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前后有数百名国民党将领被解放军俘虏，他们也分别关到了北京、上海和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不过对于这些曾经的敌人，新中国坚持了宽大为怀和教人改正的原则，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多的惩罚。而是给他们安排饮食，引导他们读书学习，试图通过思想让他们改造融入新社会。
其中部分战犯积极改造，态度端正，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时候恢复了自由身。但还有一部分直到1975年才获得特赦。
这部分人中有13人态度恶劣，拒绝改造，华国锋反对释放他们，但毛主席却坚持全放，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1959年第一次特赦前夕讲起，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10周年，国内外的局势基本稳定，反特务的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如何发展经济，国家往哪条路上走成为新的工作重心，社会对国民党战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因此综合考虑，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向国内外展示新政权的包容度，决定逐步分批次释放战犯。
这一年的12月，第一批表现良好的33名战犯进入特赦名单，走出了战犯管理所。为了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政府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如果是有文化的人，就安排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当管理员，如果文化程度不高，就安排到生产队伍中，和大家一样干活，当个基层劳动者。
这些人进入社会后，虽然多少遭遇了一些歧视和冷眼，但凭着认真工作和吃苦耐劳，也逐渐得到了同事们和工友们的认可。
第一批特赦战犯融入社会，并安居乐业的消息传开后，其他战犯的内心也受到了触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积极表现。因此在之后的十几年中，中央又进行了7次特赦，大部分犯人都离开了管理所。
到1974年10月的时候，毛主席询问还有多少战犯，有关部门统计后，显示管理所只剩下293名战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到中南海。
毛主席看了名单后考虑再三，作出了批示：“鉴于战犯人数较少，倒不如一次性都放了，”但这件事并没有马上定下来。到了12月底，在长沙视察工作的毛泽东再一次提起这件事，安排周总理回到北京，告知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尽快成立一个“清理办公室”，对剩下的293名战犯进行最后审查，如果没有大问题，就全部释放。
消息传来，战犯们都积极表现，生怕自己最后一个被留在管理所里，因此审查工作比较顺利。但仍有13个人态度比较顽固，拒绝接受思想改造。于是在1975年1月，华国锋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特赦报告”。报告中提到了13名顽固分子的情况，华国锋认为其他人都可以特赦，但这13人不应该列入特赦名单。
毛主席一看名单，就明白了华国锋为什么不愿意释放他们。这13人原来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他们凶狠狡猾，手上都沾了同志和老百姓的鲜血，例如号称“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他曾经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全家和“小萝卜头”宋振中全家，连孩子都不放过，心狠手辣。
除了这些劣迹，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也十分糟糕，他始终拒绝接受改造，还拉拢其他顽固分子一起抗拒改造。因此华国锋认为包括周养浩在内的13人不应该特赦。但毛主席却不这样认为，他冷静的想了想，对华国锋说：“要放就全放了吧！他们进入社会后也未必能兴风作浪了。”
当时毛主席之所以决定释放他们，不只是为了对外展示政府的宽大为怀，更重要的是缓和同美国以及台湾方面的关系。1972年，在基辛格的推动下尼克松访华，中美元首握手，中美关系正常化，太平洋两岸大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面对新形势，台湾方面试图让美国“回心转意”，开始编造很多谣言，其中就涉及到了战犯问题。
为了击破台湾方面的谎话，毛主席决定释放所有的战犯，即使是周养浩这样的特务头子，也不再追究。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只是释放了几百名犯人，但能释放强烈的政治信号。很快美国方面给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件事也赢得了国际上的赞誉，不少台湾方面的官员也开始改变对大陆的敌视态度。
既然要释放，那就好人做到底。释放最后一批293名战犯的时候，有关部门还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安排。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去留，如果要离开大陆，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路费。如果愿意留下，可以领取200元的生活补助和100元的粮票，以后会慢慢给他们安排工作，参与社会劳动。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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