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自秦代开始，后世的历朝历代统治者，虽然在行政机构和政治制度上不断改革，但从本质上来说，似乎都在沿袭着秦朝的制度。所谓沿袭秦制，并非不加创新，一味地沿袭着秦朝的各项制度，更多的是沿袭着统治者的治国理论和基本思想，即在建立怎样一个国家，如何统治自己的臣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等方面的思考大同小异。所以在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里，制度虽然不断地创新，但是目的似乎都是大同小异。
如果说秦代之前的夏商周时代，国家统治者更多的是依靠宗族血缘，依靠着分封制度，建立起一个以君王为中心，以诸侯为附属，天子与诸侯（贵族）共治天下的统治体系。那么战国以来的列国封建改革，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统治者希望打造的则是一个以君王为中心，官僚集团为附属的统治体系，在这个新建立的统治模式里，宗亲贵族虽然依旧存在，但是不可以对君王的统治构成威胁，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官僚集团，因为他们只对君王一人负责，只对君王一人尽忠。
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并且逐步将权力集中在君王一人的手中。在地方要尽可能的消灭割据势力，消除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在中央则要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大权旁落到权臣的手中，避免任何篡权的可能。最终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臣民都只忠于君王的社会。尽管想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几千年来也常常反复，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为此不断努力，直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统治者为了中央集权依旧乐此不疲。
显然，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秦制的有利之处是要远远超过它的弊端，正因为如此，文化薄弱的秦国最终战胜了那些文化上似乎要领先于自己的东方列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治世与盛世，大部分都是国家统一，中央集权相对牢固的时代，很少有特殊案例。然而秦制思想的萌发最初却不在秦国，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它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结晶。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时期分封制度最终遭到破坏，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与纷争。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列国统治者都在思考如何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增强国家实力，在乱世中占据有利的形势，进可以吞并列国，退可以守境安民。于是乎，诸子百家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奔走列国，向列国君王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其中既有自身的政治理想，也有帮助君王封建改革的各种方案。各种思想相互融合，不断发展，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秦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发展起来的。
例如春秋时代的齐国，管仲在协助齐桓公进行改革的时候，就提出了“利出一孔”的思想。记载管仲的思想的《管子》一书中就记载着管仲的一段思想。管仲认为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不能让老百姓也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政府必须做到“利出一孔”。换句话说，在管仲看来，老百姓最好的状态就是吃不好，也饿不死，处于不上不下的一种状态，而且除了统治者的恩赐，他们没有其他富贵的可能，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忠于君王，感谢君王和官府。
管仲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史上第一人已经无可稽考，但显然后世的很多改革者，尤其是法家的代表们都秉承着这个理论，并且将他发扬光大，比如商鞅就是这个理论的忠实粉丝，他历来主张老百姓的日子不能过得太好，老百姓也不能懂得太多，否则国家反而要出现混乱。由此可见，管仲本人或许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家，但他提出的“利出一孔”的思想却被后来的法家继承，并且全面深化，成为法家以及秦制最基本的思想基础之一。或许从这一刻开始，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命运与轮回已经形成，进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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