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六多”将军不简单，毛主席竟是他唯一的单线联系人！

他是一个传奇将军，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称他是“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的“六多”将军。

他的真名如今已少有人知，而他的化名却如雷贯耳，广为传颂，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单线联系的超级特工，他的化名，也是毛泽东给起的。

他就是范明少将，原名郝克勇。

范明

• 在父兄的影响下，他投笔从戎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出生，陕西临潼栎阳郝邢村人。

他的父亲郝鹏程出身行伍，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军中担任特种兵营长，与杨虎城、赵寿山是世交的弟兄。

郝家是当地耕读世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从小范明就被送进私塾饱读诗书，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后，他又进入西式学堂学习。他学习能力超强，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无师自通，13岁时就可以免费给百姓把脉开药方，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文学水平更是超一流，无怪乎，彭德怀赞誉他是“军中翰林”。

父亲的耳濡目染，给他种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而哥哥的言传身教则最终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哥哥郝克俊在保定军校读书时，结识了邓小平。在小平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后，他经常给弟弟讲述革命道理。

1929年，范明跟随哥哥郝克俊来到上海，进入建国中学上学。1932年，18岁的郝克勇考入复旦大学修习哲学和中文。不久，淞沪抗战爆发，像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们兄弟都加入了十九路军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范明茁壮成长，当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5年，范明又进入国民政府盐务税警官佐学校进修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天柱县当了盐务税警分队长。在稽查盐税时，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坚决查封走私盐船。谁知，走私盐背后的大老板是国民党要员、湖南省主席何健。何健恼羞成怒，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报复，西安事变后，范明就被安上了“小杨虎城”的名头（他父亲与杨虎城是把兄弟），被迫返回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作为学霸的范明又考入了国立东北大学西安分校政经系继续学习。在此期间，他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夏艺学会”，自任会长，后到安吴青训班学习，毕业后，他就投笔从戎。

• 他成了主席的唯一单线联系人。

1942年11月7日夜，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他的电报：

勤兄:
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
弟公叩虞辰

电报中的郝克勇就是范明。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同郝克勇一谈？为什么还要通过赵寿山传话？

我们从头说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缩编为三十八军，下辖两个师，赵寿山任十七师师长。

赵寿山

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间，十七师1.3万余人开赴保定前线，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赵寿山临危不惧，亲率官兵与日军血战十五昼夜，重创敌军，使娘子关正面阵地巍然屹立。最终全师1.3万之众，只剩下2700多人。

三十八军由此一战成名，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关注，他决定要下一盘大棋。

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中共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建议赵寿山率部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的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补充整训。

12月，赵寿山回西安时秘密来到延安，毛主席亲切地会见了他，给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回到西安后，赵寿山即成立了十七师教导队。

1938年2月，范明（郝克勇）青训班学习结业，考虑到他的父亲与杨虎城、赵寿山是世交的弟兄，便于做统战工作，于是，周恩来就派他到十七师教导队任政治教员。同年3月，由李慕愚、李森（梁励生）介绍，范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蒋介石把三十八军扩编为三十一军团，由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当军长后，政治教导队随即升格为军教导大队，入党后的范明（郝克勇）也由教员升为大队政治指导员，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工委委员，1943年升为工委书记。

从此，他成了一名党的秘密特工，开始了他策反38军的漫漫征途。

来到三十八军军后，他利用《新华日报》《大公报》以及新华社的消息、社论在军中进行宣传活动，很快，他就凭借其出众的能力和为人，得到了军长赵寿山的赏识和信任。鉴于赵寿山积极要求进步，一心向着共产党，范明（郝克勇）也毫不隐讳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赵寿山的支持下，范明在三十八军中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大力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党员。

1938年8月，三十八军夜渡黄河，开进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山脉，长约三百余里，是黄河的一道天然防线。为了在对敌长期斗争中取胜，赵寿山当年冬天便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举办了干部培训班，改造旧军官，培养新干部。

据统计，在范明（郝克勇）的帮助下，从1938年2月到1944年4月，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为革命培养了1500多名有文化、年纪轻、思想进步的抗日干部，其中发展中共党员500多人。这批干部，不但对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发展壮大、部队的政治改造和战斗实力的增强，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以后三十八军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点，尤其在中条山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两年四个月的时间里，日军为拔掉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先后发动了11次扫荡围剿，但是始终未能拿下中国守军，跨过黄河对于日军来说始终是一个梦。为此，他们不禁哀叹：

“中条山盲肠炎，红鼻子将军赵寿山，宁打中央军一个团，不打三十八军一个连”。

由于三十八军与中共走得太近，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七路半”，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

