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 | 杨联陞：书评经验谈

1984年12月1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讲演，题是“书评经验谈”，地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原定吴大猷院长主持，因正有会议，改请总干事韩忠谟先生主席。准时开讲。

听众之中，师友不少，不及一一下台致谢，只讲后得与胡颂平先生寒暄数语，见颂平先生红光满面，为之一慰。这次讲演，因有数年不讲课，不免生疏，只有纲要一页，讲时斟酌增减。又因对大讲堂扩音设备不熟悉，未能善为利用。可能座中有人听不清楚，联陞深为抱歉。

今为稍稍补救，试用纲目体，把要讲的话，同补充未讲的话，草为一篇，呈请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阳历生日，大家同来纪念，很有意义。

　　 （胡先生不喜欢用诞辰，他以为《诗经》“诞弥厥月”之诞，未必是诞生之义。自然，以诞为生，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年纪念胡先生，添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就是胡颂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数册。此书诚如余英时院士在序中所说，是中国年谱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工 程。能早日问世，要感谢联经的王惕吾先生。（多谢赐赠 !）

　　 （《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长王雪艇先生特许。这部已转赠哈佛汉和图书馆。当时每收到若干册，就尽力就所知补充资料，多蒙颂平先生采纳。今本第五册、第七册较多。）

　　 除了余教授对颂平先生的崇高评价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书下笔极为慎重而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往往如见其人。颂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记，可能很像适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时教授的序，实在是一篇可贵的长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英时教授与适之先生虽相知而从未会面，却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养，写成洋洋大文。文思细密，文笔流畅，全文充实而有光辉，可为模楷。适之先生天上有灵，也必然欣赏。

　　 《书评经验谈》题目是仿严耕望院士的《治史经验谈》。他此书深受学林推重，真是现身说法，为初学之津梁。论学力他比我坚实甚多。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只以史学言之，《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们早一百几十年。1979年见到《史学评论》第一期，是几位少壮学人创办的，内容美富，颇觉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造成风气。）

　　 今天要举的我所作的西文书评之例，多出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食货社为我在去年印布的《汉学论评集》。内有五篇西文论文，四十多篇英文书评。

　　 （陶希圣先生在清华大学开的中国社会史课，引导我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门。陶先生在给《论评集》赐序时也提到。他也是我终身铭感的恩师。1935年《食货》有我一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写作。提到农民身份，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日本有人指摘。实则我在次年《清华学报》《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

　　 今天要讲的第一篇是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汉名孙念礼是胡先生起的，见于她介绍班昭《女诫》书的扉页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评介初见于《哈佛亚洲学报》（HJAS），后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孙念礼博士对《汉书·食货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许多地方，颇能深入，值得参考。当时她在普林斯顿，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适之先生的介绍，我曾为孙念礼博士看过两次她的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关于官俸半钱半穀的解释，她曾教训过我说：“年轻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这话确有道理，不过若分别米（已舂）与粟（未舂），为三与五之比，有几条计算，可以算成半钱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宫清吉博士曾有异议，后来也承认了。

　　 孙念礼博士还固执一点，即是“赋”在《汉书·食货志》不论何处，都指军赋。我以为要分别而论。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读记中发挥了。

　　 这篇读记，我自觉尚为有用的，是关于井田的讨论。当时汇集李剑农（论贡助彻）、郭沫若（特别是《诗经》“中田有庐”之庐应为芦，即芦菔，高本汉即译为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说。徐说包括东方（齐）多用四进位，西方（周）多用十进位，东西对立。可以解释《周礼》的田制（十进）与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二四为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后，国（包括近郊）与野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所居之地，两者税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国中什 一，使自赋，即军赋），被征服者服力役纳税。春秋时初税亩，用田赋，及作丘赋等，均可依此解释。我至今以为徐先生之 说是通论，国与野之别，从傅斯年先生强调《论语·先进篇》以来，学人已了然于野人（被征服的商人为多）君子（国人）之别， 周礼田制，也有人细考，似不出徐说之系统。

　　 当时胡先生看了我这一段，不以为然，说是争论井田，总是“后息者胜”。我们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学精神，要“拿证据来”。今日有若干条甲骨文、金文可证，有奏简可证。学人要自强不息 ! 井田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不过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讨论我评德效骞译注《王莽传》关于“新”之国号为地名还是美号引起的争论。德氏为此给 HJAS 编辑部写信，因为我以为肇命于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说虽有据，但不可坚持此说，而否定胡适之先生以新为 New 之说。两说似宜并存。德效骞的异议同我的答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汉学论评集》。

