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历史考察——中国国际传播处境与使命的重新审视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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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0多年前，互联网作为一种具有天然国际传播属性的的新型媒介进入中国。如今，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既源于中国的发展进程，也与全球互联网深入普及相关。要把握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处境与时代使命，亟须重新审视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本质及其历史脉络，并反思长期以来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相互割裂的认知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在中国引入，无论是在技术特性、应用方向、政策取向，还是在现实需求与主管体制上，均体现出其被视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而非纯粹社会基础设施。重温这一历程，回归互联网由“内向”走向“外向”的开放取向与战略潜能，将是中国国际传播实现突破的关键。下一个互联网30年，中国国际传播的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应用、市场和政策等传统层面，更将深入到中国如何真正走向世界、与全球深度交融的“深水区”。

作者简介

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访问学者。

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何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林宇阳，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与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24ZDA081）的阶段性成果。

2024年4月20日，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回顾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程，一个独特且富有意味的视角在于：为何这一最初被视为纯粹服务于国际传播与交流的技术系统，最终却演变为国内传播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又为何在互联网全面普及之后，中国在国际传播能力方面的结构性不足依然未能得到根本改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际传播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赋予国际传播工作新的时代使命。回顾过去30年的发展进程，互联网无疑是推动全球传播格局演变的关键变量。自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便与国际传播建立起密切而深刻的关联，其内在联系与协同程度远超过往的主流认知。在全球高度开放与一体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持下，传统的信息传播壁垒已显著削弱，地理疆界不再构成实质性障碍。

当前，在全球超媒介化与智能化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技术或渠道，而在于传播战略的认知方式与整体思维模式。学界与业界普遍将国际传播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传播形态或特定领域，其根源在于对互联网传播本质缺乏系统性的理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传播活动呈现出内外交融的特征。“内外一体的传播”作为一种宏观传播理念，要求传播治理超越“内宣”与“外宣”的界限，将二者统筹纳入全球传播中的“中国信息传播”体系加以整体建构（程曼丽，2001）。然而，关于“外宣”与“国际传播”在功能定位和运作逻辑上的本质差异，当前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仍存在认知模糊与界限不清（陆地，高菲，2005）。将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割裂对待的二元思维，不仅削弱了对互联网传播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也难以回应数字空间中公众交往与跨文化沟通的现实需求，已成为制约我国国际传播战略发展与效能提升的重要障碍。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人以继续前行的力量。中国互联网30年的发展历程，为重新认识互联网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回顾其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国际传播起点的演化过程，回归互联网由“内向”走向“外向”的开放取向与战略潜能，不仅促使对既有传播理念与战略路径的反思，也推动对其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所承载的功能与挑战进行重新认识。从这一批判性视角出发，有望为新时代中国“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

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

理论阐释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媒介偏向论”，为理解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属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纵深。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物，伊尼斯指出，不同传播媒介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偏向深刻塑造了文明的演进路径：黏土、石刻等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介支撑了宗教权威与传统秩序的延续，而莎草纸、电报等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则推动了帝国的扩张与行政控制（伊尼斯，1951/2021：40-67）。互联网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真正实现时空相对平衡的媒介，其信息传播既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又通过对信息传递节奏的有序组织，保障了过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一技术特性近似于伊尼斯所设想的“理想媒介”，在削弱知识垄断的同时，也孕育出新的全球传播秩序。在数字文明重塑全球传播格局的宏观背景下，互联网早已超越作为单一技术工具的角色，逐步演化为支撑人类传播体系的基础性结构。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互联网元架构（Meta-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所决定的独特开放性中（钟祥铭，顾烨烨，方兴东，2025），更通过其物理网络的全球布局与符号实践的深度融合，重塑了国际传播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空间。

