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最绝望的瞬间：为同事接生失败后，我害怕看到她的脸｜医院奇闻录91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你一定和我一样，关注到了这起事件：

8月1日晚上，妇产科主任邵医生坠楼身亡。据她的家人讲述，邵医生曾长时间遭受来自医疗纠纷当事人及家属的网络暴力。

邵医生在遗书中，说明了自己正在经历的三起医疗纠纷的情况，同时留下一句话：“一定要为我正名。”

因为这起事件尚在调查，我无法做出更多判断。但有关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的话题，可以说的内容有很多很多。

天才捕手计划这些年来发表了不少医疗故事，分别从患者、医护人员和律师的视角，讲述着人间的疾苦和善恶。其中最复杂的故事，一定是医疗纠纷。

今天你将看到的，是来自产科助产士桃三八经历过的医疗纠纷。故事看起来很疼，是肉体和心理两方面的疼。

那天，因为一把剪刀和一份针线，助产士桃三八亲历了一场医疗纠纷。

她把这起纠纷，以及另外两次接生中发生的悲剧，都完整记录了下来。那些让人难忘、让人心酸的瞬间，即便过去很久，桃三八依旧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当事人的每一张脸。

身为一名助产士，我和各个科室的同事们一样，都是“行走的五十万”。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但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真的每人身上都有五十万元的保险额度。

这么一大笔钱当然不属于我，而是在我遇到医疗纠纷时，给患者的赔偿。当这笔钱被允许动用，意味着我的职业生涯来到了危机时刻。

尤其是在产科——这个人们带着鲜花、糖果和希望而来的地方，一场纠纷的出现不仅可能毁灭一个家庭，也可能毁掉一个医生或护士。

这就是产科的另一面，是所有医护人员和患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是我每天的生活。

那天，护士长像被侵犯领地的老虎一样，对我怒吼：“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

产妇王雪娇出现了会阴侧切口愈合不良的情况，她抱怨的对象主要是病房主管医生和责任护士，指责她们对自己的照护不到位。其实并不包括给她做侧切手术的我。

但我还是被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挨了一顿批评。

上班挺累的，还隔三差五被领导拎到一旁接受思想教育，我的心情可真算不上好。大概是看到了我撅嘴表示不服，护士长用手指敲击着办公桌嘲讽我：“这几年你对患者的好都是装出来的么？现在装不下去了？”

这杀人诛心的话，直接把我过去三年的努力全数否定。我受不了了，眼泪不争气地充斥在眼眶中。

“本来就有长不上的可能啊！”我梗着脖子，跟护士长呛呛：“她自己卫生条件不好，整得脏兮兮的，责任护士也不去好好管理，长不上难道不是正常的么？”

“患者的侧切口感染了，没长上，你就相信你同事啊？自己的患者，自己去看，自己去管！”护士长的嗓门越拔越高，震得我的耳朵隐隐作痛，“我缝的切口，我都需要天天去看，我都怕长不上。你们倒班，没时间去看，你告诉我啊！你瞅瞅现在咋整吧！”

我想继续反驳，护士长却宣布了对我的处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你去手术室，专门去剖宫产手术做器械护士，好好学学什么是无菌操作！”

科里正在建设即刻剖宫产手术间，我要去学习整整一个月，期间没有任何绩效工资。“你是去学习的，要有学习的态度！”护士长抿着嘴背过身，不再搭理我。

手术室的同事们，在我眼里就是医院里的最强超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雷厉风行的性格，和产房欢快的工作氛围相比，手术室更加严肃和压抑。

而且手术室的工作十分忙碌，如果跟不上医生的速度，不能在恰当的时候递上止血钳，我会被责怪，次数多了会被罚下手术台。

看着旁边想帮我求情的同事，我比划了一个手势——停止。

患者投诉的问题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凭什么我要受罚？

我接受，但我不理解。

几天前，王雪娇在深夜入院。她才24岁，是第一次怀孕，却在孕33周加5天时出现早产临产，而这与她的妊娠期糖尿病有很大关系。

接手王雪娇后，我看着她的各项诊断，确定今天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我陪着她熬过了前半夜的产程，终于在几个小时后迎来了分娩的关键时刻。我将带她前往我们共同的战场——分娩室。

