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体或Fc融合蛋白“去效应功能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包括:1)选择与C1q及Fcγ受体亲和力较低的亚类(IgG2或IgG4);2)引入特定点突变。早期的“沉默”突变包括:N297突变(去除糖基化位点)或L234A/L235A(LALA突变)。
然而,这些突变并不能完全消除与Fcγ受体的结合,也难以完全避免临床上不期望的炎症反应。此后又发展出多种新的沉默突变,但由于各研究使用的检测体系差异很大,缺乏系统比较,难以判断哪种突变的效应功能沉默效果最好(most effective silencing)。有团队构建了一套Fab相同、Fc区各异的IgG抗体库,涵盖国际非专利名称(INN)数据库及文献报道的全部亚类与突变体,并系统比较了它们与人C1q的结合;与人、小鼠、食蟹猴Fcγ受体的结合;在细胞功能实验中的活性。
结果也比较有意思,即便残余亲和力极低的分子,也可在细胞实验中表现出显著功能。迄今为止,临床使用的所谓“沉默”设计几乎没有真正完全沉默的。
免疫球蛋白“效应功能减弱”突变体目录
参照INN数据库和IMGT®数据库,共计发现77种不同突变体可以潜在减弱Fc效应功能,列表如下。其中有一些是用的比较多的“热门”突变体,在INN列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8种突变体包括:
IgG1 L234A/L235A;
IgG4 F234A/L235A;
IgG1 N297G;
IgG1 N297A;
IgG1 L234A/L235A/P329G;
IgG4 L235E;
IgG1 L234A/L235A/G237A;
IgG1 L234F/L235E/P33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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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表面等离子共振(SPR)检测与Fcγ受体的结合
以CD20抗体作为模板序列。
野生型亲和力概况:1)IgG1、IgG3:对所有检测的FcγR均有显著结合;2)IgG2:强结合人FcγRIIa-131H、猴FcγRIIa和FcγRIIb;对人FcγRIIa-131R及FcγRIIb结合弱;3)IgG4:强结合各物种FcγRI及FcγRIIa/FcγRIIb;引入S228P稳定突变后结合力几乎不变;4)IgG2/IgG4杂交型:对人受体结合显著下降,但对猴受体结合基本保留。
完全沉默的突变体:1)234S/235T/236R(STR)三突变:无论置于IgG1、IgG2、IgG3或IgG4,对所有受体均无可测结合;2)IgG1-E233Δ/L234Δ/L235Δ同样完全无信号;3)在IgG2或IgG2/1背景下,F296A/N297Q(去糖基化)也实现完全沉默。
部分沉默的“热门”突变体:在INN中出现≥7次的“热门”突变(如LALA系列或N297X去糖基化)仍能与≥2个FcγR产生可测结合,提示它们并非真正“沉默”。
单点突变效果:235、238、265、267、273、297、299、322、328、329、330、331等单点突变不足以完全阻断FcγR结合。
与FcγRIIIa(158V)结合方面,STR三突变及若干其他突变体无结合。“热门”突变体中(≥7个INN),仅N297A/G(去糖基化)无结合。
C1q结合(ELISA)
仅野生型IgG3(A₂₉₇₀)和IgG1(A₀₅₇₉)呈阳性;其余所有突变体无可见结合。
Fc效应细胞功能(ADCC/ADCP)
采用Raji(CD20⁺B细胞)为靶细胞;Jurkat报告细胞经转染后携带NFAT-驱动的荧光素酶基因,并表达不同人FcγR。利用Promega报告基因系统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野生型IgG3虽与受体结合高,但细胞活性远低于IgG1。部分SPR结合微弱的突变体,在细胞实验中显示相对高活性。所有突变体对FcγRIIIa的SPR结合及Promega ADCC反应几乎均为阴性。
另外,采用Svar双荧光报告系统,对Jurkat表达FcγRIIIa-158V、Jurkat表达FcγRIIa-131H的ADCC、ADCP进行了检测。
结果显示,ADCP两系统结果相关良好,但Svar相对信号略低。ADCC作用方面,Svar系统和Promega出现明显差异,前者对多种突变体给出显著信号。