“基础设施”是由一系列中心、节点、线路和终端构成的公共技术系统，型构了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与基本结构（张磊，贾文斌，2021）。现有关于传播基础设施的研究多从“物”的视角出发，在强调物质性的同时（陆国亮，唐昕韵，2023），亦高度关注其社会性，其中“不可见性”“嵌入性”“历史性”“异质性”等特质被视作分析的关键维度（姬德强，余威健，2025）。由此观之，互联网通过技术代码与物理载体的协同作用，将物质属性、权力控制与社会嵌入交织为一个动态演化的全球传播网络。在物质属性层面，互联网以两类基础设施构筑起全球信息流动的核心支撑：其一，海底光缆作为跨境信息传输的主干网络，承载了全球约99%的跨国数据流量，成为数字时代联通世界的“信息动脉”（Brake，2019；Satariano，2019）；其二，广泛分布的数据中心依托分布式计算架构，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存储、处理与调度，构成互联网高效运行的“算力底座”。在权力控制层面，互联网元架构的开放性确实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中心—边缘”的单向控制格局（方兴东，何可，钟祥铭，2024），但结构性的去中心化并未带来权力的真正均衡，反而引发了围绕网络主权的新一轮权力重构与地缘竞争（Thussu，2018）。在社会嵌入层面，互联网通过物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延伸至现实空间，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同时，借助社交媒体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也在重塑全球知识的生产机制与意义的传播方式（方兴东，钟祥铭，2022；隋岩，2018）。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特性正推动全球传播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传统传播权力源于集中化的大众传播体系，包括国家机构、主流媒体以及大型资本所构建的传媒网络；而在数字时代，传播模式已由专业生产内容（PGC）向用户生产内容（UGC）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演变，传播权力的来源也逐渐转向对数据流动、算法主权与网络协议等方面的控制。不仅海底光缆、数据中心等物理层级的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在重塑信息控制格局，依托互联网诞生的平台更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传播权力的再分配逻辑。以Facebook、X、TikTok为代表的平台，日益成为跨国信息流通的重要中介基础，部分重构了国家之间的信息边界。这些平台不仅提供跨境传播渠道，更通过内嵌的算法机制、内容审核规范与接口协议等手段，影响信息的可见性、传播路径及受众结构，使传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主体转向科技巨头。基础设施研究作为一类理论路径，正是在对平台权力逻辑的批判性反思中逐步形成（李镓，2024）。因此，考察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时，必须重视平台的“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常江，2025）。

互联网基础设施亦重塑了全球文化的传播与实践格局。其即时连接能力实现了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03：465）所提出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并消解原有时间秩序，催生出“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这一时空重构机制推动了“全球世界文化”现象的兴起（Featherstone，1990）。同时，互联网所提供的“第三文化”空间，为不同文明在技术中介下实现“共享意义生产”开创了条件，开辟出一种超越“地球村”想象与“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对话新范式。正如Volkmer（1999）所言，互联网技术最终将“全球/地方”的二元对立转变为“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张力结构，并塑造了新的全球公共领域。此外，互联网社交平台不仅加速了文化产品的跨境流通，也将用户的内容生产与传播行为纳入平台的数据运算与商业变现体系，使文化流通过程日益演变为以点击率、传播量等为核心指标的数字劳动，有关学者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技术本身正在演化为一种文化控制机制，引发了关于“数字殖民”的持续争议（Kwet，2019）。

在生成式AI加速传播机制演化的当下，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其理论创新亟需在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整合分析视角。以基础设施为切口，反思技术变迁对知识秩序、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的深层影响，正成为理论探索的重要方向。这一理论自觉不仅是理解数字时代国际传播重构的关键视角，也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知识基础。

二

作为天然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互联网：
技术逻辑与历史实践的双重建构

互联网已经被视为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剂（Goldsmith & Wu，2006：179），是理解世界秩序转型，并将世界想象为统一整体空间的关键。作为信息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国际传播属性是技术逻辑与历史实践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底层架构的设计理念到政策规范的全球扩散，互联网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突破地理边界、重构传播秩序的内在使命。