王雪娇的妈妈跑来和我说：“姑娘，阿姨最信任你了。你小姐姐交给你了噢。”

紧接着，王雪娇的妈妈往我胸前的口袋里，塞了一卷纸。

我知道里面包着什么，是让产妇和家属们安心，却让医护人员陷入麻烦的红包。这是一种误会；是一种错误；更是不知从何时起，在医患之间形成的畸形关系。

在我看来，王雪娇的妈妈对我强调的“信任”，恰恰是一种不信任。

时间紧迫，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她拉扯，只能暂时不去理会塞在自己胸前的“炸弹”。

分娩的剧痛不断向王雪娇袭来，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几乎一声不吭地在努力使劲儿，希望尽快迎接自己的孩子。

“现在我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为了你和孩子平安，你必须听我的话。”我边清洗着王雪娇的皮肤，边对她提出要求：“我教你呼吸，感觉特别像便秘。你不用不好意思，只需要按我的方法做。”

在产房，助产士永远是产妇值得依靠的姐妹。

王雪娇的宫颈口顺利地完全打开，我能看到孩子的脑袋随着一阵阵的宫缩时而露出时而缩回。然而意外发生了，胎心监护发出警报，胎心在迅速下降，甚至到了60次/分（正常情况是110-160次/分）。

我警惕地观察了3分钟，发现孩子的心跳在恢复正常。就在我和旁边的组长以及医生刚要松一口气时，让人惶恐的缓慢胎心音再次传来。孩子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我让王雪娇侧躺，好好地吸氧气，一旁的组长已经为她静脉补液。“王雪娇，现在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非常不舒服，（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快一点把孩子生出来！”

坚强的王雪娇终于忍受不住了，她大声哭喊着：“那现在快给我剖了吧，遭二遍罪我认了！”

准备一台剖宫产手术至少需要15至20分钟，而孩子即将出生，根本没有更多时间了。唯一的选择就是侧切分娩，大概需要10分钟。

时间就是生命，哪个最快，哪个就是最安全的。

“我们给你侧切，给你打麻药，你必须好好多使劲。”我鼓励王雪娇：“九十九拜都拜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王雪娇太疼了，近乎哀求地对我说：“那你们快帮我把他薅出来！求你们了！”

组长帮我打开了利多卡因的安瓿瓶，这是用于局部麻醉的药物。我用注射器抽了两支，加进生理盐水降低浓度，再把注射器的针头换成了长长的阻滞针以便进行麻醉。

再次做完消毒，我的左手摸到了王雪娇的阴部，找准注射的位置。我告诉王雪娇：“不要乱动！”便开始给她注射麻醉剂。

接着，我拿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侧切剪。那是一把刀锋向一侧弯折的剪刀，像修眉剪的加长版，纤细、弯口、剪口锋利。专门用于在产妇脆弱的下体，剪出一条侧切口。

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挨上这一剪刀是一些妈妈不得不忍受的痛苦。

我举着侧切剪，等待着合适的机会，一刀剪开王雪娇的会阴。

时间过去了5分钟，我能听到孩子的心跳在短暂地恢复正常后，又一次开始放缓。我戴的帽子并不吸水，汗液顺着我的眉毛流进眼睛，好在旁边的医生掏出纸巾帮我擦汗。

就在孩子的胎心在90次/分钟徘徊时，随着王雪娇的向下用力，侧切的时机来了。

我用纱布护住孩子的头以及王雪娇，找到合适的角度，将剪刀伸向她的会阴。锋利的刀刃将温热且有韧性的皮肉剪开，露出了淡粉色的肌肉，鲜红的血液从创口喷涌而出。

我用纱布轻轻擦拭侧切口，看到没有怒张的血管，我松了一口气，术后血肿的概率可以显著降低了。鲜血依然在涌出，我取了新的纱布暂时堵住侧切口。阻挡孩子的头出来的会阴体被剪出了一条缝隙，孩子的头渐渐全部露了出来。王雪娇的儿子终于出生了。

