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现在一般认为，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是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抗战的局面也就此一锤定音。尽管有学者表示，就算美国不参战，依靠中国的国土纵深也有能力拖垮日军，但付出的代价就难以估量了。
因此，作为日本的侵略对象、二战的胜利方，中国人自然不会觉得日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只会认为那是阻止军国主义的必要手段，亦是应有的惩罚。
习惯了“二元论”思维的中国人，无法理解也接受不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在同一客体上共存。简单朴素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只有受害者的加害行为才具备正当性，那叫讨回公道，而加害者遭受再大的伤害也是理所应该，那叫咎由自取。更何况，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是日本国，就是日本全体国民，三者没有区别。
价值判断无所谓对错，它也许可以左右叙事，但左右不了事实。日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早在21世纪之前，就已经是主流学界与国际权威机构的共识了。
在美国占领日本的两年后，即194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便在日本成立了原子弹伤害调查委员会（ABCC，1975年改组为RERF）。
据ABCC估计，原子弹爆炸后2-4个月内急性死亡的平民人数约15万-24万。另外，ABCC还花费几十年，追踪研究了12万多名幸存的受照者（辐射暴露）以及7.7万名未受照人群，结果发现：
1958-1998年间，约10%的癌症发病归因于原爆辐射，辐射剂量与患癌风险几乎成正比；白血病在爆炸后两三年明显增多，尤其是儿童，受照时越年轻，终生风险越高；白内障数量大幅增多，出现时间显著提前，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孕妇受照不仅导致胎儿智力下降，重度智力障碍与小头畸形风险也同步升高。
除了人道灾难与医学层面的痛苦，当年的幸存者还因被怀疑有隐性遗传病，要面对长期的社会歧视，期间出现了大量个体悲剧。哪怕到了现在，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已达86岁，但他们的健康与生活，依然难以摆脱80年前那场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困境。
将日本摆在受害者的位置，难免会让人下意识的排斥。我跟人讲述这些战后灾害时，他们往往无比气愤：“侵略者还成受害者了？”“如果日本是受害者，那谁是加害者，死在他们手里的人吗？”“不去关心真正的受害者，却怜悯一个屠夫，说好听点是圣母，说难听点就是汉奸！”好像在中国，只要说出这个事实就是对死难者的亵渎，是对日本罪行的原谅。
不过，有这样的反应倒也正常，毕竟当仇恨与爱国绑定时，任何偏离立场的叙事都会被视作一种背叛。因此，承认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与暴行很简单，但承认原子弹对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人道灾难却非易事。尽管事实就是如此。
也正因为认识到这个事实，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便不再是单纯的战争事件，而成了人类认识核武器毁灭性的“标志性记忆”，进而塑造了全球的反核运动、国际条约与外交格局。
与此同时，广岛、长崎发生的人道灾难，也激起了人们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必要性与正当性的大讨论。
支持者认为，投放原子弹是用更小的伤亡保护更多的生命，比如当时的战争部长斯廷森就认为，原子弹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快速结束战争最不坏的选择，避免了美日可能出现的百万伤亡。在冷战初期，这是国际主流看法。
但后来，随着对战事的研究越发深入，很多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日本虽拒不投降，但已在崩溃边缘，原子弹不是必须的，美国的真正目的是震慑苏联、展示核实力，而非单纯结束战争。尤其是美国官方的战后调查指出，即便没有原子弹或苏联参战，日本也很可能在1945年秋之前投降。
由于两种观点都能找到大量一手资料与研究结果作支持，因此学界形成了“证据充足但结论分歧” 的局面。然而无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争论本身就是对事实的肯定，也是对核武器所造成的人道后果的一种深刻反思。
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最近不少人又在讨论这个问题，给我的感觉就是：哪怕二战结束已经80年，作为胜利方的我们，却始终呈现一种战败国的心态，哪怕气壮山河般的故事写满了历史，也摆脱不了屈辱的叙事。这是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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