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抗联女战士被俘扛不住毒打，日寇高兴没两天，才知是中了计

1939年春，春寒料峭。

一天，位于东北的伪满洲国牡丹江省林口县的刁翎镇的监狱里，日寇把关在狱中的抗联女战士田仲樵从狱中提了出来。

本来田仲樵以为，自己将再次面临酷刑，然而她走进审讯室后，才发现了不对劲。

图|田仲樵

对面椅子上坐着的是她心心念念的丈夫荀玉坤，本来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夫妻被捕后，为了避免被敌人利用，相互之间不能打招呼。

然而当田仲樵走进审讯室后，荀玉坤竟然主动开口：

“仲樵，别怪我把你供出来啊，我已经跟日本人干了，我是想劝你也和我一起干。”

田仲樵吃了一惊，这才意识到丈夫已经叛变了，心里既是震惊又是愤怒，她抄起桌子上的烟灰缸就向荀玉坤砸了过去，日伪恼羞成怒，将她又拖回了牢房。

苟玉坤的叛变，对党组织来说可称得上是毁灭之灾，当时他和田仲樵一样，都是中共吉东省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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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之后分别在北满（松江）、吉东、东满、南满四个大游击区建立省委。

1936年12月，道北特委负责人于化南与抗联第五军军长兼党委书记周保中等决定在道北特委的基础上建立吉东省委。并于次年3月正式成立，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

宋一夫任吉东省委书记，委员由周保中（组织）、王光宇（宣传）、王润成、刘曙华、关书范、陈翰章、张中华等，同时刘曙华当选为省委执委成员。

不过很不幸的是，吉东省委成立后不久，就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1938年5月，时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率部西征，与在南满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打通联系，当时宋一夫被指定为西征部队军政总负责人。

可由于途中遭到日伪军重兵围堵，宋一夫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就擅自改变了行军路线，转向五常，准备同汪雅臣领导的抗联十军。

沿途中，抗联战士不断因为日伪围追堵截，出现重大伤亡，宋一夫在行军过程中，愈发对革命悲观失望。

同年7月30日，心灰意冷的宋一夫和副官带着枪支、经费叛逃。

图|周保中

宋一夫叛逃之后，直接造成了西征部队士气全无，隶属抗联第二路军的第四军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军长李延平被叛徒杀害；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关书范则因为妻子刘兵野被捕，直接吓破了胆，投降了日伪，成了可耻的叛徒。

值得一提的是，关书范就是那个被“八女投江”掩护突围的抗联领导人，然而他最终却辜负了为他牺牲的烈士。

宋一夫叛变后，改名宋效贤，任伪滨江省警务厅警佐，开始带领日伪军大肆搜捕抗联指战员。

1939年春，因为宋一夫的出卖，日伪当局在林口县的刁翎镇将田仲樵抓捕，这一次因为丈夫苟玉坤叛变，田仲樵吉东省委委员的身份也没能藏住，敌人知道田仲樵是共产党的“大官”后，对她用尽了酷刑，企图逼迫她交代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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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敌人到底还是小瞧了田仲樵。

之前我们聊抗联女战士，一般都会提到赵一曼，提到“八女投江”，然而却很少提到田仲樵。

在抗战时期东北地区险恶的环境下，我党的高级女干部还是比较少的，而田仲樵是抗战时期我党在东北地区最高的妇女领袖。

与赵一曼是四川人不同，田仲樵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00年前后，田仲樵的父母从吉林省桦甸县迁移到了黑龙江省穆棱县八面通高丽营子村。

1907年1月20日，田仲樵出生在黑龙江省穆棱县八面通高丽营子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田仲樵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不仅掩护妇女儿童转移，还负责发抗日宣传单，甚至于她还有办法把宣传单页发到日伪军所在地。

1932年，田仲樵在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黑龙江省穆棱县到苏联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后来掩护了很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秘密前往苏联。

后来吉东局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领导人相继被捕，为了恢复对吉东地区的领导，组织上决定成立吉东特委作为过渡单位，期间也是田仲樵多次冒着危险前赴各地与各地中心县委、区委联系。

不仅如此，田仲樵作为吉东特委的交通员，也是她负责与其他各地的抗日部队取得联系，巴彦抗日游击队司令张甲洲、抗联四军李延禄、五军柴世荣、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抗联三军赵尚志、李兆麟，朝鲜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等抗日将领都和田仲樵打过交道。

图|李范五

1935年，田仲樵在李范五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节，田仲樵通过内线得知有人叛变，向敌人供出了牡丹江地下党领导机关，她设法及时通知了吉东特委安全转移。

也正因为如此，田仲樵于1936年底就被日伪当局抓捕过，尽管在狱中受了酷刑，她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后来凭借自己的机智出狱。