会阴侧切对我而言，是一件手拿把掐的事情。

我每年大概参与接生300个孩子，其中自然分娩占三分之一。去年一整年，我的侧切率是12%，一年就是12次。也就是说我工作的前三年，进行了不下30次的侧切手术并缝合，并且此前没有一次失败。

我清理着孩子小小的口鼻，随着呼吸的通畅，孩子发出了啼哭，原本有些灰白的肤色逐渐变得粉红。虽然是早产，但孩子渐渐展现出了他鲜活、有分量的生命力，给人一种从煮烂的宝宝面条变成劲道的意大利面的感觉。

孩子刚一出来就朝着我的拖鞋，拉了一泡墨绿色的胎便了。拖鞋还能洗洗继续用，袜子算是没救了，这东西是我当上助产士以后，消耗最多的东西。

如果说这次接生有什么让我不开心的地方，除了被塞红包，也就只有搭进去一双袜子了。

看到孩子的状态不错，我把他用纱布擦干，用纱布垫包好，隔着无菌单。“来，让他跟你贴贴，沾沾你身上的菌群。”我把孩子轻轻放到了王雪娇的肚子上。

王雪娇看着面前这个瘦瘦的孩子，他的活力满满，小胳膊向前抓握着，在找寻妈妈。王雪娇激动地大哭起来。

“不可以哭，情绪别激动啊！要不然宫缩差了，你可能大出血啊！”

孩子分娩以后，我们需要通过给产妇增加“缩宫素”，产生强力且持续的宫缩。这可以让因为生育而变成西瓜大小的子宫，收缩到鸡蛋那么大。如果子宫不收缩，就会一直流血，出现产后出血，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严肃地提醒王雪娇稳住情绪。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就是太高兴了……”她努力地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憋了回去。

母子平安，这是好消息。但我不能松口气，更不能急着去祝贺王雪娇——此刻，我得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看着她气息急促、满头是汗的样子，知道刚才那段疼痛消耗了她全部的力气。

先前，王雪娇承受着剧烈的阵痛，又挨了一剪子，都为了孩子顺利降生所遭的罪。接下来的清理和缝合，则是为了她自己——修复生育对一个女人造成了创伤。

3厘米的侧切口并不算大，清理和缝合却需要很长时间。

分娩的过程中，胎粪、羊水和涌出的血液不可避免地将侧切口污染。

经过细致的冲洗，我更换了手术衣和手套，打开可吸收缝合线，准备好湿润的带尾巴的纱布放入王雪娇的阴道，暂时阻挡恶露的流出，避免缝合处被遮挡。

医生帮我调整了无影灯的角度，让侧切口暴露得更加彻底。我需要缝合粘膜、肌肉和皮肤这三层组织，虽然王雪娇有局部麻醉，不会觉得疼。但针尖穿过的触感、缝线的拉扯，她仍能感觉到，这同样不好受。

刚缝合完第一层，王雪娇问我：“姐妹，你跟我说实话吧，我这到底多重啊，缝了有10分钟了还没缝好？”

“娇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最起码要缝三层，一层一层缝肯定慢。”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这话，尽量让她分散注意力，也提醒她之后的护理很重要：

“回去以后，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保持侧切口的干燥。尽量平躺或者右侧躺，避免恶露泡到侧切口。也可以把高锰酸钾用温开水兑成淡淡的粉色，在大小便之后冲洗。平时尽量不要用卫生巾捂着，不通风真的很难长好。这个侧切口外面有一个线结，千万不要揪掉啊，等伤口长好了以后再揪噢。”

我确信这是一个完美的侧切口，长度适当，位置正确，时间恰当。缝合同样完美，平平整整的，只留下了比头发丝还细的痕迹。

我学会接生的速度要比别人慢，但对于缝合的技术，我是带着一些骄傲的。用护士长的话说，她像我这么大时，缝不了这么好。

缝合终于结束，我低头看了太久，抬起头时视线一阵模糊。我用力眨了眨眼，才慢慢恢复过来。

王雪娇的妈妈得知母子平安，她轻轻搂住王雪娇，眼角泛红带着泪花。

王雪娇轻轻擦着妈妈的眼泪：“你别哭，我这啥事儿没有。”可能是当了妈妈的缘故，和我差不多大年龄的王雪娇显得更成熟、稳重。

看到我也在，王雪娇的妈妈快步走了过来，握住我的手：“阿姨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没事儿没事儿，我应该做的！我还有别的工作，一会儿咱们再唠。”我嘴里说着客套话，脚上却急着想赶紧走开。

