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商王福生诈骗案二审开庭，四大争议焦点直指一审判决合理性

近期，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工商总会前会长王福生涉嫌诈骗罪一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王福生有罪，认定涉案金额达2219万元。然而，这一判决却遭到辩护方的强烈质疑。

辩护方明确指出，此案本质是民事经济纠纷，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定性等关键环节存在严重问题，无法成立。

随着案件进入二审程序，梳理案件核心事实与争议焦点，不仅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涉及民事与刑事边界的准确界定，以及司法公信力的维护。

政府“引资”牵出的诈骗案

2019年4月，王福生作为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政府引进的“招商客商”，与当地海孚公司投资方展开合作洽谈。

1963年出生的王福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历任香港工商总会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会长。

彼时，海孚公司因过往债务沉重，已陷入经营困境。为帮助该企业“起死回生”，王福生与海孚公司股东于2019年4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以“新公司租赁经营”的模式破解困局——先成立新公司，由新公司租赁海孚公司的资产开展运营。

这一合作模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

2019年6月5日，安徽中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中福公司”）在全椒县依法完成注册登记。

6月30日，中福公司与海孚公司正式签订《租赁合同》，全面启动经营。从工商注册资料、租赁合同及政府招商记录来看，中福公司的成立程序合法、经营目的明确，是典型的政府招商纾困项目。

中福公司运营初期，经营势头良好。资料显示，2019年6月至12月，公司下半年营业收入高达2378.70万元，月均销售收入近400万元，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均处于正常水平。

期间，滁州市、全椒县两级政府相关领导多次到公司调研指导，对中福公司的环保项目与市场前景明确表示认可——这些调研记录、政府工作简报等公开资料，均能佐证中福公司的合法经营属性。

中福公司经营初期，向曾任安徽省怀远县政协副主席、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的陈军借款1700万元。然而令王福生没想到的是，这笔借款竟演化成了诈骗案。

未及时还款，政协副主席报案“讨债”

需明确的是，陈军是深度介入经营的合作方。

据公开资料，陈军曾任安徽省怀远县政协副主席、县卫生局副局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彼时，陈军通过同乡兼同学孙某利认识王福生后，主动对中福公司的项目表达兴趣，明确提出参与投资的意愿。

2019年6月24日起，陈军以“借款”名义向中福公司累计投入2000万元，期间中福公司向陈军归还300万元，实际剩余1700万元，王福生用自己的全部资产和自己在中福公司中的股权担保。

相关资料显示，投资期间，陈军并非“旁观者”，而是频繁深入中福公司考察，亲自参与经营管理。

2019年12月后，因海孚公司原有债权人查封设备，中福公司面临经营压力。

为妥善解决资金问题，陈军与王福生经协商一致，于2019年12月11日签订《协议书》，将此前1700万元“借款”转为陈军持有的中福公司20%股权。

同日，双方另签补充协议，王福生额外将其持有的云南省梁河光坪锡矿70%股权中的20%转让给陈军，进一步为陈军的投资权益提供保障。

协议签订后，陈军于12月23日另行支付200万元，至此双方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王福生已不欠陈军任何款项。

之后，因为疫情影响，中福公司经营进一步恶化。光坪锡矿因为种种原因也未能及时开采，彼时，陈军反悔想要回自己的“借款”。

据材料显示，2021年2月8日，陈军向怀远县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时，警方问陈军对于“借款”不担心吗，陈军的回答是不担心，因为有王福生的担保。

陈军在报案后，杨某和谷某龙也向怀远公安报案。据介绍，此前，他们三人曾经在王福生深圳的会所里一起见过面。

怀远县公安局于2022年4月7日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福生立案侦查。但是，本案中，中福公司的注册地、经营活动地、合同履行地和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滁州市全椒县，怀远县与本案的唯一联系就是被害人陈军是怀远人。

在陈军报案后一年，受理机关并没有抓人，陈军与王福生还多次谈判。王福生认为，陈军显然可以掌握案件节奏的。

王福生的妻子说，陈军当时说过，只要给钱，能立案就能撤案。直到陈军因职务犯罪被抓，案件才“失控”，王福生才收监。

一审判决诈骗罪，违反证据规则被质疑

2024年6月，怀远检察院以诈骗罪将王福生起诉至法院。

2025年3月，一审法院认定王福生构成诈骗罪，除了陈军外，还有谷某龙、杨某两个被害人。

根据《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对于一名被告人有数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分别举证，也就是指控了三起犯罪事实，就应当分三组举证。

