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星｜洗钱犯罪的辩护要点及对毕祺祺网开一面的几点理由

每个行业都有乱象。各个行业的乱象，既有特性也有共性。记得前段时间上海车展上，造车新势力一会儿展示新能源电车方便钓鱼，一会儿展示新能源电车可以随音乐跳舞，硬生生的把硬件比拼平台搞成了蛊惑人心的传销现场。法律圈也是一样。讲家国、论情怀、拉同情的说法和文字频繁出现，博了眼球，吸引了流量。但唯独少了对依据的精准把握和对事实的客观呈现，而失去了力量。这种做法，除了感动自己和误导公众外，毫无意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河南毕祺祺，因其母亲涉嫌黑社会犯罪，在审判过程中，不断通过网络曝光等方式，对法院的做法提出公开批评。有时指向分案，有时指向亲属辩护人的阅卷权。毕母涉黑案判后，公安机关又重新立案，以涉嫌洗钱罪对毕本人予以刑事拘留。而且据传，指向了毕支付的律师费。也就是，目前公安机关认为，毕祺祺用其母亲涉黑的收入支付了律师费，属于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

我对毕母涉黑案不了解，对毕祺祺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不清楚，与承办毕母案的律师也均没有任何交集。但考虑到这个案子是讲清楚洗钱犯罪辩护要点的典型案件，同时又因为看到网上出现空谈情怀、讲歪法律和误导公众的文字，写这篇稿子，谈几点看法。

一、洗钱犯罪的立法演变：毕祺祺涉嫌洗钱犯罪的嫌疑在哪里？

我此前写过一篇关于刑法罪名确定的文章，名为“刑法罪名确定的痛点：针尖大的窟窿，漏进斗大的风”。并提出“不能依罪名想当然的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犯罪，还是要依照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素予以认定”。对于这个常识，我想很难提出反对意见。

具体到洗钱犯罪，如果单从罪名看，会想当然认为“把钱洗白”、“变违法为合法”才构成洗钱犯罪。实际不是这样。根据刑法规定，为洗钱提供资金账户、把赃款存入银行等看似平淡无奇的举动，都可以构成洗钱罪。

这既不是我的主观臆想，更不是强词夺理。立法的初衷是这样，立法的表述是这样，实践中的掌握也是这样。

对这一点，我想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的修改为例，系统阐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前，洗钱犯罪仅指帮别人洗钱，即：明知是毒品、黑社会、恐怖活动犯罪的违法所得，而为他人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资金转移或者存储方式的，即构成洗钱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根据中央反腐败工作的需要，把“自洗钱”也纳入打击范围，既除为别人洗钱外，为自己洗钱也构成犯罪。研究过程中，曾有意见提出：“根据刑法规定，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即构成洗钱犯罪。是不是今后职务犯罪贪污受贿后，连银行都不能存？”“存进银行，就除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外，另外增加了一条洗钱罪？”答案是肯定的：从制度上看，是；至于是否对职务犯罪再增加洗钱罪名，留给办案机关具体掌握。

这么做，主要是想形成“不能拿、拿了不能存、存了不能用”高压态势，营造“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廉洁氛围。

所以，判断是否构成洗钱犯罪，不能以“是不是洗”、“能不能洗白”等表述为标准。而应当以法条中确定的犯罪构成要素为依据。凡是黑社会、毒品、贪污贿赂等相关犯罪的违法所得，不能动更不能用，只能等待组织予以收缴。存入银行即为洗钱犯罪。

以上述为基础，毕祺祺如果用其母涉黑收入支付了律师费，从客观上看，有构成洗钱犯罪的嫌疑。

二、洗钱犯罪的实践掌握：毕祺祺不构成洗钱犯罪的理由是什么？

毕母涉嫌的是黑社会犯罪，根据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规定，被指控涉嫌犯罪的时间区间内所有收入，均推定为违法所得。如要证明合法，需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从这一点看，如果毕祺祺支付的律师费，源于涉黑收入，构成洗钱犯罪的嫌疑更大。

但这只是从实体法，脱离具体办案程序的认定。如果结合办案程序，事情就变了样子。

对犯罪的认定，既要有客观行为，也要有主观恶性。用白话说，就是既干了坏事，还得出于坏心。客观行为是显性的，很好判断。主观恶性是内心想法，是隐性的，不好把握。对主观恶性的判断，主要靠客观事实推断。

此前我曾经提出：“思考问题的基础是法律体系，决定行动的依据是生效文书。”在毕祺祺案中，推断他是否有洗钱主观恶意的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事实基础是：在此前的涉黑案中，办案机关有没有对支付律师费的款项，予以冻结？并就此出具法律文书。如果冻结了，支付不出去。如果没冻结，那就是此前的执法程序没有明确这一款项的性质。未明确，即为合法，既不具有涉黑收入的嫌疑，也不可能被最终认定为涉黑收入。

据此看，毕祺祺很难有洗钱犯罪的主观恶意。

同时也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洗钱犯罪，客观行为极易实施，也很好证明。主观恶意也很容易被当事人和律师证否。

洗钱犯罪的辩护要点，仅在能否由查扣冻文书，推定出主观恶意上。

三、对毕祺祺网开一面的其他理由

从洗钱犯罪的立法演变，可以清晰的看出，我们的法律体系覆盖范围已经达到“横向到边”的广度，基本没有盲区。同时，我们的执法力量也已经达到了“纵向到底”的深度，可以做到不留死角。如果再加上各个执法司法部门间的分工配合，执法司法网络也已经达到“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程度。

毋庸置疑，这是个好事。任何社会都是“带病生存”，都是“小病不断，大病不犯”。但防止小病变大病，靠的就是上面“三个度”。

即便如此，实践中很少斩尽杀绝，多数留有余地。

比如：职务犯罪中，有些是“老公受贿、老婆帮忙收钱、孩子花”，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只判一个。

再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小作坊，不少是丈夫做饭妻子卖，但一般也只抓一个。

又如：对犯罪有多个管辖地，行为地和结果地不一致的情况，其中一个地方办了，即便是办轻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会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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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犯罪都是留了余地的，没有斩尽杀绝。这么做，从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看，是有利的。能实施犯罪的，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把“顶梁柱”全折进去，老人和孩子等其他一系列问题就都推向了社会。老矛盾解决的好不好，暂且不论，新矛盾铁定是又滋生和蔓延了。

基于上述法律内和法律外的理由，建议对毕祺祺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