面对家属真挚的感谢，我竟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我知道，比治病救人更难的，是处理这背后复杂的人心和关系。

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那时我还是个19岁的医学生，天真地以为所谓的“医疗纠纷”不过是一场夸张的舞台剧，一场可以笑着完成的表演。

“你什么服务态度？你信不信我投诉你！你知道我老公是谁么！”我拼命地挣扎着，试图越过拦在面前的手臂，嚣张地喊叫着。

随着身旁传来轰鸣般的掌声，我知道自己的表演成功了。

那时我是一名19岁的医学生，这段狠话是我在大学实践课上和同学们演出《当医疗纠纷发生时》说出的台词，我饰演的是一位情绪激动的患者。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的滋味挺复杂的。

我们的小组获得了最高的分数，老师和我们唠闲嗑儿的时候说：“同学，你是跟网上学的吗？演得那么像呢？”

“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啊……嘿嘿嘿……”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老师却忧愁地说：“艺术来自生活啊……”

那时我不谙世事，还不能听懂老师话语中的复杂情绪。

我跟同学们宣扬着，“我一点儿不怕医疗纠纷，我巴不得患者打我呢。我吧唧一下躺那里，然后我就碰瓷，我就挣钱啦！”

那时的我们觉得，医患纠纷是件可笑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对纠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了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刻板印象中。

那时我确信自己以后的工作，一定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在工作的第一年，我就目睹了一场惨烈的医疗事故。

当时我们医院内科的同事即将分娩，她是一个健康孕妇，开心地来产科准备顺产。胎心监护显示，子宫内的孩子大概率出现了胎儿窘迫，也就是缺氧了。不知为何，值班医生掉以轻心了，可能是觉得情况没那么严重。

然而仅仅因为这一个瞬间的错误判断，便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孩子出来时，已经是死亡状态。那小小的惨白色的身体，带着一片片的青紫色，没有呼吸，没有心率，没有肌张力，没有反应。

我永远记得那个来自内科的同事。她进入产房时，眼神里充满了希冀。我也一定不会忘记她离开病房时，那哀莫大于心死般的绝望。

那位值班医生的样子也被我牢牢记在心底。那是一张面如死灰的脸，以及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深深的自责和抑郁的痛苦。

说真的，没有人愿意面对医疗纠纷，无论是患者还是医者。但总有些错误、失误、意外，甚至有些情况超出了医学目前探索到的边界。对患者来说，这些情况往往意味着身体的痛苦、心理的煎熬，甚至改变一生的阴影。我明白这一点，所以更怕它发生。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为她接生的人是我，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但就是那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暂时告别王雪娇的妈妈，我扭头走到另外的房间，掏出手机向护士长激情输出：“姐，嘤嘤嘤……宝贝不是故意的，宝贝不想收红包，宝贝现在就去存住院费里……”

我披上外衣，像是逃跑一样来到住院收费处，把王雪娇的妈妈塞给我的五百块钱红包存进了王雪娇的账户。

我们医院有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将红包返还患者就不算犯错。这是无奈之举，却反映着医患关系中，无尽的纠结。

“看，快夸你的宝贝。”我拿着存钱的收据，拍了一张自拍发给护士长。

我不喜欢收红包，只想要合理合法的收入。虽然家属和患者们以为送了钱就可以安心，但实际上这就影响我在接产时的判断力。更别说如果患者出现了意外，医护人员收红包的行为会遭到剧烈的反噬。

如果当时我真的收下了红包，也许之后王雪娇的主要投诉对象就会变成我吧。事后想起来，我真庆幸自己及时甩掉了这个烫手的红包。

路过自动售货机，我买了两瓶冰镇无糖肥宅快乐水，蹦蹦跳跳地回到了产房，把收据递给王雪娇的妈妈。

看到她有些发愣的眼神，我心中暗爽：“没想到吧，爷还你了。”

