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与杭州的“量子纠缠”

你一定想不到，《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与杭州有着深深的渊源。

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正在进行中。1月9日，红旗出版社携新书《寻光》登场，让这段深深的渊源浮出水面。

穿过98年烽火岁月，在《寻光》这本讲述“《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记”的新书里，记者先把答案说出来：

杭州西湖，是《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与杭州的故事

更准确点说，杭州西子湖畔的大佛寺是《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

杭州大佛寺在哪里？这一叩问，估计现今全杭州人民都很懵。

据记载，杭州大佛寺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宝石山南麓半山腰。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僧人思净镌石建弥勒佛半身像，上覆穹殿，寺遂名大石佛院，后世俗称“大佛寺”。后来，寺院屡建屡废，如今仅存一尊面目残缺的半身佛像。2000年7月，“大石佛院造像”遗址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20年代，大佛寺尚在。据记载，1920年西子湖畔北侧修建公路，是为北山街，原本临湖的大佛寺退至公路北侧。从寺庙出来，沿石阶而下，穿过北山街，就是西湖边了。彼时，大佛寺香火不旺，有些落败。寺院住持为增些收入、添点人气，将空余僧房低价出租。

1928年初的西子湖畔，刚下了雪，寒风料峭，游人稀少。就在西子湖畔，郭大力和王亚南相遇了。巧的是，两人均栖身于宝石山上的大佛寺。

郭大力、王亚南，便是《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共同翻译者。

郭大力，江西赣州南康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27年夏，他从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哲学专业毕业，获文科学士学位。1928年1月，郭大力从上海来到杭州，打算翻译那本“大书”——马克思的《资本论》。

王亚南，湖北黄冈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1926年夏，他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毕业。其后从武昌辗转来到上海，随后又漂泊到了杭州，打算在此撰写小说糊口。

他俩，一个沉稳质朴、内向文静，一个外向活泼、开朗博学。在杭州西湖边偶遇，这年郭大力23岁，王亚南27岁。他们一见如故，志趣相投，畅所欲言。郭大力提出要与王亚南共同研究和翻译《资本论》，王便欣然应允。

就这样，98年前在杭州西湖北山街，略显凋敝的大佛寺内，两个寄宿在此的青年决定以翻译《资本论》为志业，并拟定了一份计划：用六至八年时间，从系统翻译古典经济学入手，先翻译亚当·斯密等人写的四部经济学领域世界名著，最终完成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1年，两人合作译成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932年，合作译成出版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35年合作译成德国学者撰写的《欧洲经济史》。郭大力先后独自翻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伊利的《经济学大纲》和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并与李石岑合译《朗格唯物论史》。1933年，王亚南赴欧洲求学，先后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广泛收集经济学资料，翻译古典经济学著作。

非常可惜的是，郭大力在杭州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稿子，在1932年“一·二八”炮火中丢失了。

1935年，王亚南回到上海，和郭重新会面后听说此事，便鼓励郭大力“从头再来”。两人遂开始合作翻译《资本论》。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社完成《资本论》全译本出版，让这部表现人类智慧的巨著首次通过中文形式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克服重重困难、耗费10年心血的这个成果，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座里程碑。

《资本论》全译本首译版，第一卷，661个页码，序跋和第一篇到第四篇是由郭大力翻译，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由王亚南翻译。第二卷，430个页码，序和第一篇是王亚南翻译，第二篇和第三篇是郭大力翻译。第三卷，766个页码，王亚南翻译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部分均由郭大力翻译。最后，郭大力统筹全稿。

三段因缘，《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

首译启动地浮出水面

新书《寻光》的问世，让我们明晰了《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背后的故事。

而据记者了解，挖掘这段故事并至《寻光》出版，期间还发生了值得记录的三段因缘。再回首，正是这三段因缘，因缘际会成就了“杭州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的确认与重现。

第一段因缘，发生在北京，记者曾亲身经历。

2022年4月的某一天，北京正当春日。时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社长蔡李章，在朝阳区亮马河边的二十一世纪大厦接待了来访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李鹏教授。