关于“热门”突变体(≥7个INN)的细胞活性:仅IgG1-L234A/L235A/P329G(LALAPG)在所有细胞实验中为阴性;去糖基化N297G/N297A在FcγRI-介导ADCP中呈高活性;其余热门突变体仍与≥2个受体有显著ADCP。
共11种完全沉默的突变体(STR背景+4IgG1+2IgG2+2IgG4+1IgG2/1杂交)在所有ADCP/ADCC实验中均为阴性。
补体依赖细胞毒(CDC)
野生型IgG1、IgG3显示出高活性。IgG2、IgG4野生型及所有突变体均无活性。
IgG1中表现高CDC的突变:1)去糖基化(N297A/G/Q/S/H);2)L234A/G237A、L234F/L235E/D265A、L235A/G237A;3)单点突变:L235E、D265A、D265S。
其余突变体CDC均被有效沉默。
ADCC、ADCP、CDC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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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示扫描荧光法(DSF)测定热稳定性
关键参数:Ton(起始熔解温度);Tm(第一熔解峰温度)
质控与判定标准
野生型IgG1:Ton=63.1℃,Tm=73.2℃
显著降低阈值:Ton<61.9℃;Tm<72.6℃
野生型比较:IgG2、IgG3、IgG4的Ton与Tm均显著低于IgG1。
IgG1突变体(51个):30个突变体的Ton和/或Tm显著降低。
降低最显著:去糖基化突变(N297X、T299A)。
其他明显降低的突变:L234F、L235E、P238S、D265A、V273E、K322A、L328R、P329G。
稳定性增强:STR三突变(234S/235T/236R)在IgG1–IgG4四个亚类中均使Ton与Tm提高2–4℃
自1980年代初第一个治疗性单抗OKT3进入临床以来,由“非预期炎症反应”引发的副作用始终是单抗疗法的一大障碍。早期研究发现IgG4亚型在体内似乎“惰性”较高,因此在需要避免炎症的场景中优先选用IgG4抗体。但后续工作揭示,由于FcγR家族成员众多、且存在不同基因多态性,IgG4在多数情况下仍具有显著生物学活性。TGN1412(IgG4抗-CD28)的灾难性临床事件就是典型例证。
为彻底“沉默”Fc功能,研究者陆续开发了多种Fc区突变体,最早出现的是N297A(无糖基化)和L234A/L235A(LALA)。这些突变体虽被广泛应用,但并未实现完全沉默,于是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突变体。
本项研究发现:1)IgG1在所有结合与细胞实验中均为强阳性,作为参照;2)IgG2:FcγRI几乎无活性;FcγRIIa强阳性;FcγRIIb/III弱或阴性;CDC极弱;3)IgG3:所有FcγR结合及CDC均强阳性;除Svar ADCC外,其余细胞实验反应较弱;4)IgG4:FcγRI、FcγRIIa强阳性;CDC阴性;FcγRIII结合及ADCC普遍弱。
绝大多数“沉默”突变体对FcγRIII几乎无结合或功能(SPR或ADCC细胞实验)。
FcγRI与FcγRII的情况更复杂:多数突变体仍保留一定活性,有时甚至接近野生型。值得注意,SPR中仅显示低亲和力结合的突变体,在细胞实验中可能因抗体与受体均固定在细胞膜上而表现出更高“功能亲和力”。
部分突变体能区分FcγRII亚型:IgG1L234A/L235A/G237A与L234A/L235E/G237A对131H-FcγRIIa和FcγRIIb活性高,却对131R-FcγRIIa无活性。
158V-FcγRIIIa的活性一如既往地高于158F等位基因。
“全绿”突变体推荐(见上图),唯一在所有检测中均表现“绿灯”的是4种STR系列:1)IgG1和IgG3:L234S/L235T/G236R;2)IgG2:V234S/A235T/Δ236R;3)IgG4:F234S/L235T/G236R。
其它接近“全沉默”且热稳定性尚可的组合:1)E233P/L234A/L235A/G236Δ/P329A;2)E233P/L234V/G236Δ/S267K;3)L234A/L235A/P329S;4)L234A/L235A/D265S;5)L235G/G23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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