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比较优势，正在击败米莱的意识形态 | 施展札记62

1.

米莱实验

2023年底，经济学家米莱当选为阿根廷总统。米莱当政后便依照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念，推行了一套教科书般的自由市场改革方案：财政紧缩、汇率出清、放松管制、削减补贴。这种理想型的改革极为罕见，很多人对他充满期待。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0日，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

改革的短期效果不错：通胀被迅速压制，财政14年来首次转正，贫困率出现回落，阿根廷经济也一度显露出“V形反弹”的苗头。

但我从一开始对米莱改革就不乐观。

这不是因为改革技术无效，而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更深的结构性矛盾：阿根廷经济的比较优势与米莱的价值观念不兼容。换句话说，他想把国家带向一个方向，但这个国家的经济禀赋，却天然地朝着另一个方向滑行。

最近米莱开始遭遇到一系列困境，似乎是这种结构张力开始爆发。

2023年-2025年阿根廷通货膨胀率

2.

货币暴跌

10月初，阿根廷比索突然出现大幅贬值，一天内下跌超过6%。

在过去十个月里，米莱政府几乎把“外汇自由化”作为改革的核心象征，允许资本自由汇出，放松多项外汇限制，期待这能让阿根廷的资本市场进入良性状态。

但这似乎是给慢性病人下了急性的猛药。

阿根廷的外汇储备一直处在极度脆弱状态，在2025年中期只有30多亿美元，剔除负债后只有几亿美元，在不同的统计口径下，有人认为甚至是负数。米莱的策略，一次性大幅贬值（上任初期）、爬行盯住汇率（后期），在没有足够外汇储备缓冲的情况下，只能在短期内保持稳定；一旦市场预期发生逆转，哪怕只是轻微的，就足以形成对比索的抛售浪潮。

2023年-2025年阿根廷外汇储备

阿根廷有5亿美元的外债将在11月份到期，于是在10月上旬市场预期出现转向，比索陷入抛售潮。米莱政府不得不抛售美元稳定汇率，但外储太少了，支撑不住这种救市需求，所以赶快又与美国签署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更值得注意的是：米莱政府在考虑重新启动资本管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在现实的经济冲击面前，被迫让步。

3.

选举失利

其实，市场的这种预期逆转，并非突如其来。一个月前的一场选举已经释放了政治信号。

在今年九月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选举中，米莱的自由前进党遭遇失败，仅拿下33.9%的选票，而庇隆主义反对派拿下47%。这不仅是一场地方政治上的失利，更是一次对经济改革的全民中期考试。

选民很现实，他们并不在意改革理念是否自洽，而在意的是生活是否好过了。

米莱上台以来的“财政休克”改革，抑制了阿根廷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胀，却也带来了企业倒闭潮，中小制造业的断崖下滑与就业压力。

2025年3月，人们在国会外反对米莱的紧缩政策

（奥派）理论上来说，给定时间够长，市场会自我修复，经济能够重建，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给定时间够长”，多长算长？在“够长的时间”到来之前，人们的艰难处境该怎么办？在大众民主时代，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凯恩斯老师早就说过，“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所以凯恩斯经济学核心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宏观经济学首先要解决当下，当下过不去就谈不到未来。

当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策略在今天也不容易奏效了，因为其成立的前提是一个大致封闭自洽的经济体，宏观经济的政策效果不会因为大规模贸易而跑冒滴漏到境外去；可是21世纪的各国经济几乎没有哪国是这样封闭自洽的经济体了，各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前所未有。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要展开就太长了。

再说回阿根廷，在米莱改革带来阵痛，但“够长时间”尚未到来之前，选票注定会流失。政治信心一旦松动，市场预期就很难稳定。外资、投资者、债券市场，都会用脚投票。货币贬值并不只是金融事件，它往往是政治信号的延迟放大。

4.

比较优势与价值观的结构性矛盾

阿根廷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的经济结构和米莱理想中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方向。

阿根廷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农牧业和资源产业——大豆、玉米、牛肉、锂矿、页岩油气，这些都是从土地里出产的第一产业。阿根廷的第二产业很孱弱，但并不是只有发展起第二产业才能变富裕的；澳大利亚就没什么第二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也都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只要它愿意融入一个更大的外部经济循环体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照样会变得很富裕。

比较优势在第一和第三产业的经济体，需要与在第二产业、也就是制造业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形成经贸循环。所以，阿根廷最自然、最互补的贸易伙伴，实际上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是驱动阿根廷经济增长最现实的通道。

但这与米莱的价值观相冲突。米莱是坚定的自由派，其经济战略目标明确为“融入美元圈，加入西方自由市场”。

问题在于，美国目前的比较优势也在第一和第三产业，其第三产业天下无敌，同时又是强大的农牧产品出口国，与阿根廷在经济上并非互补关系，而是直接竞争关系。即便阿根廷政治上再靠近美国，出口空间也难以大幅拓展。

这就是米莱改革的结构性悖论所在：比较优势逼着阿根廷往东走，但意识形态却推着它往西靠。

米莱被视为一场奥派经济实验的旗手，但市场的力量、选民的耐性和地缘经济的重力，正在一寸一寸撕开这场实验的缝隙。意识形态不能违背比较优势太久，政治也不能违背地缘经济太远。一旦政治信任松动，市场信心随之瓦解，改革者就不得不背离最初的自由承诺，重新走向控制与折衷。

这是一种结构性张力。它不取决于改革者是否足够勇敢，而是取决于改革的方向是否与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