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街头，消失的熊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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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川在博物馆岛附近散步。

七月的一天，柏林街头，我和快三岁的儿子阿川散步。我们在博物馆岛的桥上遇见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一个身穿毛绒卡通熊服装的街头表演者。孩子们围着他击掌拥抱，行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阿川在一旁看了许久，跃跃欲试。那一刻，空气轻盈，像意外飘来的一个童话泡泡。

还没等阿川扑上去抱大熊，三个警察板着脸走近了，他们要求“大熊”脱下服装，接受检查。“大熊”缓慢卸下毛绒外皮，露出一个其貌不扬、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像是某家土耳其烤肉店的店员。他没有争辩，只是垂头，点上了一根烟，身旁是正在全程执法录影的警察。刚刚和熊合影的人远远看着，低声议论。

我在第一时间拉着阿川离开，他却一直往回看，一脸困惑，甚至有些不安地问我：“熊怎么没有了呢？熊去哪里了呢？”阿川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他虽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却能敏锐地感知到人群的情绪转折——无声的压抑与落寞。

我一时没有答案，心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痛。

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回味这一幕，试图拆解那种说不清的痛感。

撰文 |王心远

编辑 | 晨仔

阿川亲眼见证了“幻境”与“现实”的撕裂，人生第一次，童话的帷幕在他面前被猛然拉开。

于我而言，那一幕更像是一则街头寓言，它浓缩了幻想、规训、人性、权力、羞耻与凝视。

当那个男人披着熊皮，他是“吉祥物”，吸引目光、制造欢笑，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也似乎赢得了社会的短暂接纳。而当那层熊皮被强行褪去，他，一个社会边缘的中年男人，便失去了舞台的庇护，显得多余、突兀、需要被管理。

这个社会似乎更愿意爱一个“非人”，因为它纯粹、无争议、不具威胁。而当真实之人浮现，连同其阶级、疲态与无力，也一并遭到排斥。他只能借用“非人”的面具，短暂触碰一丝被接受的幻觉。

● 柏林街景。

我本能地产生了不满，心想，德国警察为何“这么闲”，非要驱赶一个无害的街头表演者？那场童话被粗暴打断，不仅是一次执法，更像是一场制度对边缘者的公开羞辱：现代权力不再以绞刑维系秩序，而以摄像机与“规范化录像”建构边界。三个德国警察围着一只“大熊”脱装、拍摄、记录，这一幕本身构成了一种“秩序恢复”的视觉仪式，是权力对不合规存在的象征性剪除。

孩子与游客们都被无声卷入，成为了这场“羞辱剧”的观众。

然而，再走几步，我便开始警惕自己的同情：是否因为他曾是一只“熊”，我便更容易为他抱不平？若他不是扮演熊，而只是一个在街边大声兜售纪念品的无照商贩，我是否还会同样难过？明明在警察眼中，两者的“违法性质”几乎无异，我的反应却可能不同。

● 柏林街景。

为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扮熊被清场”比“兜售纪念品被清场”更令人唏嘘？

或许因为他所从事的，是一种“奉献式”的表演劳动。他穿上沉重的道具服，在炎热的夏日中扮演一只熊，他没有兜售商品，没有乞讨或干扰路人，而是通过高表演劳动密度、低冲突的方式为公众制造愉悦。他的劳动虽非正式不合规，却带有强烈的社会顺应性。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试图被接纳的努力。

法律上，“扮熊”与“兜售纪念品”或许同属违规，但社会伦理上，它们并不等价。

我并非否定执法，警察维护秩序是职责所在。但在一个飞车党抢夺手机却难以追责的城市里，调动三位警察去驱赶一名街头表演者，是否反映了一种“对弱者的高效执法”？

我看到的，是一个努力讨好世界的人，被现实按住了头。

● 柏林街景。

可就在我为自己的态度合理化时，另一个更冷静的声音冒了出来。

作为人类学者，我长期接触各类人群，包括城市边缘的打拼者。我知道，“底层”并不等于纯净或高尚。同阶层间的争斗往往更为激烈，街头艺人也会权衡“什么样的表演最容易打动人”，并在其中不断试错、调整。

不是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被爱”，有些是为了“最大化生存筹码”。这个男人选择扮演大熊，更可能是因为他发现扮演大熊更能激起拍照欲望、被大众接受、更低成本且高效变现——是比兜售纪念品更优的“街头盈利模型”。

