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被反垄断“大锤”胖揍后，OTA江湖走向何方？

OTA江湖混战，在线旅游“二选一”误入歧途。

鲸商(ID：bizwhale)原创

作者 | 胡笃之

2026年1月1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纸公告，让在线旅游巨头携程的股价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自由落体”，其港股单日暴跌超20%，其美股收盘重挫17%，数百亿市值瞬间蒸发。

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反应，折射出市场对这家中国最大在线旅游平台的长期忧虑与积怨。

这次调查，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对平台经济持续观察后的必然结果。

就在几个月前，贵州和郑州的市场监管部门已因“二选一”、干预定价等问题先后约谈携程；云南民宿协会更以一封公开的维权决定，揭开了行业与平台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从地方监管的警示，到国家层面的重拳出击，一条清晰的监管升级线已然浮现。

这不再仅仅是某家公司的麻烦，而是中国平台经济反垄断浪潮，从电商、外卖延伸至旅游服务核心地带的一个标志性信号，拷问着所有依靠流量与数据筑起高墙的商业模式。

警报拉响：约谈、维权与信任危机

携程为何会成为反垄断利剑之下的焦点？此次调查，绝非一次孤立的监管行动，而是一场由地方警示步步升级至国家层面重拳治理的连贯剧集。

序幕早在2025年就已拉开：当年8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携程等五家涉旅平台，直指“二选一”、技术干预定价等乱象；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单独约谈携程，并在此前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核心剑指其强制商家开通且无法退出的“调价助手”工具，以及未经授权擅自修改房价的行为，明确指控其违反了《电子商务法》关于禁止不合理限制交易价格的规定。

然而，这些来自地方监管的“黄牌警告”似乎未能彻底纠正问题。监管压力在年底达到一个顶峰：2025年11月，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公开发布维权决定，以行业组织的名义，集体控诉携程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对云南民宿行业实施“二选一”霸王条款、单方面随意涨佣、屏蔽流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从西南贵州到中原郑州，再到旅游重镇云南，连续、密集且指向明确的监管动作与行业抗争，清晰地勾勒出平台与商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为国家层面的最终介入积累了扎实的事实依据。

对于数亿普通消费者而言，携程的形象在近年来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割裂的双面性。一方面，它作为一站式旅行平台，其产品丰富度和便捷性仍具有强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大数据杀熟”争议、复杂的退改签规则以及捆绑销售等体验痼疾，持续消耗着用户信任。

演员韩雪就曾公开吐槽携程捆绑销售，将机票与各种优惠券、保险默认为勾选状态，被网友戏称为“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更为普遍而琐碎的痛苦，则隐藏在退改签的规则迷宫里：高昂的、有时甚至接近票面价格的退改费用，模糊不清的规则解释，以及耗时耗力的客服周旋，让许多用户在行程变更时感到无助与愤怒。

与消费者体验上的摩擦相比，平台上的广大中小商户所承受的压力更为直接和沉重，这也是本次监管风暴的“风暴眼”。许多商家陷入“不合作无客源，合作即亏损”的两难境地。

他们的控诉集中在几个关键点上：首先是高昂且不透明的综合成本。除了公开的佣金通常在12%-18%，甚至更高，商家还需承担各种隐性的“流量推广费”，有民宿老板提供的后台记录显示，单笔订单被平台抽取的比例可达25%-29%，而协会调研指出，部分商户的实际综合成本占比甚至接近40%。其次是经营自主权的丧失。正如云南民宿协会所揭露的，不配合“独家”或促销要求的商家，会立即面临订单量锐减的惩罚。这种“流量税”模式，让众多中小商户感到自己不过是在为平台“打工”。

因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此次立案，远不止是对一家企业的调查。它是在平台经济领域释放的一个强烈信号：任何凭借市场支配地位，通过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手段扼杀竞争、损害生态健康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厉规制。这场始于地方约谈、终于国家立案的调查，正式揭开了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的序幕，其最终结果将深刻影响平台、商家、消费者三方关系的重塑，以及整个行业的竞争规则与发展方向。

携程“OTA王国”与商家忧患

携程之所以走到“涉嫌垄断”这一步，在于其市场地位的塑造，是一部伴随着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激进扩张与资本整合史。

自2015年起，携程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并购，迅速完成了行业格局的洗牌：先是与主要竞争对手去哪儿网合并，随后入股乃至整合艺龙旅行网，又通过资本纽带与同程旅行深度绑定。这一系列操作，实质上是在线旅游市场的“去对手化”进程，使得携程系（携程、去哪儿、同程）迅速聚合了庞大的用户、供应链与数据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合力。

根据交银国际的测算，以商品交易总额计，携程系在在线酒店及旅游市场的合计占有率已高达约70%，其中携程自身占比超过一半，其市场支配地位在数据上得到了清晰的印证。这种“一超多强”的局面，并非纯粹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资本的力量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与固化作用。

这种市场结构直接反映在携程令人瞩目的财务表现上，尤其是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其盈利能力的反差格外刺眼。