我拿着快乐水走到王雪娇的面前：“姐妹，我知道你喝不了这么凉的，我替你多喝两口噢。”在王雪娇妈妈的笑声、王雪娇的哀嚎中，我喝掉了一整瓶。

王雪娇产后观察了两个小时，确认没有问题即将返回病房。在这之前我又对她和她的妈妈叮嘱了各种注意事项，然后目送她们离开。

成为患者的朋友，遇事为患者着想，这是我成为助产士后渐渐学会并相信的事情。每天听到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看到家长们展开的笑脸，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和成就感的来源。

只是我当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告诉了王雪娇所有注意事项后，我依然惹上了麻烦。

更无法预见，一次普通的侧切口缝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心理阴影。

王雪娇生完孩子的第四天，恰巧是我的白班，正常情况下，自然分娩的产妇72小时就可以离开医院了。

从办公室回产房的路上，我遇到了王雪娇的妈妈。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小天使，早上好！”

然而没一会儿，我却在工作群中看到了情绪完全相反的消息：王雪娇一家的情绪十分激动。

不多时，护士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喊声传来，“你去没去看患者？”护士长质问我工作有没有做到位。

“我就正常缝完黏膜层，然后皮内包埋，缝完了，我也教患者咋护理了。我后来，没去看患者……”我越说越没有底气。

“我真告诉她们怎么护理了。”我心里委屈。

“患者能不能做到？我刚才去看，她伤口在高锰酸钾溶液里泡着呢！啥伤口成天泡着能好啊？”火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护士长的声音逐渐降低。

看我不再犟嘴，护士长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去患者那里看看吧。”

“嗯，好。”我蔫蔫地回答。

看到王雪娇，我的内心真的在抽搐。

初见面时，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珊瑚绒睡衣，几天不见已经变成了脏兮兮的灰粉色；因为坐月子没有通风的房间，弥漫着腥臭的味道；原本整齐的两个麻花辫，已经炸开，被汗水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

如果不是见过被正确护理的孕产妇，那我一定这辈子不会想生孩子。

“咋样了啊，娇娇，听说伤口长得不太好是么？”为了拉近距离，我坐到了王雪娇的床边，边帮她整理病床，边了解她的情况。

“今天早上，我老公给我消毒，发现伤口化脓了。你们的护士啊，医生啊，都没有发现。”我感受到了王雪娇的气愤，还没等我说话，王雪娇继续说：“姐，你知道么？从来的那天开始，床单就没给我们换过，你看这床单脏的。”

干干净净的白色床单，已经变得灰不溜秋，上面有着血液滴溅的痕迹。“早上护士都扫床的，她们没给你换么？”毕业后，我没有做过病房的工作，但是我知道晨间护理的流程。病房的同事肯定有工作没做到位。

我的耳根发烫，如果地上可以有一条缝隙，我一定能钻进去。

工作三年来，我一直被患者和家属们表扬是个好人。这是第一次，有患者对我表达不满。

但现在想起来，可能我只是运气好。我刚上班没多久时，也曾在产房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那一次，我离真正的医疗事故只有一线之隔。那份恐惧和后怕，至今仍深埋心底，也让我明白，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大错。

那是和我师父一起值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即将生第二胎的孕妇。她叫孟庆芸，是个十分开朗活泼的人，有一米七八的傲人身高，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她的丈夫，是个一米七零的憨厚大哥。

孟庆芸在孕期特意控制了体重，孩子的大小在6斤左右，以她的身高条件和骨盆宽度，生育这第二个孩子将会十分轻松。

我在查房的时候，经常看见两口子手挽着手，在走廊里散步。他们看到我，会笑着打招呼。这两口子是那段时间最受我们欢迎的人。

挺过阵痛的折磨，孟庆芸很快来到了第二产程。分娩很顺利，几乎是两三次宫缩过后，孩子的头就快要全部出来了。

又过了几秒钟，孩子的身体全部出来了，我甚至来不及给孩子吸出口鼻中的羊水，这个小姑娘已经开始了肺部的运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啼哭。

另一个同事抱走刚结扎完脐带的孩子去称体重，我跟师父一起等待孟庆芸的胎盘娩出。胎盘剥离有着自身的指征，师父告诉我，可以拽着脐带把胎盘拉出来了。我拽着脐带，却没有带出来胎盘，感觉胎盘紧紧附着在了子宫里。

