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方的人,性格迥异,饮食差别也大。反过来,或许是吃的不一样,才有了不同的性格。
北京人爱张罗,如铜锅涮肉,什么人都能一起涮,什么话题也一起开涮,涮别人,也涮自己,芝麻酱的皇城色调中,都能涮出一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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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满汉全席早就成了传说,平民化的小吃,让人在炒肝儿中肝胆相照,卤煮里推心置腹,但,若要深交,就像喝豆汁儿一样不容易,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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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菜虽浓油赤酱,人却有强烈的边界感,生煎小笼,吃几个,拎得清。广州人多了几分松弛感,什么都愿意试着吃吃,保持原味最好,返璞归真,一切都“撒撒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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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深圳,发现没什么本地特色,所有美食和人一样来自全国各地,老人和老字号都少,年轻的牙口好胃口更好,什么都能吃。
同样爱吃辣,湖南人的辣更直接一些,什么事都能辣得直冲脑门,浑身冒火,如同斗之前吃了辣椒的蟋蟀,按不住的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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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偏麻辣,性格里的火辣一拐弯,舌尖就多了几分绕绕,有了喝茶打麻将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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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辣最纯粹,似乎就是为了节省肉和菜,体现了骨子里的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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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除了辣,更突出的是酸:红酸、盐酸、虾酸,再配上薄荷,香菜,蕨菜,折耳根,确实能让人感受到这片土地充满着山野之气,吃的东西自带驱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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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最爱喝的胡辣汤也辣,表面上却看不出来,说话也拐着弯的幽默,连讽刺都带着胡椒味。评价一个东西难吃,说“反正吃不死”,“吃吧,比挨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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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河南作家笔下表现的更为突出,刘震云的代表作《温故1942》中,老刘快要饿死的时候,想起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是想起了好朋友老窦,老刘说“老窦两天前就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我值了”。
鲁菜相对温和,像山东人一样讲规矩,性格中的敦厚藏在刀法和火候中,不显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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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鲁菜离不了的大葱,往往给外地人一种憨直的印象,事实上,葱更多用在解油去腥上,如《礼记》:“凡脍,春用葱……脂用葱。”山东人最看重的,就是像葱一样的清白。
和鲁菜比起来,淮扬菜略清淡,讲究“和精清新、妙契众口”,这多来自于南北交界的地理位置,以及大运河带来的商业文明,同样是狮子头,鲁菜多红烧,淮扬菜则清蒸;同样是甜口的鱼,鲁菜以糖醋鲤鱼为代表,淮扬菜则是松鼠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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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觉那片水土生活的人,做起事来,既能有软兜长鱼那样的可口,又像三套鸭层次分明,还能像文思豆腐般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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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多被称为美食荒漠,大概是被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害的。就像外地人到山东,到处找煎饼卷大葱一样,完全是被误导了,但这事无论怎么解释,外地人还是要吃,吃完了才有说不好的谈资。
杭帮菜确实不显眼,和宁波、温州、绍兴比起来,特点都没那么鲜明,更不用和以辣著称的衢州相比,但或许正因如此,让这座城市更加包容,你行你上,你行你来,餐饮活跃度高,更新频次快,更符合如今的互联网经济。
浙江人一直如此,看似柔和,性格里藏着坚韧,就像戚继光抗倭时招的义乌兵,只是当地一些普通的农民和矿工,不懂阵法,不会使用兵器,不知行伍纪律,但只知道勇往向前,稍加训练,就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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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我去义乌拍宣传片,本地菜没找到特别好吃的,只有砂锅面还留下些印象,却看到满大街都是西餐厅,甚至比济南的超意兴都多,马路上的老外比例,超过诸多一线城市,不由感慨,这样一个县城,已然国际化了。
老家县城尚不能和义乌比,那里也没什么名贵食材,江海湖鲜,却把牛羊肉做出了花样,烧牛肉要腌、煮、炸;羊肉垛子要煮、压、粽。人们在食物中学到:唯有不厌其烦,才能出类拔萃。所以,从那里走出来的人,走的再远,也忘不了家乡的那一口,尤重乡情,或因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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