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7. “汉尼拔行动”：德国海军的“波罗的海快车”（下）

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467篇原创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正文共约6700字，配图13幅，阅读需要16分钟， 2025年10月13日首发。

接上期（）

图15.德国平民将家当堆满马车，排成一长队逃往他们心目中的安全之地

等待登船的难民被分散安置在德军掌控下的波美拉尼亚海岸的多处港口和渔村，如斯维内明德、萨斯尼茨（位于德国最大岛屿吕根岛）、罗斯托克和瓦尔内明德（位于梅克伦堡湾）、施托尔普明德（Stolpmünde，今波兰乌斯特卡）以及吕根瓦尔德（Rügenwalde，今波兰达尔沃沃）。这些地区虽远离苏军推进路线，但却完全没有做好接收成千上万名难民的准备。由于行动仓促且保密，当地居民既无力为难民提供食物，也没有房屋安置突然大批涌入的难民。而且这些所谓的“安全目的地”终究维持不了多久的安全：它们既无防御性驻军，也缺少防空洞等安全掩体，充其量只是延长了许多疏散者的痛苦和煎熬，他们原以为此刻自己已经脱离了险境。其他分散安置点的情况更糟，有些分散安置点甚至不配被称为港口，它们不过是地图上的小点，比如霍斯特（Horst）、迪韦诺（Dievenow）、沃林（Wollin，该镇及其所在岛屿的统称）等地方。

疏散船只的准备与装载工作既带着绝望又带着决心。德国港口当局试图让船只结队出航以求互相照应，但这延误了船只的离港时间，导致停泊在港口等待编队的船只更易遭苏军空袭。每次航行中，试图登船的人数都远超额定搭载人数，恐惧使难民们陷入了疯狂状态，他们争抢舷梯或试图偷偷登船。毕竟，谁知道下一支护航船队何时启航？就连有没有下一支护航船队还两说呢！

图16.皮劳的老年平民耐心等待登上撤离船的批准，照片摄于1945年2月。“汉尼拔行动”使约26.5万名被困于苏军推进路线上的德国平民安全撤离

为降低超载风险，德国当局试图实施通行证制度，但证件极易伪造，守卫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德国官方规定，潜艇兵作为“关键人员”，与纳粹官员及其家属享有优先权，可以不用排队直接登船。

首艘撤离皮劳的船于1945年1月28日启航，船上载有1800名平民和1200名重伤员。为躲避苏军空袭，这艘船在夜色的掩护下，在无护航舰艇的情况下驶离港口，于次日抵达安全区域。在柯尼斯堡包围圈内，德国守军竭力维系着通往皮劳的生命线，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逃生希望。

2月9日，以缴获的T-34坦克为先锋，德国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的部队向苏军发起反攻，重新打通了柯尼斯堡至皮劳的通道。德军成功地将这条通道维持到4月份，在此期间补给得以源源不断地运给守军，伤病员与难民也得以撤离。苏军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歼灭守军上，放任伤病员和难民撤回德国，毕竟，伤病的士兵已无力再战，而汹涌的难民潮无疑将给摇摇欲坠的德国经济增添新的沉重负担。

图17.通过“汉尼拔行动”撤离的德国平民抵达西部地区的港口（照片拍摄时该港口已被英军占领）

某些德国平民因曾为第三帝国作出贡献或牺牲而被列入撤离名单。例如，东普鲁士某村庄教堂的牧师夫妇获得了两张通行证，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了军队。但他们首先必须抵达哥滕哈芬港，这意味着他们要加入冰封道路上西行的难民洪流。为此，他们只带了能随身携带的少量私人物品。最终，牧师丈夫抵达哥滕哈芬并登上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但妻子途中病逝，只能被匆匆埋葬在路旁。那位牧师告诉船员说：“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苦难与绝望。”然而，这位牧师恐怕不会想到，他的炼狱之旅才刚刚开始：当“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军S-13号潜艇发射鱼雷击沉时，他正身处船上，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德国空军上尉弗朗茨·胡贝尔（Franz Huber）也是位“幸运”的重伤员：他的伤势严重到足以换取撤离的船票，却并不致命。胡贝尔上尉预定于1945年2月9日从皮劳港撤离。抵达港口后，他与其他空军及国防军军官级别的伤员一同登上了“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医疗运输船，驶向斯维内明德的德国军医院。尽管参与“汉尼拔行动”的运输船均未绘制红十字标志（既无时间涂装，也无法保证就算涂上了苏军会遵守相关国际法规不予攻击，而且苏军还有可能认为德军是为了掩人耳目而故意喷涂红十字标志），但船上的人却认为，这艘医院船能够安全无碍地通行。