但一审判决书将三起不同指控的证据罗列在一起，互相证明王福生诈骗。

在王福生是否以融资为名借款的证据上，一审判决未区分杨某、谷某龙、陈军三案证据，进而导致一审判决针对三起案件中涉及的香港融资情形进行了统一评价，认定王福生“虚构融资能力诈骗”。一审判决还将三个案件关键证人进行了互相证明。

比如谷某龙、潘某巧称“王福生出示香港汇丰银行999亿美元本票”，这显然超出了金融常识；陈某、孙某利称“王福生承诺贷款1亿元年息仅30万元”，也明显违背金融常识。但却互相证明了王福生虚构了可以低息融资。

在王福生看来，一审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只是进行了罗列，并没有进行评价，明显违背了最高法院的规定。

更明显的是，一审判决书罗列的证据中有王福生系香港工商总会会长、九环公司董事局主席，判决书正文中却说王福生虚构香港工商总会会长身份。

实际上，王福生的身份并不难核实。

根据多家权威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王福生曾多次以“香港工商总会会长”身份受邀或出席官方活动。

特别是2017年9月26日，香港《文汇报》曾发表公开报道显示，时任香港工商总会会长的王福生一起与数百位香港工商界“名流”以及众多香港政要，共同出席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8年晚会。

被害人笔录知情，判决不知情被指故意违背事实

在王福生看来，即便如一审判决书罗列证据的方式，一审判决书也有明显的矛盾之处。

一审法院认定，王福生谎称以中福公司为二院的融资主体，以修整厂房、进购原料为由从陈军处取得1900万元，称该资金并未用于生产，部分用于偿还个人欠款及消费等。同时认定中福公司厂房设备系租赁且被抵押、面临停产的情况下，王福生与陈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欺骗故意，且期间王福生宣称炼油厂资产为自己所有。根据全案证据，一审的这一认定，属于故意违背事实。

2019年，王福生与海孚公司股东共同发起设立中福公司，陈军以“借款”名义向中福公司投入2000万元（后中福公司归还300万元，实际剩余1700万元）。

为保障陈军的资金安全，王福生向其出具《承诺书》，王福生承诺对于陈军的“借款”，由王福生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或用中福公司中王福生的股权入股担保。明确以个人名下资产（包括深圳、滁州的多套房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陈军在询问笔录中亦承认“看到王福生的资产证明后，不担心还款问题”，可见陈军在投入资金时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有清晰认知，并非因“被骗”而投入资金。

从陈军的笔录来看，陈军对明知中福公司的实际情况也是自认的。

根据陈军笔录，2019年11月前，陈军就已经了解到炼油厂的土地、厂房及设备抵押的事实。陈军在第二次笔录中表示其在2019年11月份之前通过中福炼油厂的一位宋姓负责人提醒，整个炼油厂厂房及设备都不是王福生的，均抵押给了全椒农商行。陈军还陈述，2019年11月份，王福生还给陈军的300万元也是基于陈军发现了中福公司所谓的真实情况，王福生因为心里害怕，为了稳住陈军才将300万元归还。

陈军在笔录中还提及，“王福生跟我介绍说炼油厂的利润有100%，但后来炼油厂姓宋的负责人给我介绍过炼油厂的生产经营过程之后，我才知道生产成本高，出油率也不稳定，利润很低，利润并没有王福生说的有那么高。”

在辩护人看来，这足以表明陈军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对于中福公司的实际收益能力是知晓的。而结合宋某春陈述，“利润大概在一倍以上，废机油进价大概3000元/吨，出售大概在6000多元/吨”，宋某春笔录中并未提及利润低、出油不稳定，其描述与陈军陈述存在矛盾，并且宋某春证言也证明了王福生并未虚构中福公司的利润情况。