师父过来跟我说：“你得使点儿劲儿啊。”然后她接替了我的位置，开始用力拽脐带。我刚想说感觉和平时不一样，就看到胎盘被拽出来了，紧随着胎盘出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粉红色肉球。

我内心闪过一丝不妙的感觉：“这个胎盘上长了什么东西，肿瘤么？不像啊。”

孟庆芸突然惨叫一声，“好疼啊”！

她红润的面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生命力好像被抽出了身体。这和课本上描述的一样，是休克！

旁边的值班医生也慌了神，一群人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送手术室，在产房一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平时推一个患者都会累得吱哇喊叫的大家，这次推得飞快。我拿过手术电梯的钥匙，用最快的速度先跑去打开手术电梯门。

那时我刚上班不久，很多抢救的事情都不能插手，我看着值班医生正在跟孟庆芸的丈夫交代情况，签署病情危重知情同意书，大哥眼睛变得通红，嘴里只有一句话，“我只要我老婆的命。”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的产房，只能看到自己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一阵清脆的啼哭声打断了陷入恐惧中的我，是孟庆芸刚出生的孩子，她躺在婴儿床上，还没来得及送去新生儿科。

我把孩子抱了起来，她应该是感受到了温暖，逐渐停止了啼哭。我找到了糖水，安慰这个饿得不行的小家伙。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等到了师父。我忙问：“咋样了，人没事儿吧？”

“没事儿，都解决了。麻醉完，主任把子宫还纳回去，用水囊撑住了。”师父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大人没事儿了……大人没事儿了……”

我怀里的孩子喝完糖水，安静地入睡了。我还没从刚才危急的情况中缓过来，这时，产房的门铃响了起来。

我去开门，看到了孟庆芸的老公。这个憨厚的大哥红着眼睛，对我深深鞠了一躬。我慌张地说：“哥，你稍等，我去把孩子抱给你。”

第二天交班的时候，我想看看孟庆芸的情况。她看到了我，我只好尴尬地问：“你咋样了，好点儿没？”

“我老好了，快出院了！”她看似轻松地回应我，其实完全藏不住自己有气无力的状态。我心里如刀割一般。

我确定我一定是个懦弱的人。我躲在休息室，蹲在角落里，呜呜痛哭，既庆幸于孟庆芸的平安无事，又恨自己孤陋寡闻、技艺不精，不能处理好这样的情况。

护士长看见我在哭，过来安慰我：“你说你，才来多长时间，啥病例都让你见着了。（有的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上班三十来年也没碰上这样的情况。”

“你看，问题已经发生了，那我们是不是先找找原因？”

“我也不知道了，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我真的不想这样。”

“所以我们要找出原因啊。昨天晚上我发群里的理论你看了么？”护士长突然严肃地说。

“看了……”

“那你分析一下吧。”

孟庆芸的情况是子宫外翻，和她过往的多次人工流产有关，这次胎盘附着的位置正好在子宫底部，而她的腹壁比较松弛，过于用力牵拉脐带才出了问题。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我察觉到了操作的错误。

“胎盘剥离的指征，明天我考你背诵。这事儿你师父有绝对责任，但是，所幸患者没事儿。”护士长开始给我介绍案例：“有医院发现患者子宫内翻，值班医生指挥助产士用剪刀剪掉胎盘，造成子宫破裂，后来去手术室修补的子宫……”

那一刻，我知道护士长在用她的方式安慰我，减轻我心中的负罪感。

孟庆芸的经历让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自己的无知和弱小，那份负罪感久久未能散去。这次的主角换成了王雪娇。关于她那无法愈合的侧切口，新一轮的审判开始了。

我回到护士长的办公室。她边翻看病历边对我说：“我以前有个患者的侧切口愈合慢，后来那家人去省里做鉴定，当时打官司我还出席了。”

护士长扶了一下眼镜继续说：“那以后，我多少次做噩梦都是在缝侧切口，怎么缝都缝不上。好不容易缝上了，那个口子两三天又崩开了。然后我看见一条花里胡哨的毛毛虫，当时就给我吓醒了。