寒冷的天气导致可用客舱空间极为有限，难民们无法全程滞留在露天甲板上。军官与纳粹官员占据了里面的舱室与豪华套房，普通的平民则被安置在三等舱及走廊里。有部分人甚至冒险藏身在上层甲板的隐蔽处，他们宁愿冒着被严寒冻死的风险，也只求能搭船离开那片被战火烧遍的土地。

图18.几名苏军士兵操纵76.2毫米口径的ZiS-3型火炮，准备向但泽市中心的建筑物开火，照片摄于1945年3月

战争末期的物资紧缺催生了其他问题：像“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和“冯·施托伊本将军”号这样的大型客轮本应配备全套救生艇，但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救生艇早已被挪作他用，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寻找替代品。本应发放给全部乘客和船员的救生衣也严重短缺，不过这反而不算什么问题了，因为在冬季，任何落入波罗的海冰冷海水的人，几分钟内就会因体温过低而死亡。还有就是给这些锈迹斑斑的老船加油并使其恢复航行能力的问题。例如，“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已有四年未出海，在此期间一直被用作潜艇部队的训练营房。

苏军的空袭更是令整个事态雪上加霜。由于不再担心德国空军战斗机的拦截，苏军飞机可以放心大胆地扫射码头上的货物、油罐和拥挤的人群，相反，地面上的德军防空火力却因火炮和弹药短缺而稀稀落落。

即便派遣护航舰艇掩护难民船撤离的想法，最终也沦为一厢情愿：德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保护这些难民船。当时德国海军可用的军舰仅剩寥寥无几的几艘驱逐舰、扫雷艇和鱼雷艇，幸存的几艘装甲舰和巡洋舰要么蜷缩在港口，要么因为库尔兰口袋等“要塞”里的被围德军提供火力支援而疲于奔命，根本无法抽调过来提供护航。更讽刺的是，为难民船加装几门甲板炮的做法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使其丧失作为医院船或民船原本应享有的受保护地位。

图19.1939年被改装为医院船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豪华邮轮，可见烟囱上绘有醒目的红十字标志

“汉尼拔行动”的基本原则是：难民船及所能为其提供的护航舰艇趁夜色突围，紧贴海岸线航行以躲避夜空中来袭的苏联飞机。然而，该计划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阴云密布的夜空虽能隔离来自空中的威胁，却无法防止苏联潜艇在海面上发现它们。而且黑暗也无法消除苏德两军在航线上布设的大量水雷。每次航行都如掷骰子般充满风险，但比起陆路逃亡途中遭遇的种种冻饿而死的威胁，海路仍是更好的选择。

“汉尼拔行动”的一大幸运之处在于，苏联海军并未派出水面舰艇编队予以拦截。但苏联海军的潜艇却积极出击，击沉了数艘撤离的船只。一旦被苏军潜艇的鱼雷命中，根本无法指望救援船只能迅速赶来营救：大批乘客早已因饥饿或伤痛而虚弱不堪，一旦落入冰冷的海水中，即便穿着救生衣也只能坚持片刻。更棘手的是，一些船只虽有能力提供救援，却因惧怕再遭苏联潜艇的鱼雷攻击而犹豫不前。在这当中，“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悲剧航程堪称所有可能的灾难性因素同时爆发的典型案例。

1945年1月30日夜，“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与“汉萨”号两艘船满载万余名乘客，在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护航兵力的掩护下，从哥滕哈芬启程驶向基尔港。出港不远，“汉萨”号便发生故障被迫返航，只剩“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在黑暗中继续航行。数小时后，该船被苏联S-13号潜艇击沉，超过九千人遇难，这也是史上最惨烈的海难。

图20.苏联空军的伊尔-2强击机在柯尼斯堡上空毫无阻碍地飞行，照片摄于1945年4月。这些飞机不但空袭“要塞”里的德军，而且会袭击满载撤离人员且缺少防空手段的德国船只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是“汉尼拔行动”中最惨重的单次损失，但绝非唯一。悲剧发生十天后的2月9日，载有约五千人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医疗运输船在从皮劳驶往科尔贝格的途中，同样被S-13号潜艇发射鱼雷击沉，为其护航的鱼雷艇救起约三百名幸存者，并将他们送到了科尔贝格。

2月22日，载有约五千名伤病员的“哥廷根”号离开库尔兰，搭乘该船的士兵们本以为很快就能回到家乡，没曾想航行次日该船即被鱼雷击沉，导致约两千人死亡。3月7日，“汉堡”号邮轮在萨斯尼茨外海触雷沉没，虽然沉船时上面的乘客已下船，但这艘吨位高达2.16万吨的巨轮的损失，仍给德军的撤离行动造成了沉重影响。