　　 读《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有1956年5月16日适之先生给我的长信，由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即魏）发挥先生之说“魏晋都不是简单的地名，都是应谶的美号”。这个大有启发性的争论，我未能引入答辩，大约是当时我希望胡先生为新是美号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谶语大有宣传意味，即拉斯威尔所谓符号之运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当时汉学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马伯乐（先后任法兰西学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后，讲座由戴密微教授继任。伯希和在同学院任中亚语文讲座）、伯希和三大贤战后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编《通报》， 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 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题），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学社来台湾组织中国学会。当时“教 育部长”张其昀晓峰先生召开大会，赠我文化奖章，奖状颂词说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读者可以共鉴。）

　　 与伯希和有关的书评只有一两篇，一是法文译注米芾《画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来哈佛，把译稿给我看，说这是她老师伯希和审正过的。我说那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当时草草阅过，指出几条错误。她可能没全记住，正式出版，还有十 几处有问题，然则伯希和也不能保险。夫人这本书同她另一本讲 米芾的书，都显出功力，有参考价值。

　　 另一件事是《魏书·释老志·释部》的英文译注，原有魏楷 先生的译注，是博士论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导，很可观。后来有郝立庵在日本参加冢本善隆对这部分的讲读会，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乐我净”为四事，就另起炉灶，用英文改译。我的书评是与陈观胜博士同写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释的问题，有多少处魏楷错了，多少处郝立庵错了，多少处两位都错了。最末我加重说明，如果一本书或一个文件，已有前人认真处理，纵然过了50年，后人再作译注，必须参考前人之作。这条规矩，颇为同行前辈所赏。

　　 与陈观胜教授合写书评是一乐，因为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会梵文、巴利文、藏文， 当时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会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地与《通报》争先。书评确有人注意，例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汉学》一书，就列举我不少书评。

　　 1940年起的十年，是我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 年春哈燕社社长叶理绥教授由社中赠我旅费，做三个月的欧洲旅行，访问英、法、荷兰等地汉学中心（拜山），在巴黎、伦敦看敦煌卷子。先到巴黎，拜访戴密微（Demiéville）教授，住的旅馆就在他府上旁边， 谈论极投契。还会见罗都尔（des Rotours）先生，我评过他译注的《唐书·百官志》、《兵志》；白乐日（Balazs）先生，我评过他的《译注隋唐食货志》。白乐日以后不时见面，他的德译唐食货志问世甚早。他与魏特夫（Wittfogel）同学，都注意大问题，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应携手并进。他中年逝世，汉学界失一巨子，深可悼念!

　　 荷兰莱顿的戴文达（Duyvendak）与法国的戴密微同是欧洲汉学领袖，年辈相当，又同编《通报》，当时并称二戴，两位都是古道热肠。戴文达常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旁听过他讲梁武帝与佛教。有一次美国东方学会在纽约开会，戴文达讲但丁《神曲》中之地狱与罗懋登《西洋记》之地狱，主张后者可能受了前者影响，说其中有似是外来的金钱与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记》中所提是黄边钱，当时在讲后说中国原有金银钱之金钱，不足为外来影响之证，椰瓢待考。后来在《醒世姻缘传》查到老黄边，是一种好铜钱，又查到关于椰瓢的文献，不止一处，寄与戴文达。蒙他在《通报》刊为通讯，我的《汉学论评集》也收入作为纪念。我常说戴文达先生是君子，此等处最见他老人家的气量，能容忍后辈。

　　 （后来他还帮我写《西伯利亚之汉镜》一文，见《通报》与《汉学散策》。）

　　 1951 年在莱顿重晤（魏楷译“有朋自远方来”之来为 return，此处合用）戴文达教授，在汉学研究院讲皮黄戏，学生旦净老旦小生各种嗓音，念“汉学研究院”五个字，颇受欢迎。戴教授介绍说 ：“杨君弓上搭箭甚多，不止史学，语学论汉字分独用（free） 合用（bound）为前人所未发。”（实则 Bloomfield 已有相近之论。）另外快晤何四维（Hulseve）先生，他精于汉律，通各种语言，导我出游竟日全说国语，命我随时改正，实则无懈可击。后来继任院长，退休后住瑞士。

　　 在英国伦敦见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卫理（Waley），都是前辈。已退休的艺术史教授叶慈（Yetts）陪我到老人休养院 去看由剑桥退休的 Moule 教授。出乎意外，Moule 突然问我 ：“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我说 ：“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之别而已。”后来我写卫理白居易传评介，也挑了些错误（如“圣人”之用法），可能他还满意。