护士长冷淡地问了一句：“你就一点儿错都没有？”

我的心咯噔一下子。“我……我不知道……”霎时，我陷入了迷茫。我的师父也来了，她开始指出我技术上的问题。见我默不作声，她的指责愈加尖刻，句句都扎在耳朵里。

仿佛那一刻，我在她心里就是一个玩忽职守、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没有同情心的败类。既往我犯下的所有大小错误被师父一一列举，哪怕有些不是我做的，也变成了我的错误。

我不知道自己带着何种心情到了手术室，麻醉师、护士纷纷围过来，询问我怎么不当助产士了。

“我受罚来的。”句就在嘴边，我却得了失语症一样说不出。所幸我的好搭档刘医生恰巧出现，她用爽朗的声音解释了我来这儿的原因。

手术室对于无菌操作的要求，比产房高了不是一星半点儿。对我而言，无异于一次再造。每天我早早来报道，然后在手术室从早上7点半站到下午16点。有时中间没有休息，只有10分钟吃饭和去卫生间的时间。

每天的活动量都很大，我特别容易饿。一名护士曾问我：“你咋肿了？特别是脸蛋子那里。”

我只能说：“可能睡觉之前水喝多了。”我不敢承认，来着学习才一个星期，自己竟然会累胖了4斤。

那段时间我的心理压力很大，护士长对我的批评一直在我耳边萦绕。同事不理解，患者不理解，甚至我自己也开始不理解我自己了，我来到这里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在手术室重新学习的第二周，我被护士长召回产房，让我听一段录音。那是王雪娇丈夫打的电话，他正式对我们科的医护人员提出了投诉。

护士长的表情没前几天那么凝重了，毕竟她已经提前对我做出了惩罚，所以在接到正式投诉后不会太被动。

回手术室的路上，一位同事姐姐拽了拽我的衣袖说：“知道吗？护士长天天问手术室的人你表现咋样。而且等你回来，你又掌握一项别人不会的技能，到时候你就比我们厉害了哟！”

“可问题是，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我的错。让王雪娇的侧切口过了好多天才愈合，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的眼泪瞬间涌出。

“以后就好啦。你还太小，经历的太少，等你到了姐姐我这样的岁数，就不会这么难过了。”同事温柔地替我抹掉眼泪。

我并没有回复她。

护士长和我说过，她以前和我一样，把患者当成姐妹，当成闺蜜处。但是她也被患者的不理解甚至偏见伤害过。

我不知道，同事们说的“以后就不会难过了”，是不是一种麻木？

因为我大学的毛概老师，曾经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过：“我是血压高，孩子保不住，但是她（医生）怎么可以说我的孩子是‘这玩意’？我恨不得给她一个大逼兜。”

那时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经历了我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做一个温暖的人，去保护你们的患者……”

那时候我对老师的话还不以为然，低着头偷偷在手机上玩消消乐，还不小心打开了游戏声音。老师的手伸向我的耳朵一拧：“小兔崽子，下课别跑。”

老师知道我父母是老来得女，大概她因为年纪大了想要孩子，所以特别关注我。下课后她掐住我的脸说：“你为什么这么黑啊，是因为你妈妈年纪大才生的你吗？”

“那你快一点，多摸摸我，很快你的宝宝就回来了。”那时我还不会安慰别人，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说出这句话，能让失去孩子的老师的心里舒服一些。那个学期，我根本没机会逃掉毛概课，因为老师总会找我牵手散步。

“你们以后都想去什么科室啊？”老师找我们唠嗑时，这是必问的问题。

“我要去产科，然后她们生完孩子有鸡汤喝，我就去蹭吃蹭喝！”虽然很幼稚，但那就是我对产科最初的印象。

“如果可以，你们小姑娘还是别去了，会看到太多丑陋的人性，会让你们不想结婚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过类似的劝阻，但那时我并没有当回事儿。

在象牙塔里愉快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充满了宿命的味道。

又过了几天，我接到同事的电话，她们知道我在手术室累得不行，正在计划营救我。

到了第三周的最后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参加了一天的剖宫产手术后，没有累趴下。我已经适应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当手术室的护士长通知我下周一就可以回产房上班，这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听说因为有同事快生了，没法倒班，大家借机给护士长吹风说人手多一点就好了。手术室的姐姐们碰到我们护士长则是一个劲儿夸我，于是我的处罚提前一周结束了。