根据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虽有增长，但人均消费同比下滑，反映出行业复苏面临“量增价减”的挑战。然而，携程同期却交出了一份堪称“暴利”的成绩单：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高达290亿元，仅第三季度就录得199亿元，同比增长近2倍，净利率触及32%的高位。这意味着，在旅游业普遍为盈利挣扎之时，携程平均每天净利润超过2亿元。

其利润规模一度超过以盈利能力著称的贵州茅台，更将许多互联网巨头抛在身后。

而这种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固然有其规模效应与技术优势的贡献，但也不少商家、消费者质疑其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在产业链利润分配中过度向自身倾斜的嫌疑。高额利润的背后，是平台上无数商家被挤压的利润空间和消费者可能付出的更高成本。

具体而言，携程“调价助手”这一自动化工具，成为平台侵蚀商家经营自主权的典型例证。

这个名义上帮助酒店“动态竞争”的工具，在实际运行中异化为平台追求全网最低价、强制商家参与价格战的利器。据多地酒店经营者反映，系统会实时监控本酒店在其他平台的价格，一旦发现更低价格，便会自动下调携程平台的售价，且整个过程常常无需、甚至未经商家授权。

商家若想关闭此功能，往往过程艰难，申请被反复驳回。这实质上是利用技术手段，单方面剥夺了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使商家沦为被动参与价格战的棋子，利润空间被肆意穿透。

与此同时，“二选一”或变相的排他性要求，则构成了对商家选择权的系统性限制。这种做法未必以公开协议存在，而是通过流量扶持、搜索排名等隐性激励，或流量降权、屏蔽等隐性惩罚来实施，形成对商家的“隐性捆绑”。

对商家而言，这限制了他们多渠道分散风险的能力，加剧了对单一平台的依赖；对消费者而言，这可能导致每个平台上的商家选择趋同，缺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终损害的是选择的多样性和服务的创新性。当平台在上游对商家形成如此控制力时，其权力效应便不可避免地沿着供应链向下游传导。

当消费者成为算法时代的“数字佃农”

当平台在上游通过“调价助手”和“隐性捆绑”构筑起控制体系，处于最末端的消费者，便成为了所有成本与不公的最终承接者。

这种代价的体现，远不止于备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而是一种更系统性的“算法收割”。它渗透于消费全流程：利用信息不对称，设计复杂晦涩、利于平台的退改签规则；通过算法推荐，将高佣金产品或打包产品优先展示；在售后服务中，设置机器人客服的重重关卡，消耗用户的维权意志。而当消费者真正遭遇不合理收费或退改难题时，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座无形的高墙。

电子合同由平台单方制定，关键条款语焉不详；所有操作数据存储于平台服务器，用户取证困难；投诉流程漫长，平台自身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消费者个体维权的成本高昂得不成比例，与平台行为的低违规成本形成巨大反差，最终多数人只能无奈妥协。

当然，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挑战者始终存在。美团凭借其在本地生活领域无与伦比的流量入口和用户粘性，强力切入酒店预订（尤其是中低星及本地住宿）和门票业务，以其高频打低频的战略对携程构成持续压力。

阿里巴巴旗下的飞猪旅行，则背靠整个阿里生态，通过与支付宝、淘宝的会员体系打通，主打平台模式和创新产品，在年轻用户和出境游市场上拥有独特优势。此外，抖音等内容平台凭借强大的兴趣种草和直播带货能力，也正在成为旅游产品分销的新兴渠道，碎片化地蚕食着市场。

然而，这些竞争对手的存在，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携程在核心商旅市场、高端酒店资源以及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上的深厚壁垒。

多年的积累，使携程在核心商旅市场、高端酒店资源以及复杂的全链条旅游服务上，建立了深厚的供应链壁垒与专业服务口碑。这些构成了携程宽阔的护城河，令其“一超”的基本盘依然稳固。

当下的竞争，更像是携程占据中心高地，而美团、飞猪等从不同细分市场发起冲击。此次国家层面的反垄断调查，犹如在看似坚固的城墙上打开了一道结构性裂缝，它不仅可能制约携程既往的某些强势做法，更为这些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战略、争夺市场的关键窗口期，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悄然改变竞争态势的平衡。

总之，携程所面临的这场反垄断风暴，是中国平台经济监管走向深化与精细化的必然产物。这场调查的最终结果，将为中国平台经济的未来走向树立一个重要的观察坐标。它警示所有平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源于将算法的力量用于提升服务透明度与体验，将平台的资源用于赋能而非榨取产业链。唯有建立一种更为平衡、健康、共赢的生态，商业世界才能行稳致远。

读者入群 媒体转载、寻求报道及商务合作 添加小秘书的微信：duoyu605 添加时，请备注姓名+职务+公司

#大公司战#

丨 丨

#品牌方法论#

#渠道新机会#

#新消费赛道#

丨 丨

丨 丨

我知道你 在看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