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蜀洛朔党争|苏轼和程颢两兄弟对立根源（下）

（续上）

苏轼兄弟和程颢兄弟，其风格和为人处世都不相同。

苏轼为人豪爽豁达，不拘小节，风趣幽默，结交广泛。

苏辙为人沉稳，淳朴无华，论事精确，冲和澹泊。

程颢沉静有智，潜身修为。

程颐至诚教学，诲人不倦。

若以对文化的贡献，四位都是人中龙凤。然而若以为人处世而言，二苏似乎要比二程更为接近人情。而二程似乎过于严肃，近乎虚伪。

就以苏轼而言，其反对王安石变法，依然敬之交之。不因政见不同而摒弃其人，二人的交往也堪称君子之交。赞同司马光之言，然而却不曲意阿谀。对司马光完全废弃变法，敢于直言反对和抨击，完全是以民为上。

以至于苏轼一生频繁被打压，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然而无愧于天地良心，堪称坦荡君子。苏辙虽然被其兄的风光所遮掩，沉默寡言，少成稳重。然而敢于抗争，频繁上疏抗辩，颇有治世之才。奈何不为时所用，埋没才华。

程颢、程颐兄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的影响，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程颢为进士出身，官职卑微，在世时潜心教育，至诚修身，因而声誉远播。程颐则进士落第，从此专心传播教育思想，因而门人甚众。不过，从《宋史》可以看出，二程兄弟似乎过于拘泥古礼，不近人情，颇为迂腐。

诸如程颢，在被吕公著推荐为监察御史后，宋神宗素知其名，数次召见。程颢每次都想用至诚感悟皇帝，因而经常忘了讲解时间。有一次讲解到了中午时分，已经过了皇帝吃饭时间，以至于被宫人指责：“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而程颐，则更为古板，近似迂腐。其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把儒学和天命神学相结合，神化儒家学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愚弄百姓的工具。

然而，这种学说忽视了人的基本诉求，压抑了人性。以至于造就了很多虚伪的“道学家”和“理学家”，嘴上一套，行为上一套，言行不一，余毒至今。

就拿小事来说，程颐远不如程颢。二人都不信佛，然而行事风格截然不同。一次，“明道与伊川同入庙，明道见佛揖而进，伊川则否。门人问之，明道曰：但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可见程颢见解远比程颐要高，既然进了寺庙，不妨对佛祖表示尊重。

还有一次，兄弟赴宴，座中有妓。程颐拂衣而去。程颢视而不见，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日，二程言及此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笑道：“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心中却还有妓。”程颐愧服。可见二人的境界差别很大。

因而，苏轼和程颐，两个人发生龃龉。虽然源自丧礼和食素之争，其实，更内层的原因是关于对“君子”认知之争。

虽然二人都学识渊博，博学广览。然而程颐则走向极端，认为一切都要遵循古礼，不可更改。僵化拘泥，颇为迂腐。

而苏轼是性情中人，认为“君子坦荡荡”，不能心口不一。在不违反礼法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出改变。见解不同，自然产生相互排斥。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苏轼兄弟都是科举出身。而程颐则是布衣出身，并且因为得到当权者的宠幸，才得以跃身龙门，自然心中不平。

本来苏轼并非对布衣有偏见，从其交往来看，布衣陈季常、僧人佛印等，苏轼都非常敬重。并非因为是布衣或僧尼而嫌弃，反而交往频繁。主要是性情相投，兴趣相近，再一个就是并非虚伪之人。

而反观苏轼对待程颐，则认为其虽然是布衣，却干预朝政，左右朝廷用人，因而认为程颐是伪君子。正如苏轼奏状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意思是对伪君子从来不对付，这是二人交恶的原因所在。

不过二人发生对立，只不过是言语之争，或者不相往来，可是对于门人弟子则不同。在党争频繁的宋代，对于某人不敬或者厌弃，那就是对小团体的不敬。

于是，程颐的弟子门人贾易、朱光庭首先攻击苏轼。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们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王不敬。

这时蜀人吕陶、上官均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挤，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指责朱光庭借机替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

洛党和蜀党相争的结果，苏轼外放，程颐被罢崇政殿说书，两败俱伤。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

随后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权势之争，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政治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经受不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完全垮台。

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上台。其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因而在派别上自然属于新党一派。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上。在宋徽宗支持下，便把元祐、元符间保守派当人309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籍碑”。

有趣的是，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兄弟和程颐并不对付，然而都被列入。其中苏辙曾任宰臣执政官被列于文臣序列，而苏轼虽然去世也被列为曾任待制以上官序列。程颐被列为余官序列，程颢则未被列入。直到后来蔡京倒台，这个碑石才被诏毁。

不过，我想，如果苏轼在世，也是誓死不愿和程颐同列吧。

（全文完）

2020/4/24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