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扯什么灭佛了，文革早就灭过了

释永信引发大众对寺庙的关注，网络上甚至有人联系到历史上的灭佛运动，亦有不少人有此呼吁。

但是他们或许忘了，文革时期，我们早就灭过佛了。

历史上，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曾在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精神角色，无论是朝廷祭天，还是百姓祈福，都与这些传统信仰密切相关。

但是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为名，全面打击宗教。寺庙、道观被关停、拆毁，僧人被迫还俗或改行，宗教活动全面停止。

当时的破坏可谓触目惊心。如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的广济寺，1966年红卫兵抄寺，佛教协会办公楼、藏经楼被查封。住寺法师被批斗、佛像遭砸毁，宗教活动全面中止。

上海静安寺，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占用，佛像被推倒、焚毁，金身剥离。后来又被改作上海市某区的工会俱乐部，寺内开设舞厅和食堂。

杭州灵隐寺，1966年起，寺院僧众被遣返原籍，佛像与经书多数被焚毁，大殿改为生产队会议室。

南京鸡鸣寺，文革初期佛像遭砸毁，僧人被批斗或遣散。寺庙变成仓库，香火中断10年。

其他如龙华寺、法门寺、国清寺、文殊院等等，上至古寺名刹，下至地方小庙，多数遭到破坏。普遍遭受佛经道藏被焚毁、文物被砸烂、教育中断的待遇。

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今人往往痛心于文物、典籍的破坏，殊不知精神上的摧毁才是更为沉重。借释永信之事，今日再看，更为清晰。

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起，国家重新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才开始被允许重建。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政策逐步宽松，不少宗教场所得以恢复。

但这一恢复，并非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进行。

许多寺庙、道观的复建是由文旅、住建等部门牵头的，往往以古迹恢复、文化保护或旅游开发名义进行。这种出发点的差异，使得许多著名寺庙的复建被定位为风景名胜而非佛教圣地。也就是说，它们景点的功能强于信仰功能，开发当然会带有明显的文化或者旅游导向。

具体表现的，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不再一一列举。

那么，当寺庙不再以佛法为中心，而被纳入地方政绩和经济产业体系时，它还能保持纯洁吗？

肯定不能呀，如此一来，只剩经济利益和权力牵引，当然也就难以独立于现实利益。当寺庙与企业的差异甚至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方丈如同CEO，寺庙成了当地GDP的一部分，腐败土壤就悄然滋生。

可是，宗教本该是有自我净化机制的呀。连我这个俗人都知道几句，出家人讲究六根清净，一入佛门就跳出红尘，不在五行三界中。

关键问题，还是复建以后的寺庙已不是以往的寺庙。失去了信仰约束的僧人，是否出家已无所谓了。比如大和尚释永信，也不过是身披袈裟的霸总，一样参与经济运营、接受贵宾宴请，寺庙成了香火经济的场所，信众成了消费者。

受制于七情六欲的僧人，与俗人又有何不同？这样的方丈，能独立于现实利益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文革对佛教的打击仅限于此吗？并不是。

众所周知，西方教会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往往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能，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

中国佛教是否有类似职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

寺院本是信仰、文化、教育、慈善的综合体。正所谓出家人慈悲为怀，兼济苍生，此话并不是念念经而已。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如设粥棚、建义塾、开施药局、救灾赈济、抚孤养老等等，是真正的传统慈善机构。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这些功能逐渐式微。科举制度废除，导致寺庙的教育职能衰退。民国时期的土地改革，大量寺庙被平，佛教社会职能进一步退化。

纵然如此，高僧们还是主动参与社会救苦。如弘一法师，就倡导僧人救灾济民，参与教育；太虚大师，提倡佛教要积极入世，承担教育、医疗、救贫等社会责任。不过等到49年后寺产收归国有，纵然有高僧想行善举，也已难有作为。

可以看到，把寺庙的社会职能消失全部归咎于文革是不客观的。但在文革之前，尽管大多数寺庙的社会职能已经收缩殆尽，但仍有不少仍保留了初心，没有忘记佛家慈悲救济的传统。

比如根据地方资料记载，50年代初，杭州灵隐寺仍有僧人在山门外设简易粥棚，救济饥民和流浪儿童。镇江金山寺在解放初期曾设佛学讲堂，教授基础佛学，兼带识字教育，招收附近青年。尤其在偏远地区，有的寺庙内仍设有简单药铺或“僧医”，为民众提供望闻问切的传统服务。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寺庙仅剩的慈善网络在“肃清封建残余”中被彻底摧毁，原来仅存的一些“善堂”、“义塾”都被取缔，宣告佛教丧失了持续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与能力。

而当今寺庙被纳入旅游资源后，重建社会服务体系早已无人提起。

那么回过头去，再看十年浩劫，其对佛教的打击，可以说是中国佛教两千年历史上最严重、最彻底一次摧毁，堪称一次生态的断层。其打击不只在于寺庙被毁，更在于僧团解体、信仰消亡、传承中断、职能丧失，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跌入谷底，传统生态几乎被清零，几乎把佛教从社会生活中彻底抹除。

它导致中国佛教整体失去了连续性，形成一个近乎荒废的十年。断代的后遗症至今可见，很多传承在大陆中断数十年。大量新出家人是断裂后补建的，没有系统师承，佛教教义普及与弘法质量远逊之前。

老信徒沉默退隐，年轻人无从接触佛法，佛教社会基础严重流失。民众普遍对佛教缺乏深入认知，烧香拜佛更多变成实用主义祈福。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佛教复兴，很大程度上是重建而非延续。而正因为这场打击如此彻底，也使得后来的佛教旅游化、方丈企业化现象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