1940年10月，蒋介石下令调三十八军开赴河南，同时，密令卫立煌调查38军通共的事情，老蒋还给了卫立煌一份名单，让他将名单上的人都抓起来押送重庆、洛阳劳动营受审。

好在赵寿山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让范明以生病的名义离开部队，五个月之后才回去。

不久，中条山失陷。

赵寿山深感国共合作无望，他也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嘴脸，更让他认识到了中国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两年来，他一直在痛苦中煎熬，正当他绝望之际，1942年11月7日夜，赵寿山突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给他的电报，要郝克勇到延安汇报工作。

郝克勇来到延安后，先向西北局的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做了初步汇报，紧接着毛主席又多次听取了他的汇报。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每个细节，特别是以赵寿山将军为首的上层统战对象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态，并对三十八军工委每一个主要党员都做了详细的了解。

当郝克勇向主席汇报赵寿山要求入党后。主席非常高兴，并说这是统战工作取得的成效，并愉快地批准赵寿山为中共特别党员。

就在最后一次交谈时，毛主席谈到了他在三十八军中的安全问题。他问郝克勇舅家姓啥，郝克勇回答姓范。主席便说为了便于开展隐蔽工作，以后就叫范明，意为我们的前途定然是一片光明。他还告诉范明，以后有事直接和自己联系，自己就是他的“直属上级”、“唯一上线”。

从此以后，范明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解放后，范明曾经申请改回原来的名字，毛主席很认真地告诉他，范明这个名字现在名扬中外，还是不改好。

1943年春，范明从延安回到了三十八军，向工委和赵寿山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赵寿山送蒙定军到国民党陆军大学“深造”，工委书记由范明担任。这时这支队伍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的进步军队。

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将官团受训，次年3月，又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的伎俩，调其到胡宗南控制下的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空头总司令，同时，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长，实行其“偷梁换柱”、“分编遣散”阴谋。

赵寿山离开部队后，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在范明的策划下，三十八军十七师2300人遂于河南巩县起义，回到解放区，后来以此为基础，组建了西北抗日民主联军三十八军。

1947年3月，赵寿山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7月3日通电全国起义反蒋。

这些起义范明功不可没。

1944年，范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离开三十八军来到了延安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中央组织部号召干部去东北工作，范明报了名，正办手续时，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张德生通过中央组织部，将范明调到西北局统战部任处长，负责进行西北五省以及河南和川北国民党控制区中共地下组织的布点任务。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一手建设了100多个据点。

范明

此后，范明先后参与策划了横山起义，参加了解放西安、兰州，宁夏、新疆等战役，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 彭总令“范大人”领兵进藏

1951年5月的一天，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兴奋地对范明说：

“和平协议签订了，你带部队进藏可是彭总推荐、毛主席亲定的啊!大胆去干，不要缩手缩脚。”

带兵入藏，这也成为了范明戎马一生最宝贵、也最值得夸耀的经历。

那么，为什么彭总和主席都认定他呢？

这里面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开始，毛主席有意让西北军区从青海入藏，“担负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责任”。

当时，范明正在西北军区工作。因为他是东北大学政经系的高才生，彭总很赏识他，虽然自己比范明大16岁，但平时却尊称他为“范大人”。

“范大人”先后担任过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当时，联络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第一项紧急任务就是，“把争取和团结班禅的工作做好”。

1949年8月，范明就开始了与十世班禅的交往，他多次派人前往青海塔尔寺，做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的办事机构）人员的工作，通过他们再做班禅的工作。

在范明他们的共同努力，1949年10月1日，11岁的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表示拥护中央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随后11月，彭总就又派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根据他的调查报告，彭总估计，这至少需要两年的准备时间。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策划“西藏独立”，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形势迫使毛主席最终在1950年9月做出把进藏的艰巨任务调整给了刘伯承、邓小平：

“以西南军区为主，西北军区为辅”。决定十八军为进藏主力，同时决定与西藏接壤的青海、新疆、云南，也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进兵。

此时，青海这一支部队到底派谁去？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1950年9月下旬，彭总从新疆返回兰州，范明去机场迎接。一见面，彭总就限他“一个星期内到新疆上任”，“担任迪化（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兼市长”。

范明二话没说，当即着手交接工作，准备出发。

不料，几天后，彭总又对他说：

新疆你不要去了，准备进军西藏。

范明再次二话没说，把任务接下来了。

不料，10月7日，西南军区发动了解放昌都战役，此次战役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气焰。

到了10月下旬，范明又接到通知：

“西藏不去了，随彭总去抗美援朝。”

范明又二话没说，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可没几天，范明再次接到彭总和西北局的通知：