李鹏教授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言谈间，他提到郭大力曾经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办公室旧址工作，也提到“《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在‘大佛寺’启动”。

“大佛寺？那不是在绍兴新昌么？”彼时，蔡李章也未听说过杭州大佛寺。他遂与李鹏教授约定，找机会共同去新昌大佛寺一探究竟。

其后，两人履约结伴而行，探访新昌大佛寺及当地领导后得出结论：李鹏教授所说的“大佛寺”，应是杭州大佛寺。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历史与瞬间的耦合，就是这么奇妙。

第二段因缘，发生在江西赣州。

2023年11月，蔡李章调任红旗出版社总编辑。那年11月26日，纪念《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85周年座谈会，在郭大力的故乡赣州举行。会上，他与江西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李冬明（也即《寻光》作者）相遇，并得知李冬明此前已发表过有关郭大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寻访 <资本论> 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郭大力》《闪耀吧，真理的光芒—— <资本论> 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记》等。座谈会期间，他俩还一起参观了位于赣州的郭大力故居。

第三段因缘，齿轮又转回浙江杭州。

2023年12月29日，《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8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上，杭州市委党校姚如青教授提出一个观点：“杭州西湖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红色资源品牌亟待打响”。

与会专家高度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杭州西湖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之于浙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作为浙江红色资源的“一主”，那么金华义乌《共产党宣言》首译地和杭州西湖《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应是“两翼”。

与会专家还呼吁，只有加快打响杭州西湖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的红色资源品牌，才能更好推动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金华义乌《共产党宣言》首译地和杭州西湖《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在内的红色资源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才能更好彰显“一主两翼”的红色资源整体格局，才能更好巩固浙江作为红色资源大省和强省的地位。

同时，红旗出版社决定立项，首次全景式呈现“《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出版传奇历程，并向李冬明发出作者邀约。

《寻光》，让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翻开新书《寻光》，扉页上印着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段话，我们都耳熟能详：“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2025年，也是郭大力诞辰120周年。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经开区三江乡斜角村的郭大力故居，是个两层连体土木结构四合院，始建于清末，至今已有120余年历史。据了解，郭大力曾于1938年在此完成《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此前，李冬明曾多次参观郭大力故居。“以往我每次去，这里都是灯火通明的样子。接受红旗出版社的写作邀约后，我再一次去了故居，没有通知任何人。那天，许是参观者不多，我进去时这座老宅屋内有点暗。抬头望，日光穿过老旧的窗棂透过来，显得极其明亮。我忽然想到了陶渊明的那首诗，感觉自己是在寻‘光’，也是追随郭大力的脚步寻找那份信仰之光。”李冬明表示。

这，便是《寻光》书名的由来。

期间为写作此书采集第一手资料，李冬明先后赴赣州、杭州、上海、北京、厦门和黄冈等地走访。

在本书《后记》中，李冬明提到：“当本书写作接近尾时，一天，‘量子纠缠’这个科技名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量子纠缠，本是指具有纠缠态的两个粒子无论相距多远，只要一个状态发生变化，另外一个就会瞬间发生变化。

据此，在《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的整个过程中，郭大力、王亚南之间亦像发生“量子纠缠”。自两人在杭州邂逅开始，相互间信息的传递就是如此奇妙。

2026年1月9日，新书《寻光》读者见面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天，李冬明、李鹏、蔡李章已是老友重聚。《寻光》作者、顾问和策划这三个不同的身份，当这三双手紧紧相握之时，记者觉得，这既是一个值得记录的、让人眼眶湿润的生动瞬间，也是关于《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和杭州大佛寺之间另一种奇妙的“量子纠缠”。

郭大力、王亚南，我们牢牢记住了他们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共同翻译者的那场带点浪漫气息的西湖相遇。

于杭州大佛寺而言，98年前郭大力、王亚南的那场偶遇，也许就是“加快打响杭州西湖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首译启动地红色资源品牌”的开端。

这样的未来，我们很期待。

编辑|翁旭琪 监制|王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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