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型诈骗罪案件，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的适当选择

作者：金翰明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案件律师

请托型诈骗罪案件，从事实以及定性的角度，辩护时容易遇到的问题在于，如果行为人充分论证自己不构成诈骗罪，则可能陷入行受贿犯罪的指控，因此无罪辩护的客观事实陈述以及论证方式格外重要。

但是换一个角度，对于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为了避免十年以上重判处罚，部分案件由于事实、证据有利于行为人，必须坚持彻底的无罪辩护；另外一部分案件，尤其是针对已经到了审判阶段的案件而言，由于案件彻底无罪的辩护难度越来越大，适当的考量争取跳出诈骗罪，通过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轻罪辩护、降低数额等量刑辩护、主从犯辩护等方式，争取缓刑等轻判结果，其实现的可能性和空间往往会更大。

以金律师办理的陈某涉嫌请托型诈骗罪案件而言，即遇到了此类典型的辩护问题。

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案件辩护，整个案件的证据基本已经固定，在已经形成的证据前提下，我们一方面通过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角度，争取打掉部分不利证据；另一方面通过无罪辩护的手段，力争为当事人改变诈骗罪的重罪指控。

由于多方面原因，检察机关最终仍然按照诈骗罪起诉到法院。从辩护以及实际效果的角度，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我们一般也会随着案件流程的不断推进，逐渐去更新案件的辩护策略，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这个案件到了一审阶段之后，我们仍然坚持不构成诈骗罪的无罪辩护策略，但是在与案件承办人沟通、庭前会议、一审庭审辩护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无罪判决概率如此低的情况下，如何综合考量实报实销、缓刑等轻判方式，降低辩护风险。

回归本案，本案指控的诈骗罪金额近百万，当事人没有自首、立功等情节，想要避免十年以上重判，解决方案只有三种：全案无罪、打掉部分涉案金额、改变罪名为轻罪。

所以在案件到了一审阶段之后，在继续坚持无罪辩护为主旨的同时，综合考量轻罪辩护、金额辩护就成为了另一个辩护主题。

所以说刑事案件中，有些问题在特定情况下会限制我们的争取空间，但是在前提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又可能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路径。本案我们在案件前期争取无罪结果时，会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足以导致我们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中。但是在一审阶段，这个罪名又可能成为当下情形下，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在刑期上变现的可行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困难，是特定条件下，我们争取方向和出发点的问题，而不是困难本身的问题。

这个案件一审阶段折腾了大几个月，法院多次开庭、我们也多次与法官沟通案件处理方式，所得到的反馈是，案件不可能无罪，但可以考量轻判。

在此情形下，缓刑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一目标。

想要实现缓刑，只有两条路径：一是打掉主要的一笔涉案金额；二是改变罪名。

在整个案件辩护的收尾阶段，审判机关所传达的判决倾向，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包括法官在庭审时，重点向被告人发问的问题所体现的利用影响力行为性质，我们倾向于本案最终可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决，亦可能靠上缓刑。

当然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从另一个方向，大幅降低指控金额的角度，在不改变罪名的情况下，实现减轻处罚，并判处缓刑。

一个案件的结果，审判机关也会综合考量控辩审三方，在结论一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缓和矛盾，也是判决的智慧。

所以，金律师认为，请托型诈骗罪案件无罪辩护的困境，很多时候在于诈骗罪与职务犯罪之间的转化问题。我们在辩护时会纠结于如果没有具体为请托人办事，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证明实实在在做了事，又可能陷入职务犯罪的指控，因此两难。

但刑事案件的辩护就是会随着案件进程而发生变化，在我们争取目标以及可实现目标先行调整，尤其是相对确认能够取得折中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先前的困境则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针对这类案件的辩护，不断的争取、精准的预判、有效的沟通、适当的策略调整，是实现有效辩护的核心问题。

说在最后：

请托型诈骗罪案件，理论与实务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特定案件中，我们认为的难点、困境可能不会发生。比如有些案件我们纠结于，如果论证不构成诈骗罪，则可能陷入职务犯罪的指控，但是有不少案例中，对于确确实实为请托人做了事的被请托人，又可能不会陷入涉职务犯罪指控中，其原因主要是受限于取证，以及办案机关对于案件处理的综合考量。

请托型诈骗罪案件，如果存在不构成诈骗罪的理据，首先应当考虑的，还是以充分的无罪理据去对抗重罪指控，寻求适当的结果，能无罪则无罪，能缓则缓，能轻判则轻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