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规格如何越来越高？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

刚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宣布，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将在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盛大阅兵。阅兵式将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除阅兵式之外，当天还举行招待会和文艺晚会。

除九三外，今年七七、九一八、台湾光复纪念日（1025）和1213也将举行相关纪念活动。

发布会上公布的10项活动安排，和10年前70周年的安排完全相同，外界也早有预期。

目前，“九三”和“十一”一样，已形成“逢十”大庆、“逢五”小庆和常规纪念三种不同规格。

（“大团结”即该活动除现任领导人外，卸任老同志也出席）

1951年，政务院通告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告系行政规章。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由行政令升格为立法。“九三”纪念活动的全面升格，也是这次立法之后的产物。

2014年以来，“九三”纪念活动基本都按上表进行，唯一一次例外是2014年当年。当年九三是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一方面这是人大立法后首个抗战胜利纪念日，另一方面也是为次年（2015年）70周年纪念活动升格释放预期，在这一常规年份的九三，全体正国级领导人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不过，在新时代之前，北京纪念抗战胜利的规格并没有现在这样高，它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抗日战争更多被视为执政党发展壮大，最终赢得解放战争的先声。因此，当时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频次不高，规格也参差。

在这一阶段，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仅有两次，分别是1951年的抗战胜利六周年和1965年的抗战胜利二十周年。

1951年9月2日下午3点，“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

这次大会到会的主要代表，包括郭沫若、陈叔通、彭真、李济深、章伯钧、章乃器、马叙伦、彭泽民、司徒美堂、许德珩、刘宁一、蒋南翔、梁希、竺可桢等。其中，郭沫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彭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李济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设常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当时是毛、刘、周、朱、陈）。所有书记处书记均未参加此次活动。

实际上，这次活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参与的色彩较浓厚，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本身，而是参加全国政协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要一致发出声音——它们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反对美国单方面主导的对日媾和。当时，朝鲜战争仍在进行，中美还处在敌对状态，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和会在1951年9月8日开幕）也没有邀请北京和台北。此次庆祝活动，实际上是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活动，在活动上先后讲话的有郭沫若、彭真、李济深、章伯钧、章乃器、刘宁一。

1965年9月3日，“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与会者规格明显高于1951年的这一次，毛未出席此次大会，但刘、周、朱、邓均出席了大会。

大会主持人是彭真，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冠以“首都各界”之名的大会，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主持是惯例。

此次大会的主要发言人是罗瑞卿，他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大会上的发言，主要矛头同样指向美国。当时，约翰逊正在支持西贡政权，同时北京和莫斯科已经交恶，罗瑞卿讲话的主轴是“人民战争必胜”，而他高喊的结尾口号中，也有“全世界人民反美大团结万岁！”

要之，在改革开放之前，仅有的两次大型的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都是以“首都各界”名义进行的，纪念活动的主要指向都是反美。

就与会者的规格来看，毛均未参加。这两次纪念活动的规格，还不如现在的“逢五”小庆，更无法和现在的“逢十”纪念活动相比。

第二阶段，是在邓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代，举行过一次抗战胜利纪念大会。

1985年9月3日，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国级领导人有时任总书记、彭真和乌兰夫。虽然出席活动的有时任总书记，但邓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均未出席。就出席人来看，这次大会的实际规格还不如1965年那一次。

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在大会名称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称谓，这一做法在此后也成为惯例。在毛时代，抗日战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更多被视为“解放战争”的先声，而随着七八十年代中国全面拥抱国际社会，中国官方开始更多强调抗战的世界意义。

这次大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主持，主要讲话人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是次大会召开前，中曾根康弘在8月15日即所谓“终战40周年”纪念日，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到靖国神社参拜，成为首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中方对他予以谴责，但在当时中日整体友好的大势下，九三的纪念活动对日喊话的成分仍然不多。

1951年、1965年的两次大会重在反美，而1985年的这次大会则重在统战。这次纪念活动，邀请了抗战时期牺牲的国民党著名将领亲属，官媒报道称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并强调敌后抗日战场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而彭真的讲话直截了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共两党合作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希望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明智抉择。”

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这期间举行了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这两次纪念活动规格类似。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是1995年9月3日。当天上午10点，举行“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所有长老和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均出席，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局座尉健行主持。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所有正国级领导悉数出席，最高领导人讲话，总理主持。

这次大会上，领导人讲话全景回顾抗战历史，展望和平和发展的前景，对台北喊话的篇幅是一个自然段（比较正常的篇幅，而不是通篇对台），由此奠定了此后类似活动讲话的整体基调。纪念抗战胜利活动，由此更加关注继往开来的整体逻辑，而不再像此前的活动一样聚焦反美或者对台统战的短期目标。

这次纪念活动创下若干第一次——首度在纪念大会之前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首度正国级领导人全部出席；首度有实际最高领导人出席并讲话。其中后两点，成为历次纪念抗战胜利“逢10”大庆的惯例。

200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活动举行，规格和1995年的基本一致。但有几处小的区别。

其一，敬献花篮仪式安排在上午9点，纪念大会安排在上午10点，不再像1995年一样分开在上下午。

其二，在敬献花篮仪式和纪念大会之间，在9点半特别安排了向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代表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的仪式。当年，全国共向70多万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和抗日将领及其遗属，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国际友人和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日将领及其遗属，也获颁了纪念章。2015年和今年，继续延续向有关人士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的做法。

其三，由于当年、宋、郁接连登陆，是年纪念抗战胜利活动，对正面战场评价更趋正面。

其四，大会正式名称删除了“首都各界”。在中国官方活动中，不带“首都各界”前缀意味着这是全国性活动，只能由长老主持；而带有“首都各界”即是首都群众的活动，可以由长老主持，也可以由北京市主要负责人主持。去掉“首都各界”前缀，更凸显纪念大会的高规格。

可以参考的例证是，这次纪念大会之后4年，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庆祝活动仍然称为“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会”，大会主持人是北京书记。而2005年抗战纪念大会的主持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所以，虽然2005年“九三”大会没有阅兵式，但纪念大会本身的礼宾规格，已经超过了国庆50周年、60周年。

以上，就是新时代之前“九三”纪念活动的安排。

在举行阅兵式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时，领导人在广场上。因此，官方不在同一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和阅兵式。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逢十”活动增加阅兵式，就不再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活动已固定在每年9月30日）这就形成了现行的纪念抗战胜利“逢十”大会的定制。

和“逢十”国庆相比，纪念抗战胜利只阅兵，不举行群众游行，当晚也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联欢活动。但纪念抗战胜利阅兵邀请外宾，国庆活动不邀请一般外宾。

但总的来看，从2015年起，纪念抗战胜利的“逢十”大庆规格，已接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逢十”大庆的规格。

这背后的深意是，中国官方更加强调抗日战争和“民族独立”的关系，并且凸显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成为联合国“五常”，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殊位置。

最后再补充一点，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也去掉了“首都各界”的名称前缀，主持人也由北京市委书记调整为排名第二的长老。抗战胜利“逢十”大庆和“逢十”国庆，都安排阅兵，都由1号讲话，2号主持的模式，由此定型。

“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提供每周每月政经情报分析，欢迎加入星球与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