随着苏军一路向西推进，波罗的海沿岸的撤离港口也相继被攻克：1945年3月18日，科尔贝格被苏军攻克，哥滕哈芬于3月26日被攻克，但泽于3月30日被攻克，柯尼斯堡于4月9日被攻克，皮劳于4月25日被攻克，“库尔兰口袋”则于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5月12日宣布投降。

图21.来自东普鲁士的德国难民挤满了科尔贝格港的码头。在他们与准备奔赴的西方目的地之间，横亘着冰封的海水、布满水雷的海面以及苏联海军潜艇的威胁

这些“要塞城市”在城破前的情况非常糟糕：科尔贝格早在2月份便被切断了补给通道，即便这座城市已做好殊死抵抗的准备，仍成为东部更远地区德国难民的终点站。这座城市也是苏军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因其是哥滕哈芬、但泽、柯尼斯堡及库尔兰半岛上德军的重要补给港口。当地守军在“吕佐夫”号与“舍尔海军上将”号两艘装甲舰的炮火支援下坚守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德国人通过“汉尼拔行动”撤走了尽可能多的守军。

据估计，从科尔贝格撤离的人员包括四万名军人及七万名平民。3月17~18日，两千名留守的士兵掩护最后一批运输船撤离，此时城内约八成的区域已化作废墟，未能撤离的德国守军或平民要么被苏军驱逐，要么死于战火之中。

3月22日，苏军第70集团军冲到了波罗的海岸边，将但泽-哥滕哈芬包围圈一分为二。四天后，哥滕哈芬失守，幸存者先撤往但泽，继而退守奥克斯霍夫特（Oxhöft）海岬，他们决心背水一战，要作最后的抵抗。

图22.准备乘船逃离柯尼斯堡的德国难民

柯尼斯堡在4月初仍在德军的控制之下，尽管此时苏军战线已推进到该城以西数百公里处。这座“要塞”得以守卫至此时，可以说全赖邓尼茨元帅建立的海上生命线；而补给船只在运来物资与援军的同时，也会顺路接走疏散的军民。与柏林和布达佩斯一样，柯尼斯堡失守前最后四天的战斗（4月5~9日）也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巷战。此时柯尼斯堡内的守军早已与柏林方面失去联络，他们仅凭“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打到了最后一刻。

虽然德军的港口一座接一座地落入苏军手中，“汉尼拔行动”仍在艰难地开展，竭力疏散抵达海边的幸存者，其中甚至包括一支以装甲部队为主的集团军残部。该部队一路打到海岸线附近后，在霍夫（Hoff）与霍斯特附近建立了桥头堡。随后，该部队转往迪韦诺，于3月11~12日搭乘撤离船只抵达波美拉尼亚湾与什切青潟湖之间的沃林岛。几天后，一支以“吕佐夫”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装甲舰为核心，由三艘驱逐舰和一艘鱼雷艇护航的强大舰队，从沃林岛成功撤走了约七万人。

1945年3月中旬，撤离船只仍在施托尔普明德、吕根瓦尔德和科尔贝格之间往返穿梭。在苏军攻占这些“要塞”前，它们成功地从施托尔普明德撤走了18300人，从吕根瓦尔德撤走了4300人。

图23.在东普鲁士地区，包括数名伤员在内的几名德国士兵向苏军投降。被苏军俘虏的相当一部分德国战俘最终死在了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

当“吕佐夫”号与“舍尔海军上将”号两艘大舰为避险撤往基尔港后，撤离船队在失去这两艘主力舰掩护的情况下，继续在险境中艰难地往返航行。4月4~5日夜，德国人用小艇与登陆艇，从奥克斯霍夫特撤走了约三万名军民，并将他们送往黑拉半岛（今波兰海尔半岛），这是一片位于但泽湾与普克湾之间约50~60公里长的沙洲。德军在海滩上扎营构筑工事，并承受着苏军连续不断的空袭。

黑拉半岛只是个临时的中转站，撤离船队陆续抵达，不断将岛上的德军运离海滩，这一撤离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后的5月10日。不过，并不是所有人从这里登上船都高枕无忧了：4月15日，一支由四艘客轮及其他运输船组成的船队载着逾两万名难民离开黑尔半岛，次日，苏联L-3号潜艇对船队发动攻击，击沉了载有七千余人的“戈雅”号客轮，仅183名幸存者获救。

图24.“戈雅”号客轮，194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工，船长145米，宽17.4米，最大航速21节，经济航速18节，注册吨位5230吨