（一）技术逻辑：分布式架构与协议开放性的双重赋权

互联网的技术基因决定了其作为国际传播载体的先天优势。保罗·巴兰（Paul Baran）于1964年提出的分布式网络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通信系统以中心化为特征的结构范式。其核心创新在于将数据传输方式由“点对点”的线性连接转化为基于“分组交换”的动态路径选择机制，使信息不再依赖单一固定线路，而是通过“接力式”的节点跳转完成跨网络的高效传输。分布式网络的传输逻辑强调“信息是否送达目的地”，而非“具体走哪条路线”（杨吉，2016：4）。与此同时，互联网架构的开放性体现于其协议设计的可演化性。TCP/IP协议通过分层架构将传输控制（TCP）与网际互联（IP）功能加以解耦，支持网络系统之间的多层级对接。这不仅确保了异构网络间的高度兼容性，也为后续协议的灵活拓展提供了制度性空间。

互联网技术架构的革命性意义首先在于，它消解了地理距离对信息传播所施加的物理限制。数据包可通过任意可用路径完成传输，构建起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拓扑结构，使信息流动具备了“无远弗届”的物理可能性。其次，协议的中立性确保了技术系统的普适性。TCP/IP协议不预设任何文化、政治或经济前提，其唯一目标在于实现数据的有效送达。这种技术中立性为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接入全球网络提供了开放而平等的接口。再次，容错机制与冗余设计增强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单个节点的故障不会导致整体网络瘫痪，这种结构化“抗毁性”（resilience）恰好契合了国际传播对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从根本上看，互联网的技术逻辑重构了信息流动的空间范式。传统大众传播依赖单向度的“渠道控制”，而互联网则通过超文本链接（Hyperlink）与路由协议（Routing Protocol）构建起多维度的网络节点互联模式。正如卡斯特（2000/2001：570）所指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由此构成了“网络社会”赖以生成的基础。

（二）历史实践：政治理念驱动下的全球化扩散

如果说技术架构奠定了互联网的物质基础，那么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运动则完成了其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制度性建构。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计划，标志着互联网从军事科研工具向国家战略资源的转型。这一政策转向具有双重意义：其一，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互联网从“技术系统”向“社会系统”的跃迁；其二，NII计划将互联网定位为“信息时代的公路系统”，以隐喻方式重构了公众对网络基础设施的认知与理解。

“信息高速公路”的全球扩散呈现出典型的政治主导特征。美国通过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多边平台，将NII理念包装为普世的发展议程，推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构想，即“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关世杰，1997）。此后，英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推出本国计划，韩国、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也不甘落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全面吹响“信息高速公路”的号角。这一自上而下的政策扩散，与互联网技术自下而上的扩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响应路径颇具典型性。面对工业时代的“历史迟到”，中国于1993年启动“三金工程”等政策举措，加快建设全国信息网络，技术引入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其中，“金关工程”实现国家外贸企业的信息系统对外联网，推广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实质上也体现了各国共同追求的信息互联与跨境连接目标。

然而，这一政策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也暴露出互联网权力结构中的内在张力。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在推动互联网全球扩张的同时，将其价值观与制度逻辑嵌入网络架构之中，使发展中国家在接入过程中面临“数字殖民”的潜在风险（黄育馥，1997）。TCP/IP协议虽表面上呈现技术中立性，实则在标准设定与协议演进过程中深受西方技术体系主导，间接强化了文化霸权与话语控制的现实效应。尤需关注的是，美国对根域名服务器（Root DNS）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掌控，实质上意味着其对全球互联网“语法规则”的主导权。这一制度安排使互联网所宣称的“天然国际性”在实践中不断趋向“美国化”，形成技术结构与政治逻辑之间的内在矛盾。在以“放任权力和自我授权”为特征的全球传播时代，致力于“提高本国传播媒介的国际竞争能力、提高本国受众对本国传播媒介的信任度和向心力”，成为新信息技术背景下中国应对挑战的重要观念（韩国飚，1997）。