　　 在牛津做了德效骞的客（住宿舍 ）。吴世昌在大学做 reader（近于教授，讲课，教授可讲可不讲，但要预备考题）。剑桥教授夏伦 Haloun（在柏林与陈寅恪为友）甚忙，抽暇快晤。

　　 （次年游此，夏伦教授逝世，遗命请柯立夫继任，柯不去，又正式请我，我也不愿意去。白乐日来信 ：知君不欲以 Cambridge England易Cambridge Mass.。后来戴文达谢世，也有人问我是否愿去莱顿，也谢了。）

　　 在剑桥主要是做李约瑟的客（宿舍规矩不同，早餐时同桌有寒暄者，有只自看报者）。看他所藏的书。谈到赫连勃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他大有兴趣，立刻检出《晋书》原文，要我口译，他在卡片上打字。其勤真不可及。那时的助手是王铃，有时在郑德坤博士家会晤，郑讲考古与艺术，是哈佛前辈。后来李约瑟等的大著第一册（近于通史）出版，我在HJAS有长评，指出若干错误。再会面时就有些冷落了。

　　 卫理告诉我，他评此册说其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李约瑟告诉卫理：“你必须再举二十多条错处才可以说许多错误。”卫理说：“我又寄给他十几条，也就罢休了。”

　　 由此可见，书评用数量词，特别要慎重。如 a few 是三五个， several 就多些，可说五七个，some，a number of 若干（前者较少）都有分别。定冠词 the 的使用，更是重要。西洋人自己有时也不敢定，有人说如果可冠可不冠之时以不用为宜，亦是一法。

　　 李约瑟、王铃合著第一册讨论沈括，提到《忘怀录》，有游山水必备之器物的单子。有一处需要泥船（mud boats），我觉得奇怪，检书原来是泥靴（mud boots），可能王铃发音欠准确，李约瑟没听清，致误。不过，若依常情推测，亦可能猜出此类错误，只是他们做的是开荒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译多少书，岂能毫无失误 ! 读者要心存恕道。我对于李约瑟的巨著还是十分敬佩的!

　　 结末讲一个我几乎搞错的关于序数的事。曾有一位印度学者，英译龙树的《大智度论》，要我对照汉文审阅（他的大名是Romanan，译注早已出版）。我看到一句“如无名指，亦长亦短”，他把无名指译为第二指（second finger），我觉得奇怪。没敢说他错了，先问他无名指所在，他指对了。我说何以是第二指，他说：“我们是从小指起数的。”大家也许说是倒数，但正倒何以为定？

　　 又查字典此字可说ring finger，可是第四指，也可是第三指，那是不算大拇指，实在不简单。

　　 有人喜欢问你在某一门学者中，是第几名。我想最方便的回答是第二名，可以正数，可以倒数。反正最好的第一名同最坏的最末都让给别人，无咎无誉，也许是处世之道吧。

　　 讲完，主席宣布可以讨论，有两位先后发言，虽有内容，略嫌冗长。一位是胡钟吾先生，说井田之制，有关国防。另一位未得大名，主旨似说文学史乃至文艺也应有书评，我自然同意。他提到《胡笳十八拍》。我想他必然知道这与《悲愤诗》（五言及骚体）都传为蔡琰文姬之作，不过专家认为尚有问题。大陆在 1959 年出了一册《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收了三十多篇文章。郭沫若有六篇，赞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刘大杰、刘盼遂等都反对。双方都举了证据。我个人认为中华书局此书，无妨影印，以免有人见了，改头换面，取为己有。

　　 又，耶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汉思（Hans Frankel）对蔡琰《悲愤诗》有研究有译注，曾来哈佛讲读，结束说，看来嫁与胡儿，未必非才女之福，听众为之莞尔，傅夫人是书画词曲四者兼长鼎 鼎大名的才女张充和。汉思教授的幽默甚为中肯。

　　 附记，有人问 ：国外写书评有无稿费？答 : 学报没有，给抽印本的也不多，但如是有名的大报副刊，特别是文学副刊，酬报可能甚丰，但也看评者的地位。学报邀人写书评，往往限字数，先得评者应允才寄书来。若是长篇评论，可以投稿，学报认为可取才收入。书评之前可就内容加一题目，引起编者读者注意，实已近似论文。著作目录书评可以列入。

　　 写书评可以长学问，交朋友，今日虽无科举，新进亦颇愿有大力者推荐，为己而亦为人，何乐而不为哉!

《大陆杂志》第79卷第3期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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