● 柏林街头的人群。

十年前，我曾去一个外来务工者家拜访。家中的父亲见我来了，急忙收拾屋子，他的儿子在一旁淡淡地说：“别收拾，这些知识分子要看的就是底层人家脏乱的样子。”

我至今记得这句话，它让我深刻意识到“同情”是有角度的，也是有“观赏性”的。而社会底层也在“观察被观察的方式”，并策略性地选择配合、无视或抵抗。

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让我深知同情也是会被操弄的，底层或是弱者也不是浪漫的代名词，人也不必非得在弱小苦难中才值得被理解。而这，似乎是许多“文艺式同情”的盲点。

我珍视一切为社会边缘人和弱者发声的努力，因为他们确实太需要被看见。

● 柏林街头挂满各种标语的建筑。

但我也看到一种“代理性道德表演”正在浮现——一位中国白领曾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为外卖骑手发声的文章，批评平台压榨、算法控制。但几个月后，她因预约上门的手机维修师晚到一个半个小时，而毫不犹豫地提交了投诉。

她没有意识到，那位上门服务的维修师和她声援的外卖骑手一样，都是被算法驱动的劳动力。她同情外卖骑手，是因为他们出现在媒体叙事中、以可怜又努力的形象存在；而现实中那个迟到的维修师，却真实扰乱了她的生活，而她也毫不犹豫地成为了给算法负反馈的人，推动算法惩罚劳工的人。她只需要同情来映射自己的善良，但不愿承担同情的代价。

同样的，一名英国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参加难民游行的照片，配文“为正义站出来”。但当他自己居住的社区有了一个难民安置点后，他私下开始抱怨街区变得脏乱差，出门他得绕道而行才能避开有可能会向他伸手要钱的难民小孩。他并不关心这些人真实的处境与复杂性，只想在可控的语境中展示自己的“善”。

● 柏林街头的政治游行。

当他高喊“庇护每一个生命”时，心中却早已选好了“值得被庇护”的类型：干净、体面、不难缠。他以为自己在反抗压迫，其实只是在定义了“完美弱者”。

这些姿态，并非真正关切“人”的处境，而是将弱者作为映射自身善意的工具。这是新的“象征性殖民”：我来定义你的苦难，决定你何时被看见。

真正的共情，不是怜悯的姿态和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尊重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有局限、有算盘、有脆弱也有力量的真实之人。

● 柏林街头挂满标语的建筑（气候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父权等）。

在“觉醒文化”（woke）日益成为西方公共表达底色的语境中，一个学者若质疑“弱者浪漫化”、警惕“正义姿态”，会极易被贴上冷漠、精英、右倾等标签。在某些语境下，“拥抱正义”本身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它要求你用一种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情绪强度、特定的表态姿态来谈论不公，否则就“站错了边”。

但我无法接受一种公共伦理，它用“正确”的词汇掩盖和取消了人的复杂性。

人类学从不替谁说话，而是试图听清每一个人：在特定处境中如何思考、算计、妥协、挣扎与求生。

人类学的力量，不在标语里，而在实践中：在不急于判断、不剥夺复杂性的写作立场中，在愿意承认人的不完美、混杂与真实中。

● 柏林熊。

所以，最后，那只熊去哪了？

我或许会这么回答阿川：

“你记得那只大熊，对吧？它现在就住在你脑子里了，你想一想它，它就会出来陪你。那个扮成熊的叔叔，其实是在做工作，就像别的叔叔卖菜、开车一样。可能他有个小宝宝，他这么工作是想挣钱养家。但社会上有些规则，大家需要商量好在哪里能工作、怎么做才合适，不然街上就会很乱。警察叔叔是来告诉他，这个地方可能不太适合这样工作了。”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不想妖魔化权力，孩子需要一种对社会规则的基本信任，不必靠敌意建立“正义感”。我把熊叔叔视为一个努力谋生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边缘人。

● 2019年德国财政部开放日，海关警察和小丑給孩子们普法。

那一刻的街头幻象，被警察打断，被孩子记住，被我反复回想。它让我再次确认：我想坚持的，从来不是某种“正确”的声音，而是这样的姿态——无论一个人穿着熊的皮套，还是脱下它，我们都愿意看见他，作为一个完整而复杂的人。

本文作者：王心远，人类学博士，UCL（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类学中心研究员。著有民族志专著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社交媒体在工业化中国》；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 (《中国城市，智能手机与老去》)。一席演讲《线上的居所》。

本文配图均来源于作者，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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