互联网作为天然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其本质是技术逻辑与政治实践持续对话的产物，因而兼具“技术中立性”与“政治嵌入性”的双重属性。其分布式网络结构与开放协议构成了物质基础，理论层面为各节点平等接入提供了可能；而其社会属性则源于政策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嵌入，基础设施的所有权、控制权与解释权始终与国家权力及政治意志密切相关。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互联网一方面是实现现代化与全球接轨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西方主导的信息霸权所带来的文化渗透与权力失衡风险（龚文庠，1998）。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既非纯粹的“技术乌托邦”，亦非简单的“权力工具”，而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在持续博弈与协商中共同建构的传播基础设施。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日益碎片化、数字主权与技术民族主义交织强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维护互联网开放性与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公平、合理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传播秩序，依然是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三

面向国际传播的中国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理论启示

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变革性的传播技术，其发展深刻重塑了全球传播格局。在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构建不仅遵循技术演进逻辑，更在科学共同体推动下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征的发展路径。这一过程既验证了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核心命题，也通过在地实践拓展了其理论外延。从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穿越长城”，到四大骨干网络互联互通，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演进轨迹展现了技术采纳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科学共同体驱动下的互联网接入与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的诞生深植于全球科学共同体日益增长的跨国交流需求之中。正是科学界对远程通信与国际协作的强烈诉求，使最初服务于美国军事与科研机构的阿帕网（ARPANET）逐步演化为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同样起源于学术界对国际科学共同体电子邮件通信的现实需求，早期用户主要集中于高校与科研机构。这一路径体现出“由下而上”的技术采纳逻辑，突破了传统传播基础设施依赖国家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建设范式，凸显出科学共同体作为“技术采纳先锋”的关键角色。

伴随科学共同体推动作用的持续深化，中国互联网的接入进程逐步由早期的技术试验转向以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在早期，电子邮件作为“杀手级应用”，实质上显著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所体现的全球交流需求开始在中国体现。1987年，由中德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电子邮件跨国传输，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步。这一进程不仅得益于国际科学共同体的技术转移，也依托于本土科研机构的主观能动性——从王运丰团队与德国学者维纳·措恩（Werner Zorn）的持续协作，到1990年“.CN”国家顶级域名注册获批，再到1994年4月20日中国接入互联网的64K国际卫星专线开通，标志着实现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均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在基础资源建设中的前瞻性布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功能外延呈现双重扩张：在物理层面，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工程NCFC（1994）的启动，建立起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1994）、中国科技网CSTNET（1995）、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1996）和中国金桥信息网CHINAGBN（1997）为核心的四大骨干网络体系；在应用层面，海外留学生依托免费邮箱服务维系跨国交流的通信需求，反向推动了国内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优化与迭代（方兴东，刘伟，2018：34）。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始终内嵌着技术自主性的追求。CERNET作为首个采用TCP/IP和X.25的全国性互联网主干网，完全由中国科研人员自主设计、建设和管理。CSTNET则在联通北京30余家科研院所的基础上扩展至全国24个城市，形成面向科研用户、科技管理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的全国性服务网络。这种以科研需求为起点，逐步向社会治理与商业应用延伸的演进路径，既保持了与国际互联网技术体系的同步性，又通过域名体系和骨干网络的本土化控制，塑造出兼具开放性与自主性的技术格局，为中国确立在全球互联网版图中的技术主权奠定了基础。

（二）国际传播导向下的互联网治理体系确立与传播实践

中国互联网治理体系的确立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1990年，中央恢复对外宣传小组以应对西方舆论挑战（姚遥，2014：330），并于1991年通过“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创新，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一整合对外宣传资源（申宏磊，于淼，崔斌箴，2008）。1995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被正式确认为互联网内容建设与管理的归口单位，标志着外宣系统开始实质性介入网络空间治理，国际传播成为中国互联网政策逻辑的重要起点。