其次，对于陈军出借的1900万元，根据王福生供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均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了。股东叶某飞在笔录中关于王福生在中福公司停产前共投入了1270万元的陈述印证了王福生的上述说法，一审法院认定王福生未将资金用于生产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王福生另表示部分借款暂时用于偿还其与妻子的个人借款，且用于个人借款的情况其已向陈军说明，所以一审判决中认定王福生将借款用于消费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是错误的。

辩护人同时指出，从客观证据上，也可以看出来陈军明显知情。根据一审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和上文提及的事实，陈军在中福公司经营期间，以中福公司企业管理人的身份参加中福公司的经营管理会议。中福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须同其汇报或其直接参与决策系事实，陈军对中福公司的具体生产经营情况不仅知情，且实际参与。此外，中福公司还委托陈军代表中福公司参加海孚公司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拍卖竞买，进一步证明陈军对于中福公司的实际情况知情，证明陈军不存在产生错误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因海孚公司原有债权人申请查封设备、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中福公司暂时停产。为妥善解决资金问题，陈军与王福生协商一致，于2019年12月1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此前的1700万元“借款”转为陈军持有的中福公司20%股权，同时陈军另行支付200万元，获得光坪锡矿20%的股权。

对于光坪锡矿，一审判决书表达为，“王福生宣称拥有的云南光坪锡矿”。但事实上根据二审时辩护人提交的《云南省采矿权出让合同》，证明光坪锡矿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已签订云南省采矿权出让合同，光坪锡矿已经取得采矿权，王福生并未虚构其对光坪锡矿的投资情况，也未虚构转让给陈军光坪锡矿20%股份的价值。

陈军笔录里也提到，“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光坪锡矿是很有价值的，我认为能持有光坪锡矿20%的股份价值能够覆盖我的所有支出。所以我才会同意跟王福生之间签了2份协议。”由此看出，陈军主要系因认可光坪锡矿的价值，1900万元是中福公司20%股权及光坪锡矿20%股权的合理对价，陈军没有认识错误。

支付款已转化被害人股权，罪名认定难支撑

陈军事件中的光坪锡矿，就是本案的第二个“被害人”谷某龙介绍的。一审判决认定王福生“骗取潘某巧等人240万元”，但根据案件证据与客观事实，王福生与潘某巧之间无任何钱款交付的直接联络，该240万元实为谷某龙投向光坪锡矿的投资款，王福生既未实施诈骗行为，也无非法占有该款项。

根据案件材料。2019年5月2日，谷某龙向王福生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王福生调研河南南召石子矿、云南光坪锡矿两个项目，并在《委托书》中注明“调研及前期开展业务费用由我（谷海龙）承担”。

此后，谷某龙陆续向王福生支付240万元，双方在《收条》、《对账说明》中均明确该款项“用于两矿项目投资”，资金用途清晰、明确。

2019年9月，王福生与光坪锡矿相关方签署《合作协议》，约定以3100万元收购该矿70%的股权，同时谷某龙与王福生私下协议，约定双方各占该70%股权中的35%，各需出资1550万元，此前谷海龙支付的240万元直接转为其应缴的投资款。谷海龙的笔录也认可和王福生约定了股权分配和出资比例。

根据梁河县光坪锡矿出具的《光坪锡矿投资方打款记录表》、王福生家属银行卡流水记录及濮某刚的认定，光坪锡矿共计收到投资款1983.22万元。其中，王福生共计投资1443.22万元，谷某龙除将前期240万转为投资款外，又追加投资300万元。

谷某龙和王福生的投资义务均为1550万元，王福生投了1443.22万元，占35%股权，谷某龙只投了540万元（240万元加上后期的300万元），也占35％的股权。这到底是谁欺骗了谁？王福生的妻子表示自己不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王福生并不知道潘某巧的存在。从资金流向来看，潘某巧的款项是直接支付给谷某龙的，其与王福生之间从未就款项交付、用途达成任何合意，双方无任何法律关系上的“意思联络”

材料显示，直至2021年3月，潘某巧向王福生、谷某龙索要还款，王福生才知悉潘某巧的存在，潘某巧在笔录中表示，王福生也认为240万元为矿的投资款。

谷某龙与潘某巧于2021年3月20日签订还款协议，由谷某龙向潘某巧返还241万元，退还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王福生并未在此还款协议上签字。

