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四点历史教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我们中华民族更是浴血抗战十四年，终于使世界迎来了光明，寰宇恢复了和平。在今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写了一篇题为《明治维新不宜过度美化》的公众号文章。我在文中提出我们“思考产生战争、产生法西斯、产生军国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警惕战争的根源与代价。具体到日本，追根溯源，要追溯到明治维新这个源头上去”。

日本东京皇居二重桥。（摄于2015年5月31日）

最近，我刚刚收到著名学者马国川老师亲签的大作《国家的抉择——明治维新20讲》，又看了马国川老师与海边的西塞罗、王升远、李一诺、二湘等有着真知灼见的名家的对谈直播，讨论的都是明治维新的话题。马国川老师作为日本问题专家，每次看他讲日本的书、听他谈日本的讲座，都受益良多。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把日本明治维新捧得很高，比如戊戌变法，就是“以日为师”，以明治维新为榜样。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不少自由派朋友对日本明治维新推崇有加，而忽视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明治维新既促使日本仅用了60年时间就实现了大国崛起，又推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兴国家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而自我毁灭。明治维新之后，一度成为亚洲文明“天花板”的日本，为什么会放着本来花团锦簇的一团好日子不过，结果全国上下全都疯了？用马国川老师的话说：“明治维新并不是一部历史凯歌，而是一个成败参半的现代化故事。”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能知四国为，独君识时务。今天回望过去150多年的日本历史，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尤其是总结它做错了什么，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更有意义。

马国川先生亲签的著作《国家的抉择——明治维新20讲》。

那么，明治维新到底做错了什么？它留给世界什么样的历史教训？今天，我在8月15日的文章《明治维新不宜过度美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明治维新的四点历史教训，确切地说，是明治维新之后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的四点历史教训。

明治天皇。

第一，强调国家至上而不是民权至上，现代化启蒙并没有完成甚至中断。不可否认，明治维新初期倡导“文明开化”，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启蒙思想家，主张民权，主张近现代政治文明。但明治维新到了后期，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天皇，主张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使日本将“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目标，忽视了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对外侵略提供了思想土壤。二战结束之前那几十年的日本，以及1933—1945年间的德国，无节制膨胀的国家主义，导致民权式微。日本明治维新后期，就连一开始很多有着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启蒙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转向，从倡导天赋人权向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变，为日本当局的国家主义鼓吹辩护。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确实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但却把这种极高的国家效率当成压制民众权利的工具。以致于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为了侵略朝鲜和中国，不惜集举国之力，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节衣缩食无偿支援战争，民众的个人权益完全遭到无视，那时的日本，没有现代社会的公民，只有帝制下的臣民。在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中，虽然仿照西方国家的宪法在形式上规定了民众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但整个这部1889年日本宪法，通篇都是“臣民”二字，而不见“公民”二字。可以说，明治维新之后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躯体，是一个强大的利维坦，一个丧尸国度，国家因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利益而偏离正轨。而真正的现代化，不仅是让国家更强大，更是让公民更有尊严。

“二二六兵变”后，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少年。

第二，只实现了器物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思想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把现代化分成三个层次：

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现代化，

其次是制度的现代化，

最次要的才是器物的现代化。

而且，这三个秩序还绝不能颠倒。

按照福泽谕吉提出来的这三个标准来衡量明治维新，可以说，明治维新仅仅实现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也就是最低层次的现代化，并没有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其实，就连福泽谕吉本人，也有他的局限性，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旧日本思想体系的束缚。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

在明治维新的三大国策中，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明治维新虽然打着“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的旗号，学习了西方的科技和工业，实现了富国强兵，但由于没有同时接受现代政治文明，没有系统学习并掌握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政府权力以及当权者的野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日本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杀式的军国主义邪路，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也给日本人民自身带来了深重灾难，害人害己。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第三，学习的对象发生了偏差。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自古以来，谁强大他学谁，谁先进他学谁。比如日本在古代学唐朝，在现代学美国，都促使这个国家发生了进步。而在近代学谁呢？在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各主要列强在政治体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代议民主制，另一类是以德俄日为代表的君主集权制。而当时的德、俄、日三国，虽然经济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政治上却仍是君权至上，其政治体制保留着大量的封建专制残余。比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保留并强化了武士道精神等大量的封建残余。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并没有学习当时制度最为先进的英法美，而是学习了能够立竿见影快速崛起的德国。明治维新之后，倒幕派掌权了，这个国家究竟怎么走？具体怎么走，不知道了，只是笼统地提出来要学西方。至于学习西方的哪一家，在1880年初，两位重量级人物——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到底应该是学英国宪法，走英美式道路，还是走德国式道路？最后是以伊藤博文胜出，认为日本还是要走德国的普鲁士道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确的就是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建立的，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和威权色彩。在这个宪法中，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宪法是钦定，就是皇家定，不是议会定，这个是很有问题的。而且，1889年日本宪法还规定军队不属于内阁，也不属于议会，只听命于天皇一个人，就为后来的军部独大和军国主义，在宪法上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实现富国强兵、对内君权至上、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也被称为“东方的普鲁士”。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全盘学习德国，这个对后来的日本历史，尤其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日本大阪，大阪城城墙和护城河。（摄于2015年5月28日）

第四，盲目迷信“国运在我”。近代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提出来一种观念，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日本近代史上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中，例如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他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提出“东升西降”论，认为东方文明（以日本为代表）将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统治集团头脑发昏，计划偷袭美国珍珠港。在日本统治集团高层，只有一个人头脑相对清醒，就是山本五十六。当然，山本五十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山本五十六当时反对把美国拖进战争，绝不是出于是非正义，而是因为山本五十六早年是留过美的，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又担任过驻美武官，他是个“美国通”，深知美国国力之强大，日本远非其对手。但是，日本最高决策层的命令已下，山本五十六只能执行。

松冈洋右（1880—1946），曾任日本外相，远东军事法庭甲级战犯。

所幸，二战的最终结局，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以战败而告终。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了民主改造，催生了一部真正现代意义的宪法，有了真正对民权的保障，彻底改变了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才使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正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获得了新生。

1945年9月3日，美国经典照片《胜利日之吻》。

易中天老师在读完马国川先生的“日本三部曲”后说：

“我有三个庆幸：

幸亏日本是战败国，

幸亏日本是‘好的失败者’，

也幸亏日本在战败后没有分成东西或南北。”

日本大阪心斋桥夜景。（本人摄于201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