5月初，在德军撤离行动的努力下，超过十五万难民从黑拉半岛撤走。据某些资料记载，从但泽-哥滕哈芬包围圈中撤出的总人数高达九十万，但由于缺乏记录，确切的数字恐怕已无从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数万人被遗弃在原地，等待他们的将是悲惨的命运。

除了苏军的空袭，来自西方盟军的空袭也让撤离的德国难民和接收他们的城镇陷入了地狱般的状态。3月6日，英军轰炸机袭击了萨斯尼茨（这个渔港原本是众多难民的最终目的地），大批难民在露天区域惨遭轰炸，而这种轰炸毫无军事上的必要性。六天后，德国船只将约两千名难民送抵斯维内明德，结果他们刚登上陆地便遭到671架美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顷刻便有近六百人倒在沙滩上，六艘撤离船只被击沉。据估计，轰炸造成的总伤亡人数在5000~23000人之间，这也使斯维内明德大空袭成为二战中“十大最具破坏性”的轰炸行动之一。

“汉尼拔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后。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地堡里自杀后，邓尼茨继任国家元首。这位海军元帅在5月1日的公开讲话中誓言，德军将“继续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直至战斗部队及东德地区的数十万家庭免遭毁灭”。

图25.战后被捕的德国政府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装备部长及帝国经济领导人阿尔伯特·斯佩尔，希特勒的继任者、国家元首邓尼茨海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

当艾森豪威尔告知德国代表仅有四十八个小时（5月7~8日）可达成投降协议，否则将单方面实施无条件投降条款，从而使苏军战区与西线隔绝时，邓尼茨仍在试图与西线的英美盟军讨价还价。当意识到与西方盟国单独媾和达成停战协议完全是奢望后，他转而试图将尽可能多的德军部队移交给英美方面而非苏联人。

即便在5月7~8日这最后通牒的四十八小时里，邓尼茨仍坚持执行“汉尼拔行动”。据估计，在战争的最后几周（此时德国海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德军通过“汉尼拔行动”成功地将26.5万名被困在投降线后方的德军撤至安全地带。即便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投降后，德国人依旧公然违背投降条款，继续开展撤离行动：无武装的沿海船只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往返航行，接走惊惶失措的难民群体，将他们运往远离东线的西部地区。当时，德国境内仍有少数港口可供难民登陆，此后他们的命运便全凭天意了。

在战争的最后一天，即邓尼茨正式宣布第三帝国投降之际，一支由92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库尔兰口袋”地区的拉脱维亚利巴瓦港（今拉脱维亚里加市经济特区利耶帕亚）启航，成功将1.8万名士兵和平民运了出来。然而，苏军鱼雷艇追上了这支船队，并迫使航速最慢的船只停航接受检查。最终，船上的人员全部沦为俘虏，幸存者在战俘营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图26.参加“汉尼拔行动”的撤离船只，可见几乎都是小船

在“汉尼拔行动”的最后阶段，大规模的撤离已不再是组织有序的行动，而成了凭惯性维系的举动，直到力气耗尽的最后一刻为止。当正式投降的消息最终传到第三帝国位于库尔兰半岛上的最后据点时，舰艇和商船几乎损失殆尽且早已失去对部队指挥控制的德国海军便终止了这场长达数月的“人道主义使命”。此举将约十八万仍滞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军留在了原地，他们很快成为红军的俘虏，被押送至战俘营。

总的来看，“汉尼拔行动”是第三帝国在战争后期可谓“成功”的军事行动之一。那支早已被打得残破不堪的海军，在此刻最后一次挺身而出。整场行动以4艘大型客轮及157艘其他船只沉没为代价，使约200万德国人撤到了西部，且未损失任何大型军舰。据统计，1940年时东普鲁士地区居住着约220万德国人；而到1945年5月底，当地人口已锐减至19.3万，且尽是绝境下饥饿的幸存者。

图27.“汉尼拔行动”中的德国船队航线及行动期间苏军战线推进情况示意图

饶是如此，邓尼茨仍为“汉尼拔行动”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经海路撤离的难民中，百分之九十九成功抵达波罗的海西岸港口，而陆路撤离的难民伤亡比例则高得多。”据估计，在约二十万通过陆路西逃的德国难民中，数以万计的人死于严寒、苏联飞机的轰炸和扫射；而在乘船走海路撤离者中，哪怕按照最夸张的估计，也仅有3%的人在海上丧生。虽然后世的人们往往聚焦于诸如“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船事件中逾九千人遇难一类的海上惨剧，但就最终总的结果来看，“汉尼拔行动”可以认为是成功的，其成就不亚于1940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的撤退、1941年美国人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撤退以及1942年苏联人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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