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提及宋代——它是全球经济浪潮中的领航者，用繁荣的市井烟火勾勒出“巴适”生活的轮廓；它以“淡、雅、柔、简”的美学内核，在时光长河中留下一眼万年的独特韵味。
宋代的诗词歌赋虽孱弱无力，但宋代却用文化和贸易“征服”了弯刀铁马。
近几日读刘钢所著的《宋朝320年》这本书，又增加了不少新知。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文化，造极于宋”。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步显著……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说起宋代留给我们的宝藏，一定绕不开宋代的金石学、书法，也绕不开矗立千年的碑林。
“金石学”并非“炼金术”，而是以商周时期为代表的古青铜器和秦汉以来的石刻。这些被石刻的青铜器和石碑，是我国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
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便是一位收藏大家，其藏品之丰足以建成一座大型博物馆。他多以“拓片”形式珍藏，正是拓印技术的成熟，让金石学摆脱了“小众冷门”的局限，获得了“可普及性”的技术支撑，让更多人得以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而要说金石与书法的“集大成之地”，西安碑林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存在。这座文化宝库的诞生，还要从一段动荡历史说起。
唐末，后梁开国皇帝朱温攻占长安后却迁都离开，离开前将长安城夷为废墟。所幸国子监附近的百余块石碑组成的“碑林”被留了下来。
这组石碑是刻于唐太和七年，我国历史上保存最为完整的经史文化碑刻《开成石经》，它包括《论语》《周礼》等十二部儒家经典，是唐代科举必考内容，被称作中国最早的“高考教科书”。
此后，长安城迎来了多次“碑林保卫战”。
当时的京兆尹韩建开始修筑长安新城，准备将碑林迁到新城的文宣王庙中，还没迁完，长安城守将就换成了刘鄩。
本来刘鄩认为搬迁石经无关紧要，官员尹玉羽进言担心敌军会碎石攻城，于是刘鄩下令将《开成石经》全部迁入新城保存。
两百年后，北宋结束了五代时期诸国林立的乱象，北宋初年，王彦超任永兴军节度使，他下令重刻了现藏于碑林影响力最大的《孔子庙堂碑》，该碑文是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所书，珍贵程度连黄庭坚都曾感叹：“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北宋元祐二年，“蓝田四吕”的吕氏四兄弟也对碑林进行了修复，吕大防、吕大忠被称为碑林的奠基人。
他们将包括《开成石经》在内的《石台孝经》《颜氏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争座位帖碑》等迁到新址并建立起碑亭和碑廊组成的院落，并将石碑有序规范陈列，形成了现在碑林的雏形。
之后，知永兴军府的虞策在京兆府城内东南角大兴土木，于是将文宣王庙、府学和《开成石经》迁移到这里，还将《石台孝经》等一众唐宋碑刻都搬到一起如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位置，为这座文化宝库奠定了坚实根基。
此后随着“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灭亡，碑林也未因政权更迭而蒙尘。
仰仗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强大向心力，无论是金人和蒙古人，一旦入主关中地区政局稳定后，都对碑林的文化库进行了恢复与整修。
到了20世纪70年代，碑林和孔庙、石刻艺术馆合并，组成了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大型博物馆。
如今，这里就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和“立体中国书法史”。
在西安碑林中，可跻身书法习书范本的传世佳作数不胜数。
宋代除“苏黄米蔡”四大家外，皇室在书画领域的造诣亦不逊文人。宋徽宗自创“瘦金体”，其书法甚至吸引南下进攻的金章宗痴迷追随，苦练成家。宋高宗赵构、宗室赵孟坚等皆为书法史上重要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下令编著的《淳化阁帖》，倾尽大内收藏编纂此帖书。这本帖书中收集了先秦至隋唐包括帝王、名臣及书法家的珍贵墨迹。开启了“帖学”的源流，被誉为中国书法史的“圣经”。
宋末元初的书法家、画家赵孟頫就是研习此《淳化阁帖》终成一代宗师。
遗憾的是，《淳化阁帖》因大火仅留下刻石版本的肃府本、关中本、溧阳本，其中关中本的石刻就藏于碑林博物馆中。
宋代，以其繁荣的经济、独特的文化、辉煌的艺术成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西安碑林，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我们探寻古代文化、领略书法魅力的绝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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