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华国锋“私自”检阅海军，邓公闻讯后为何紧急叫停？

1978年春，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发生了严重的爆炸沉没事故，造成一百多名官兵牺牲，这是我人民海军自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后，邓公对海军司令部和海军主要负责人、时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我们都知道，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苏振华曾临危受命，前往上海稳定局势。最后仅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一举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根基，为稳定上海的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也正因如此，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还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他也曾在“特殊时期”犯过一些错误，而且还是“两个凡是”的支持者之一。于是，当邓公对其提出严厉批评后，他便去向给华老汇报并“诉苦”。

为了安抚海军士气，华决定从朝鲜访问结束回国后，就到大连去看看海军。苏听后备受鼓舞，决心把这次“阅兵”搞得热烈、隆重。

但从此看来，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阅兵”行动，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四人帮”被粉碎后，华便集党、国家、军队最高领导权于一身。当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安排，这样对迅速稳定全国局势、恢复社会秩序等是有利的。

虽然其党、政、军领导职务“一肩挑”，但从其资历、能力等各方面而言，却是有所不足的，尤其是没有军队经历，致使他在军队中威望不足、缺乏权力基础，更何况当时很多老帅、老将仍健在，所以他想实现对军队的领导并非易事。

但如果想稳固现在的位置，对军队领导就是必须的。而苏的突然到访，无疑给他带来了一个机会。

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这次检阅海军能实现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海军支持华，甚至是军方支持华的假象。这样一来，将对国内外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之后，苏叫来了时任海军副司令刘道生，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卢仁灿和参谋长杨国宇，向他们通报了此事，并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下达命令时，苏竟特别强调：一定要“保密”。

按理说华检阅海军是一件好事，为何要“保密”呢？又是对谁“保密”呢？

很显然，不是对外保密，而是“对内保密”。因为就当苏向海军几位领导下达命令后，时任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就提出了两点建议：一、通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二、向总参报告，获得批准后方可实行。其他几位副司令、副政委一致同意杨国宇的意见。

杨国宇将军的话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第二条，更是涉及原则问题，非得如此不可。但苏只同意第一条，至于第二条，他的回复是：这只是检阅，又不是调兵，不用向军委和总参报告，更何况这是华当面批准的……

难道真的不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擅自调动部队受阅，一旦事发，后果不言而喻。但此事又非得“保密”不可，因为如果经由正常渠道去组织实施的话，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状况而言，肯定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最后很可能会取消检阅。可如果此次检阅被中途叫停，那么这将严重影响华的权威。

所以，此次检阅才不能公开，必须得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这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纸再厚也包不住火。

之后，杨国宇来到肖劲光司令员的住处，向他作了汇报。肖劲光听后，在激动之余，特别叮嘱杨国宇：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向总参、向军委报告。

于是，杨国宇回来后，又再次向苏建议：还是向总参报告一下，如果没有命令，海军司令部连一兵一卒都调不动，而且这么大的行动，上面肯定也会知道的，到时候怪罪下来就不好了。

最初，苏还固执己见，坚决不报，但在杨国宇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情愿地说：那好吧，你跟邓副主席熟悉，你明天就去北京向他报告一下吧。

苏此言，似乎带有“为难”和“讥讽”之意。

因为杨国宇只是海军参谋长，他与邓公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无法直接向邓公汇报，所以这明显是有意为难。

此外，杨国宇如此强烈要求向上面报告，可能是出于私心。但其实不然，杨国宇虽然是邓公的老部下，两人曾在一起工作长达十余年之久，但他们之间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况且建国后两人就基本没有见过面，谈不上“熟悉”。

杨国宇自然听懂了其话中的深意，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去向邓公报告，而是去找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先看看这位军队的“总管家”是什么态度。

听完杨国宇的汇报，罗瑞卿没有明确表态，毕竟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得仔细研究后才能决定。

罗瑞卿与杨国宇约定，到21日给他回复。结果，还没到21日，罗瑞卿就打电话给杨国宇，明确告诉他取消此次检阅海军的行动。

原来，就在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就向邓公报告了此事，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此次海军受阅。邓公同意了罗瑞卿的意见，及时叫停了此次行动。

事实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确实是不适合搞这样的大行动的。

第一，大连的地理位置很敏感，距离苏联和日本很近；第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又准备搞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微妙时期，搞大规模的阅兵行动很可能会造成国际误会，甚至还会引发争端。

此外，邓公也认为此时搞大阅兵“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是不正确的。在后来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邓公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原因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在阅兵计划前不久，海军刚刚发生了“160号舰艇爆炸重大事故”，部队人心惶惶，安全漏洞尚未完全堵住，在这种时候搞大规模、高难度的阅兵演练，难以保证安全。

总的来说，华老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安抚海军，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搞如此大规模的阅兵行动，可能会适得其反。邓公及时叫停，则避免了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确保改革开放大计不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