此外，由于谷某龙未按约定向潘某巧还款，潘某巧已就该240万元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谷某龙要求返还，且法院已依法查封谷某龙在光坪锡矿的300万元投资款，潘某巧的权益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实现。

起诉后被害人转款，曾自认有担保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王福生“虚构香港低息贷款”诈骗杨某79万元，辩护方认为，这是对民事担保关系的错误定性，完全无视案件中的客观证据与法律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王福生虚构香港低息贷款能力”这一认定，只有杨某本人的证据。材料显示，杨某提交的用以证明“王福生欠款”的“4990万元借条”系复印件，且无王福生的签字确认。在辩护方看来，该“借条”根本不具备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更为明显的是，根据一审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杨某于2015年12月11日出具的《承诺》中向王福生承诺：“金某新帮王福生儿子办理入伍上军校一事由我全权跟踪担保，2015年12月20日前将王所给金某新43万元退还王福生，由我负责担保退还。并承担月息壹分捌。”

由于该43万元金某新没有按时退还王福生，2017年7月24日杨某又继续在该《承诺》中签署：“继续担保，永不失效。”2017年12月12日，王福生向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金某新、杨某、刘某跃归还本金43万元并按照月息18%承担利息。后王福生于2018年6月19日提交撤诉申请书，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4日裁定准许撤诉。

而涉案79万元的转账时间为2018年6月，恰处于王福生起诉杨某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后、法院准许撤诉前，且该79万元中的前三笔转账合计43万元，与杨林担保的债务本金完全一致。

此外，根据一审辩护人提交的《王某超与杨某的通话录音》，杨某在通话里表示“我如实跟他（公安）讲了，我讲我帮他担保过了，我还他那个钱。”录音中，杨某再次自认其向王福生支付案涉款项系其为他人担保所产生的合法债务，王福生与杨某之间系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

民事纠纷刑事化，二审结果或影响重大

本案一审判决书的第二判项为“责令被告人王福生退赔被害人的相关经济损失。”但法院忽视已经查封的财产数额，远超出判决金额，且这些查封是自王福生担保开始，公安机关就查封的。

根据怀远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随案移送清单，法院共查封了王福生下述财产：

中福公司银行账户10,015,559.76元、滁州丰乐之道680.82平方米商铺一间、滁州金鹏玲珑湾37栋1单位102号265.54平方米商品房一套、深圳香珠花园AB栋B1612号120.95平方米商品房一套、凯雷德汽车一辆。

根据目前市场二手房价格，仅一套深圳香珠花园120平米的商品房价格即约1000万元。而本案三起案件的判决金额合计仅2219万元，法院查封财物的价值明显超出判决金额，王福生明显有足够能力予以偿还。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房产自王福生为借款提供担保时就存在，陈军一直知情。

在辩方看来，刑法谦抑性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其核心要求“能用民事、行政手段解决的纠纷，不适用刑法”但一审判决完全无视这一原则，将本可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纠纷强行刑事化。

实际上，本案三起涉案纠纷均有清晰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明确的民事救济途径。

如杨某案是担保责任纠纷，潘某巧案是投资款追偿纠纷，陈军案是股权投资纠纷——且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均能通过民事诉讼、调解、执行等民事程序实现（如潘建巧已提起民事诉讼，陈军可通过股权变现实现投资回报）。

辩护方认为，王福生完全有能力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纠纷，根本无需通过“诈骗”获取资金，其“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从客观上就无法成立。

据悉，王福生案目前已进入二审程序。多位法律人士也认同作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王福生一案最终判决，不仅关乎其个人的名誉与自由，或直接影响香港同胞对内地司法环境的信任。

而作为政府招商项目引发的纠纷，此案还关系到地方营商环境的评价，此外不能忽视的是，作为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典型争议案件，此案的判决结果或将成为司法机关区分民刑边界、坚守证据规则的重要标杆。

王福生家属认为，二审法院应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对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逐一审查，尤其是对一审法院回避的辩方关键证据进行全面核查，还原案件客观事实，纠正“混同举证”、“孤证定案”的错误做法。

与此同时，家属还表示，二审判决应充分考虑此案的特殊背景，在依法裁判的同时，向社会传递“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理念，既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强香港同胞对内地司法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