“不去抗美援朝了，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

一个月内，四次变换任务，两次与进藏有关，可见彭总对进藏的重视和对范明的器重、信任。

1951年2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范明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当年3月，在青海塔尔寺，范明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班禅大师，自此，他成了班禅的半个汉文老师，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见面，班禅向范明提出了两个希望：

一是希望早日实现返藏，二是希望进京向毛主席致敬。

范明（左一）与班禅合影

1951年4月19日下午，范明陪同13岁的班禅启程北京。“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

为此，周总理对范明的工作非常满意，握着他的手说道：

“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此时，西藏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范明全程参与了谈判。这次会面，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奠定了基础。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

1951年8月22日，范明率领青海这一路的部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进军西藏。这支番号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的进藏部队，担负着进军后藏的任务。后藏与班禅的历史渊源深厚，因此，尽管独立支队仅有1100多人进藏，但责任一点也不轻。

这次进藏，他们选择的是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藩古道，虽然只有2000公里，但其中的艰难、艰辛和艰险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

这支1100多人的进藏部队，其中就有女同志近100人，范明的夫人梁枫就是其中的一员。

别离是痛苦的。本来革命胜利，范明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们只好告别了四个孩子，当时最大的4岁，最小的1岁多，而且此时梁枫还怀有身孕，为了保住孩子，她甚至连骡马的安胎药都吃了下去。

在高原行军，前途未卜，生死难料，高反、暴雪、涨水、地震、缺粮……困难接踵而来。

8月，是青藏高原最美的季节，部队的情绪很高。但仅仅过了几天，“歌声就听不到了”，别说人了，马都走不动了。来到海拔5200多米的诺木岗山时，看似纯净的阳光灼得人脸面刺痛、稀薄的空气似乎要完全窒息大脑，强烈的高原反应更是让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好一阵子。

闯过诺木岗，危险又在眼前。

沼泽夺走了20多人的生命，又损失了400多头牲口。接着，又遭遇了暴风雪，横在面前的通天河河水暴涨，部队无法前进。

半个月里，寸步难行。可屋漏有风连夜雨，粮食又出现短缺，而在世界屋脊，空投无法实现。

出于现实考虑，上级也很开明，“如果难以渡过，就停止进藏，部队返回。”

但革命军人丢不起这个脸，他们“人员减粮、牲口减料，勒紧裤带”，在抢渡通天河的15个日夜里，独立支队牺牲了8人，终于渡过了通天河。

最难的还是过6000多米高的唐古拉山。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能不能到西藏，就看能不能翻过唐古拉山。”

史载，清代“西安将军”额伦特和马步芳曾率军队，多次想从这里通过进入西藏，结果大雪封山，全军覆没。

但是，范明率领的部队，在经过七天七夜与大自然和自我意志的坚强抗争后，终于翻过了天险唐古拉山。

幸运的是，就在他们午夜时分刚翻过了唐古拉山，突然一阵巨响，天摇地动——唐古拉山发生了八级地震，幸无人员伤亡。

毛主席接到地震电报的那天夜里，当即作出指示：“要他们快转移，能跑出多少人是多少人，别包了饺子!”

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穿越唐古拉山的队伍。

1951年11月27日，西北进藏部队十八军独立支队，在没有足够的保暖工具的情况下，耗时4个月胜利到达拉萨。12月1日，同从四川入藏的十八军主力胜利会师。

独立支队到达拉萨前，遇到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天空同时出现了太阳、月亮、星星。这本是一个天文现象，但笃信宗教的西藏人把它当做“神意”，视解放军为“神兵”，前来迎接部队，献上哈达。范明趁此机会，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十七条协议”的宣传，效果还真好。

进藏后，范明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

在西藏工作的八年里，范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主持制定的《关于统一西藏方针问题的意见》成为开展民族自治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创造性文件。

在修建青藏公路这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上，他也居功甚伟。1954年1月，他和慕生忠将军呈送的关于修建青藏公路的报告，得到了总理周恩来的批准，使具有战略意义的青藏公路顺利修建并通车。

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范明被错误批判，投入秦城监狱13年，又在大荔农场劳改多年，前后长达22年。

在受难期间，他并没有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而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被强制劳动改造和蒙冤入狱后的二十多年里，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仅剩下当年毛主席亲自赠送给他的那些中医书，没人敢收而得以保留在身边。恰巧，他自幼就学过中医，还为父亲治疗过癌症，在西藏工作期间，他又接触到了藏医，于是，他再次潜心研究中医，结合多年的经验，为身边的百姓治病，解除了他们的痛苦。

晚年他还写了历史剧《司马迁》。

晚年的范明

1980年，中央对范明进行复查，给予平反。此后，他历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第四、第五届副主席。

2010年范明因病去世，享年96岁。

纵观他的一生，李维汉给的“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的“六多”评价，无疑是他光辉而曲折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