊自1920年11月创办，到1921年7月被迫停刊，总共出版6期，张人亚完整保存了六期，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2001年，中央档案馆把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两个文件，作为珍贵档案，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用的底本就是张人亚的珍藏本。

截止2018年3月，已发现的张人亚秘藏的珍贵文物共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未评定的珍贵藏书2件，为我党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正如原龙华烈士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王菊如评价的那样，“张人亚收藏了革命文献，革命文献也收藏了他。”

泛黄的书页，记载着历史，也传承着一名共产党人、一个家族至死不渝的革命情怀。精神可谓感天动地，倍受震撼。

弄清了张人亚舍命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资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张人亚去了哪里？生死未卜，他离开老家后到底经历了什么？

原来，后来的张人亚，革命履历尤其光荣而又伟大。他真正做到了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对党、对革命的铮铮誓言。

1928年4月，接替被捕牺牲的张宝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主任。张人亚在任期间一次次完成了传递文件和情报的任务，并且组织、管理好了内部交通网，为保证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及党的文件书报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9年7月，张人亚受命去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芜湖，以开设金铺为掩护，为中央筹集、转运经费和物资，张人亚做得很出色。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他被捕后写的自首书中有一段话，无意中披露了张人亚在此间的工作业绩：

赤区（按即苏区）接济者：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按即王明）做老板——现由廖成云（按即陈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1931年初，张人亚奉调回上海，出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

同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指导安徽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张人亚奉调于同年底到达瑞金，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一起工作过。

当时，长汀有一家被毛泽东称赞为“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的毛铭新印刷所，就是在张人亚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绩。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邻近的闽西长汀检查工作。张人亚痼疾发作而病逝，年仅34岁。

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其机关报《红色中华》第46期上专门刊发悼文，沉痛悼念张人亚。悼文简要叙述了他的职务、死因和革命经历后，对他作了高度评价：

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作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至最后病死了。

悼文称张人亚的死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悼文最后号召革命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遗下的任务”。

张人亚已逝，但他的名字、他的非凡事迹，却镌刻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光辉册页上。他秉持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初心和他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愿他的“一人守护”的精神、可以让后来的人们，自发感染到：百人传颂、千人铭记、万人践行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

江南少俊志犹匡，赤胆忠魂护党章。

倘若韶年天假予，功勋再迈古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