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文学有多远？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

我是一个以文字为业的人。

从小到大，我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但我也有短板和软肋。

我精于语法、逻辑和数据，但却对所有带情节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我从来不会写记叙文，如果考试要求我写记叙文，我就会挂掉。四大文学体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诗歌和散文我倒能读，但小说和戏剧我几乎不涉猎——我对情节的记忆能力太差了，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时至今日，我对所有小说情节的认知基本都来自于二创——电视剧、连环画、书上的故事梗概或者是B站Up主的解说。

所以，我一直觉得文学离我很远，我也从来不以“文艺青年”自居，大学学的也是经济，后来却误打误撞进了媒体圈。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以文字表达为生的人，最主要的无非两类，一类是媒体人，另一类是作家。相较而言，媒体人似乎观照现实更多，而作家更加天马行空。

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我开始了在财新的实习，在这之后一年半的实习和工作中，我做过公共政策和环境科技的报道，也跑过一些突发。

记者本质上写的也是“故事”，只不过是非虚构的、需要有来源和出处的“故事”。我在记录故事和讲故事这件事上实在没有什么天分，自然也就不是当记者的料。此后我职业生涯的真正转折，就要到以“元淦恭”的笔名进入智谷趋势，在智谷趋势，我写的东西算是分析和评论，而不再是基于采访的“故事”，从而最大发挥了我在逻辑和知识结构上的长处，那是后话。

在财新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除了认知到自己并不适合做记者以外，也对财新的“零度写作”有了直观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之后的工作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当时，许多媒体的稿件，比较多呈现记者的个性化表达，但财新不是，它是高度“编辑中心主义”的媒体。在财新，一篇稿子但凡过了编辑的手，记者表达中的个性和棱角就往往磨去不少。财新长期奉行的是不加修饰，不加修辞，不加态度的“零度写作”，许多人觉得财新的稿件读起来干瘪甚至难读，不像“南方系”的稿子那么“润”，不管谁写的稿子，一上版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业务，也并不回避这个问题。虽然大家的杂志稿都很零度，但已经有了财新网这个新阵地，可以让记者把更有个人色彩的采写手记到发到财新博客上。我们也可透过博客上的文字，看到每个记者更细腻的情感断面。

我入行晚，2011年才开始在财新实习。那还是市场化媒体“百花齐放”的年代，财经财新、南周南都、中青北青、经观新京、21一财……构成一个媒体人的江湖。后来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一切，已然近黄昏了。

十几年过去了，还有少数人坚守在一线，比如王和岩。

王和岩不是科班出身，但却是我认识的最坚韧的记者。今年5月，我看她写了一篇，忆及她2008年去呼和浩特采访时任呼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枪杀的案件。

说起来，做调查报道，要实现采访的突破，归根结底无非两点，一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别人出于信任乃至其他任何原因，愿意向记者吐露点什么；二是需要自己的坚强和笃定——自身的信念感，媒体机构乃至后方编辑的支撑感，以及媒体人相互扶助的古道热肠、江湖情义。和岩姐的文章，写的就是这两点。

看罢文章，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在财新的日子。法治或突发报道的采访突破当然精彩，但采访过程本身，往往也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现在有一方天地，能让中国最好的记者讲出当年的故事，着实难得。

彼时的同事里，像和岩姐这样还留在机构媒体的，不算多。有些人下海“单飞”，做了自媒体；有的人职业转型，去了大厂；还有一些调查记者，换了一种方式参与法治进程，转身做了律师。

刘长在财新和南周都曾是“稿王”的存在，现在是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今年2月，我看他写了一篇，回顾了他的2024。刑辩律师的时间，是被一个又一个案子分割和占据的，每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时空，在每一个案子之间的转场，就是一场小型的时空穿梭。刘长回忆自己的十八岁，他曾向往自己的“此刻”总在“天涯”，而经历过又一个十八岁之后，他唯愿自己的“天涯”，就在“此刻”。

当年的同事里，还有的选择到这个星球上另外的地方生活，譬如罗洁琪。

罗洁琪2019年去德国访学，种种阴错阳差机缘巧合，她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柏林。德国不是英语社会，传统上也不是中国人常见的移民目的地，一个远离丈夫独自生活的二娃母亲，个中况味可谓冷暖自知。我听过洁琪上过的播客节目，但还是被她的打动到。

选择离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来到一片“

陌生的土地上，开荒播种，放下前半生的荣辱，在身心上重构自己

我接受了，终于在这块新土地里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态，是我没有放弃的自由和尊严。

其实，我多年来和许多老同事联络不多，但当我看到他们的文字，仿佛又回到十多年前的星期四，下午5点选题会，选题会开完会有一份盒饭——如果不吃盒饭的话，就去温特莱中心一二楼或者附近的餐厅小聚一场。

财新报道的文字往往是“零度”的，但我们的心始终炽热。当我十多年后看到这些老同事的文字，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记者和作家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新闻和文学之间，也绝没有一道越不过去的藩篱。

文学不是逃离现实，文学是用另一种方式记录现实。我前文提到的几位老同事的回忆文章，都发表在一个文学账号上，它的名字叫“天使望故乡”。

邱兵和王帅合计，做了“天使望故乡”，它不只是为一群人构建心灵的故乡，也是在为我们的时代留下注脚。许多人结缘是从新闻开始的，当这些四散天涯的新闻人在另一处聚首，我更懂得文学的分量和力量。

前些日子，邱兵和王帅对外公布了“天使望故乡+”的计划——做文学出版。这个计划的第一本试刊号叫《100个中国人的梦境》。

其实，梦从来不是虚空的存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100个中国人的梦境，其实就是100个中国人的现实投影。

翻开这本书，我印象最深的梦境之一，是“95后”重庆外卖骑手廖泽萌做的那一个——“总梦到自己会飞，从高空俯冲，找到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轻松穿梭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更有趣的是，她和同事聊天时发现一个秘密——“他们也总梦到自己会飞”。

多么善良勤劳的中国人，多么朴素又令人动容的一个梦！

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系列的下一本书——100个中国人的账本。那是我们所处时代，最真实的记录。

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平权。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场域，众声喧哗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复杂效应，但在文学的领域，这种平权给了更多普通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如果一个时代的所有出版物，都是职业作家写的，那就未免太单调。当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我们会看到一个更辽阔的社会切面，后人也会更加懂得我们经历的跌宕和悲喜。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多看一点，多记一点，多写一点。文学，未必是曲高和寡的东西，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许，我们和文学的距离，只差一个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