这一职能转变与互联网内容属性日益突出的趋势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互联网加速主流化，其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重大舆论事件中的动员效应，引发中央对网络内容治理的高度重视。1999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首次明确网络媒体的对外传播战略地位，同年发布的《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提出，需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2005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国新办（外宣办）作为互联网主管部门的地位正式确立，完成了从产业导向向内容导向的治理职能转型（方兴东，何可，钟祥铭，2023）。这一治理体系的确立，体现出“对外开放”与“意识形态安全”双重诉求的制度平衡，展现出中国制度优势在数字基础设施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随着基础设施与治理体系的日益完善，互联网传播范式也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互联网拓展了中国对外传播的新空间。1995年创刊的《神州学人·电子周刊》成为国内首份中文电子周刊，为海外学子提供信息和情感纽带；同年马云创办“中国黄页”，目标受众主要为海外用户，旨在传播中国新闻和商业信息。另一方面，互动性传播模式逐步显现。1995年“水木清华”BBS上线，标志着从单向信息输出向公众互动与公共生态的转型。“朱令铊中毒”事件中，全球专家通过跨国电子邮件协作会诊，3小时内即收到首封回应，10日内共收到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635封邮件，生动展现了互联网作为“去中心化传播基础设施”的即时响应能力。该事件让网民中的先觉者第一次感受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可能性，揭示出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传播时效性与跨国协同能力的指数级提升。这一宝贵的中国经验表明，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理层与协议层的技术建构，更蕴含深厚的社会建构性。当技术接入与民众切身利益产生联结，基础设施便获得更强的社会认同，从而推动传播体系的跃迁发展。

（三）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本土化拓展

中国早期以“连接世界”为核心目标的技术接入战略，体现出将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文明对话桥梁”的初衷。自2018年进入“新基建”阶段以来，伴随“东数西算”工程和5G基站的全球领先布局，中国在全球数字空间中的角色由基础设施的“使用者”逐步转变为“共建者”（方兴东，林宇阳，何可，2023）。这一角色转变不仅体现在硬件部署的广度与深度上，更体现于对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主动参与和制度塑造。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关键议题上，中国通过《全球数据安全倡议》（2020）等政策主张，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这一过程既是对西方主导话语体系的有效回应，也映射出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的集体诉求。同时，中国也不断加快平台型基础设施的自主建设与国际化步伐。以内容平台、社交媒体、跨境电商及短视频应用为代表的新兴平台，不仅承载文化传播功能，更在技术架构、算法机制与数据治理方面彰显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中国互联网30年的发展历程为传播基础设施理论提供了本土化的实践样本，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推动了该理论的拓展。在认识论层面，基础设施“线性演进”的预设得到修正，展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跨越”实现系统重构的路径可能；在方法论层面，中国经验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限制，强调了科学共同体与政策系统等关键行动者与政治体系的能动性；在价值论层面，传播基础设施的内涵进一步扩展，纳入社会认同建构、文化交流能力等评价因素。具体而言，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演进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市场机制”的动态互动。在技术主权的构建方面，中国的实践经验展现出一条从技术接入到规则内化、再到标准输出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同时，传统技术指标已难以全面衡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成效，传播效能的评估应进一步关注技术应用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诸如网络带宽、覆盖率与节点数量等可量化指标，仅能部分反映其对社会经济与公共服务的价值；唯有从互联网技术在国家形象传播、文化出海等方面的匹配性出发，方能更准确评估其对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意义。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拓展，既立足中国经验，也回应全球传播变革，在数字文明进程中为重构传播秩序提供理论支撑。

四

中国国际传播处境与使命的重新审视和

再思考

互联网不仅仅是工具、媒介、技术，更为“地球村”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可被实践的场域，是世界得以相遇的母体（Harasim，1993：3）。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契合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深层需求，并在物质层面重塑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形态。自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信息高速公路从64K专线扩展至2025年预计的48Tbps国际出口带宽（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指数级增长凸显了其物质性本质的持续显现。这一跃迁不仅重构了传播的时空边界，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处境与时代使命。

