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还是离民粹主义远一点好

赛格特约作者 维舟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塌房后，有人翻出一件旧事——在2017年的“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宗老对马化腾再三逼问：“现在的网络后台（服务器），是在美国人手里，还是在自己人手里？”

2017年，宗庆后、杨元庆、马化腾等齐聚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

中国用户的服务器当然在中国，这是业内基本共识。但当时却有无数人为他的质问叫好，纷纷称赞宗老爱国有担当。如今看来，这位以“布鞋富豪”著称，向来标榜“实干”，再三宣称“我还在努力工作，只要为社会、为国家做点贡献”的企业家，其实是在迎合民粹主义。

不料宗老去世一年后，即爆出有三个非婚生子女入了美国籍，还在境外给他们留了巨额的资产。一时间，宗老形象遭遇坍塌，嘲讽者有之，质疑者更众。

宗老去世后，某中央媒体发文称赞他是“唯实者”，始终坚守实业，拒绝各个时期各种热门、风口的诱惑，自始至终专注于做好“一瓶水”。这确实曾打动不少人，但反过来说，正是他这种相对守旧的态度，使得娃哈哈近年来的产品力逐步落伍于同行，这使得占据道德制高点就成了他获取公众关注和支持的最有力武器。

2024年2月25日，杭州市民寒风中告别“布鞋首富”宗庆后。图源：视觉中国

本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依靠的应该是商品自身的质量、品牌形象、性价比等因素，这是消费者能加以理性评估的，但“道德民粹主义”把每一次消费都变成了一种日常中的道德实践，仿佛买一瓶水都是对个体价值观的确认。

公平地说，这也不是宗庆后的发明，在中国社会，这有着深厚的社会意识基底。美国学者葛凯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中追溯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国货”运动，发现民族资本家非常善于顺应并利用民众的心理，借以掩盖自身品质等方面的不足，在市场竞争中不是凭借产品力而是以政治道德话语来取胜。

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

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国货”实际上是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可塑性的概念”，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洋货”截然对立。像英美烟草这样的外国企业会用中国原料、在中国生产，采用中国艺术风格来推销产品，而“民族品牌”也有可能原料、机器设备是从海外进口的，使用西方艺术风格来宣扬“抵制洋货”。

“爱国同胞请吸高等国货香烟”——19世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这和我们眼下所目睹的，几乎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把这些民粹主义的话语看作是企业的一种营销策略，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只是理性盘算下来发现这样在市场上对自己更有利而已。

宗庆后的形象几近破产，但“道德民粹主义”的中国社会并未退潮，更糟糕、也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更滋生出了“科技民粹主义”这样一个加强版变种。

“科技民粹主义”把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科技进步，看作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甚至进而否认技术交流的必要性，强调“完全国产化”的“本土创新”，否则就抬出“国家安全”这样的大帽子来打压。

善意地说，这种论调的出发点确实也是希望国族强大，但在现实中必然适得其反，甚至可能是自杀行为。想一想就不难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都不可能靠闭门造车，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发明创造所有新技术。美国之所以在科技进步上引领全球，正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开放体系，在学术思想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任何发明创造、技术进步都可以在美国的环境下落地生根。

不必讳言，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主要是个进口国。别的不说，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制造”的崛起，与引进技术分不开关系，所谓“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无线支付、共享单车），有哪一项不是国外先有了原型？别的不说，要是欧美日也搞技术民粹主义，那我们其实是受损的，特朗普推行技术出口管制、限制中国留学生，谁不知道主要是主要针对中国？无论从正反两面来说，开放格局才更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

对企业来说，尤其是科技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有的企业家善用社交媒体，也在迎合民粹主义上尝到了甜头，一会反超XX，一会遥遥领先， 隔三岔五成为媒体焦点和热搜前排。但长远来看，一家企业要想发展壮大，民粹主义也迟早会成为一件自我束缚的紧身衣，因为民粹主义情绪内置着一个完美的滤镜，容不得一点瑕疵，任何不符合这一画面的“杂质”，都可能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形象危机。

真正有远见的企业家，不仅在价值立场上不会迎合民粹主义，在行动策略上也会远离民粹主义，因为企业家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升效率、创新需求、服务用户。中国依然处在追赶阶段，只有更多的企业家告别无关的政治性、道德性的话语，中国的经济与科技才能行稳致远，焕发出更为强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