同事对我说：“快回家吧，大家都想你了。”

“我也想你们了……”

我猛然挂断电话，躲在角落里呜呜大哭。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去推脱责任，我的工作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女人的尊严。

我发誓从此以后，更严格要求自己。毕竟一个女人一辈子又能麻烦我几次？我依旧要做产妇的好闺蜜和孩子们的好阿姨。

虽然，我依然很难做到，完全不产生医疗纠纷。

患者期待医疗是万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医学是一门实事求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有很多未知的挑战，而人体的情况又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很多问题真的无法完美解决。

当过高的期待遇见了不尽如人意的后果，这是我理解的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

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助产士，又能做到什么呢？

很快，我回归了助产士的队伍，产房才是我想要的天地。我加入了新的小组，没想到第一天，考验就来了。

又是一次紧急情况，需要我对产妇进行侧切。

当我的手再次拿起侧切剪，我好像出现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我的手在抖，眼前闪过的是王雪娇一次又一次换药的侧切口，我真的害怕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看着我有些颤抖的手，同事好像明白了我迟迟不能下剪的原因。她直接用她的两根手指，在我的后脖颈拧了一下。

“你撒愣的（快点儿），别逼我踢你。”同事压低了声音，对我发出警告。

疼痛让我集中了注意力。我知道，自己还能站在这里，说明还是有大把相信我的人，我不能让她们失望！

手起剪刀落，侧切完成。胎心下降的时间较短，孩子平安无事地降生。我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到缝合了。

我猜想，上次让我栽跟头的地方，可能是缝合时的无菌操作不到位。这次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在手术室学的，更换衣服、器械，重新整理无菌操作台，给患者进行缝合。

正当我缝完黏膜层，准备缝合肌肉时，同事换上了新的手术衣和手套，来到了我的旁边，接过了手中的持针器，按照和我平时缝合不一样的顺序从下往上缝合。缝合完肌肉后，同事示意我，继续进行皮下包埋缝合。

20分钟后，我推着产妇和宝宝到了待产室，刚安顿好这娘俩儿，同事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缝肌肉层的时候，为什么从上往下缝？”

“我师父这么教我的啊……”我有些不解地回答。

“啊，我明白了，她学错了，你也学错了。当时我在北京进修，人家说从下往上缝可以更好地降低切口那里的张力。”

当我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的愧疚感不断上涌。

“你别上火，最少咱们找到了一条原因，但是你想，这么缝其他的人也能长上，说明王雪娇的切口不愈合原因不止这一个。咱俩多几次一起接生，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挑挑问题。”同事的安慰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姐！”

打那之后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发生患者的侧切口出现迟迟无法愈合的问题。我不清楚是哪个环节的错误，让王雪娇多遭了那几天住院的罪，但是我决定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在这些年里，我见过太多焦急的家属和痛苦的产妇，她们的眼神和声音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她们所期盼的，只是那份安全、顺利和母婴的平安——这，也是我作为助产士，日复一日，最坚定的努力方向。

今天的故事，不是为了争个对错，因为医疗纠纷就不可能有赢家。

只要出现问题，对患者和患者家庭就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而对一名善良的医护人员，同样如此。

桃三八至今仍觉得，医护人员和患者、患者家属是共同面对疾病的战友。只是有的时候，战友之间缺乏一些共识。

比如医学是一门科学，它一直在进步，并非无所不能。而医疗是一门相处的学问，需要医护人员去更多地换位思考。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句话“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桃三八告诉我，她当助产士以后，最喜欢的一种医患关系是这样的：“某天，我在街上遛弯儿的时候，看到小朋友开心地玩儿着泥巴，对我露出笑容。然后，孩子的妈妈认出了我，兴奋地对孩子说‘就是这个阿姨给你接生的哟’。”

医疗纠纷是一个非常难讲的话题，但一个医护人员的成长是可以讲清楚的。

至少对于桃三八，她在渐渐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负责、保持热情，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 月半

插画：超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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