1937年3月，田仲樵不顾危险，接受周保中的任命，出任宁安县中心县委书记，赶赴牡丹江市开展抗日活动，在田仲樵的努力下，牡丹江市的抗日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1938年以后，由于东北抗日形势急转直下，不少人都经手不起考验，叛变投敌。

同年7月30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变后，致使吉东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田仲樵化妆成乞丐在林口县活动时，不慎被叛徒认出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问，田仲樵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党的机密，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叫花子，不是什么县委书记。

眼见田仲樵交代不出什么有用的情况，日伪也放松了对她的看管，将之放在刁翎日军工作班监督。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田仲樵听到了自己的丈夫荀玉坤和郭郁洲、吴湘尘等 (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原师长关书范部下)在和日军谈话：

“关书范一月初与贵军的协定没有预期执行，是因为我们回去拉队伍的时候，被柴世荣发现，告诉了周保中，周保中当时就枪毙了关书范，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撤销了我们的职务，并将我们四人扣押，是我们趁看守不备逃出军部，再次来投奔你们的。”

（根据不同的资料，对田仲樵发现丈夫叛变的说法也不同，有的说田仲樵的丈夫是苟玉坤，也有的称赵志超，不知道是否为同一人，资料里说苟玉坤（赵志超）这个人平素就抽大烟，而且不务正业，后来因偶然发现妻子田仲樵与地下党接头，这才被组织吸收，教养好后留在抗联工作，后来任第五军第一师军需处长，后来伙同关书范叛变。有的资料里说日伪当局曾要田仲樵与苟玉坤对峙，也有的说是田仲樵洗衣服时偶然听见）

一听说苟玉坤叛变，田仲樵当即决定，除掉这个祸害。

田仲樵先是模仿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的笔记用暗语写了一张纸条， 以柴世荣的口吻说要苟玉坤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

这张纸条伪造的足以以假乱真，因为不光是柴世荣的笔记，纸条上所提到的刁翎镇后山的秘密联络点，实际上也是真的，不过因为第五军但是也已经不在林口活动，所以这个秘密联络点即便是暴露了，也不会给组织造成问题。

趁着给敌人洗衣服的空挡，田仲樵悄悄从里面抽出苟玉坤的衣服，把这张纸条缝在里面。

为了坐实这件事，田仲樵还趁敌人不注意，专门去了刁翎镇后山一趟，在哪儿同样放了张纸条。

正如田仲樵预料的那样，日本人后来果然发现了这张纸条，顿时勃然大怒，他们早就因为苟玉坤交代的情报有限，怀疑他是假投降，这些纸条等于说“坐实”了苟玉坤“假投降，真潜伏”。

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一怒之下，枪毙了苟玉坤，后来才意识到可能是中了计。

田仲樵在为组织除了这一害后不久，即在群众帮助下逃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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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田仲樵在准备与延安中共中央派来的特派员倪景阳同志接头时，又一次被宋一夫察觉告密被捕。

这一次，就连敌人也意识到田仲樵可能有身份，于是采用了更酷烈的刑罚对她，田仲樵不仅没屈服，还趁着敌人看守松懈之际，计划从二楼跳出逃跑。

然而因连日受刑，田仲樵身体虚弱，跳楼直接造成她大面积骨折。

日伪当局把田仲樵抬回后，不仅在肉体上折磨她，还从精神上折磨她，在送他去哈尔滨伪警察厅途中，给她套了一身和服。

在酷烈的刑罚下，田仲樵“疯了”，日伪当局也觉得她没什么价值了，就任由她自生自灭。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田仲樵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这是她才恢复了精神，在她的联络下，抗联第十军残部与当时打入东北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李兆麟手中。

田仲樵归队后，受到严格的审查，后来还是周保中、李范五亲自出面证明。

不过，这时的田仲樵已经不能够再参加工作。

多年的牢狱之灾，使得田仲樵满身伤病，后来逐渐沉重，竟致瘫痪，就连心脏和精神方面也有极大的问题。

图|东北烈士纪念馆

建国后，组织上安排她住在了刚成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又从道外北六道街找来一个姓纪的老大夫，经过漫长的康复治疗，她的精神和身体都好了很多，能够自由走路了。　

因为伤残的关系，田仲樵始终未婚，但却收养了十几个烈士遗孤。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2004年7月，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要拍摄一部《寻找英雄》的纪录片，节目组在东北采访期间，有人介绍了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工作过的田仲樵。

那时的田仲樵已经98岁高龄，因病情危急的关系正在一员抢救，当她听说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上门采访时，竟然奇迹般睁开了眼睛，流下了两行热泪：

“你们还记得我们呢！”

一句话，令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动容落泪。

2005年3月15日，一代抗联女英雄田仲樵病逝于哈尔滨，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