Byung-Keun Kim（2005）将互联网的发展视为社会影响力与技术互动、协同演进的复杂过程。理论上，中国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应体现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不断物质化与制度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大众传播阶段的国际传播1.0以专业生产内容（PGC）为核心，依托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在国家主导下实现信息输出；社交传播阶段的国际传播2.0则通过用户生产内容（UGC）拓展了传播参与主体与空间边界，Meta、X等全球性平台逐步演化为国家形象竞争与议题设置的重要场域；而国际传播3.0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为技术标志，ChatGPT、DeepSeek等工具突破语言与语境壁垒，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迈入以算力、算法与数据为核心的超媒介化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传播范式的演进并非技术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是深度嵌入地缘政治与文化博弈的复杂场域之中。因此，国际传播格局的变迁，实质上是由媒介基础设施、组织性力量、制度环境与地缘政治关系等多重因素交织构成的技术性网络的再组织过程（任孟山，李呈野，2023）。然而，回顾中国互联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其本质上是一段由原本具备国际传播功能的基础设施，逐步转向服务于国内传播与内部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一“内向化”趋势，一方面体现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内在传播需求的高度迫切，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互联网在中国尚未充分释放其作为全球网络的潜能，即引导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促使世界更深入理解中国的使命，尚未真正展开。

互联网所天然承载的“平等、开放、协作、共享”等基本特质，与科学共同体长期倡导的知识共享与自由交流理念高度契合。在中国，互联网在科学共同体推动下得以发轫、流布、成长、互动，唤醒了无数人的才情、激情，鼓舞了无数人的创业豪情，也成就了无数人的梦想和事业。然而，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市场运行与文化传播等关键领域，其传播功能面临更复杂的结构性张力。数据安全与主权治理的政治诉求、平台垄断与流量竞逐的资本逻辑，以及文化认同的全球竞争，共同推动其由技术工具演化为融合制度安排、治理机制与价值表达的传播基础设施。

中国互联网30年来成功实现逾11亿人口的接入，完成了“互联网中国”进程的重要阶段。然而，这仅是互联网发展使命的一部分，其“下半场”更在于充分发挥互联网作为全球联接与一体化基础设施的关键作用。以TikTok的全球扩展与DeepSeek的广泛应用为代表，分别展现出中国在智能传播“上半场”的突破与“下半场”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武器化、治理价值趋于区域化、社会安全风险上升等挑战亦日益严峻，尤其是互联网将走向单极封闭还是多极开放的结构性抉择愈发突出（何可，方兴东，钟祥铭，2025）。在此背景下，亟需重新思考科学共同体在当前阶段的角色转型：如何在保障互联网开放性与共享性的基础上，推动其基础设施实现规范治理与价值平衡；如何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防范平台垄断、算法黑箱等现象带来的传播不平等与认知偏差。

随着国际传播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国际传播亟须在三个关键层面实现突破。在战略定位层面，应突破“14亿人”思维，确立面向“80亿人”的全球视野（方兴东，金皓清，钟祥铭，2022）。亟需打破的不仅是技术壁垒与地理边界，更包括观念边界与国家战略的内向惯性。唯有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共同突破，互联网这一全球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发挥其系统性价值。同时，中国应主动转型为全球智能公共物品的关键提供者，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与共享价值的传播公共物品（方兴东，钟祥铭，2022）。在技术赋能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步削弱长期制约中国叙事力的“文化折扣”，为中国叙事的全球共享提供了现实可能。应把握AIGC技术在消解语言壁垒与文化隔阂方面的关键机遇，充分利用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可通约性与“日常可见性”（张自中，何可，2025）。在治理模式层面，国际传播亟须由传统的“传播管理”逻辑，转向更加注重协作与互信的“生态共建”路径。在超媒介化社会中，传播早已演变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系统。唯有在事实共享、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构成的“数字共通”基础上，中国国际传播才能迈向更高层次的“全球共通”（吴飞，2024）。

在充分肯定中国互联网3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必要反思其潜能未能充分释放的深层原因。这一局限至今仍未被真正正视，相关研究亦较为薄弱。当前，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已跻身全球前列，国际传播所需的技术条件已然具备。站在互联网下一个三十年的历史关口，我们需以更深远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国际传播的使命与方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重要承载体，互联网的物质性不仅带来技术发展的机遇，也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课题。唯有超越技术与文化、内向与外向的二元对立，在开放中坚守文化立场，在发展中涵养人文精神，方能有力推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让世界更好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传播方案。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4期。

本期执编/王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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