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春晚与百姓冷暖渐行渐远，非于蕾一己之力，这是时代的尴尬

2026 年马年春晚落幕，收视峰值破 40%、全媒体播放量刷新纪录的成绩单，与 “赢了数据，输了口碑” 的舆论声浪形成刺眼对照。不少观众直言，这届春晚愈发精致，却也愈发疏离 —— 舞台上 AI 光影流转、机器人腾挪跳跃，王菲的空灵吟唱搭配银河星幕，《贺花神》借故宫国宝演绎国风美学，处处彰显着国家级晚会的艺术水准与科技实力；可台下，人们怀念的还是赵本山的辛辣、冯巩的 “我想死你们了”，是那些能照见市井烟火、直戳生活痛点的瞬间。

这种割裂感，很容易让舆论将矛头指向总导演于蕾。但公允地说，马年春晚与百姓冷暖的渐行渐远，从来不是于蕾一己之力造成的遗憾。从 “客厅时代” 的集体狂欢到 “多屏时代” 的背景音陪伴，从讽刺现实的喜剧锋芒到岁月静好的温情叙事，春晚的变化，早已超越了创作团队的个人选择，而是深陷在媒介变革、功能异化与审美分化的时代尴尬中，成了一场无法轻易破局的两难。

于蕾团队的创作，其实始终在 “平衡” 的钢丝上行走。本届春晚以 “骐骥驰骋 势不可挡” 为核，于蕾坦言，创作之初便致力于兼顾 “高度” 与 “温度”—— 既要用 XR 技术活化《六骏图》、让机器人融入小品，彰显科技自信与文化底蕴；也要让普通劳动者站上舞台，用《人间共鸣》《妈妈有座电影院》传递平凡温情。为了贴近观众，团队甚至组建大数据团队分析反馈，开放弹幕互动、推出竖屏直播，试图适配年轻人的观看习惯。

但这份努力，终究没能抵过时代赋予春晚的 “多重枷锁”。首当其冲的，是媒介环境剧变带来的 “陪伴属性” 消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春晚是除夕夜唯一的娱乐焦点，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笑声与吐槽声交织，本身就是团圆的一部分。那时，赵本山的《卖拐》能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元芳，你怎么看” 能从春晚火遍全国，这种 “全民共赏” 的基础，是单一的传播渠道与统一的审美语境。

如今，这份基础早已崩塌。手机成了每个人的 “体外器官”，年轻人在微信群抢红包、在 B 站看二创，中年人刷短视频、打麻将，春晚从 “必看内容” 沦为 “背景音”。2026 年春晚即便推出竖屏模式，也依旧延续着横屏时代的调度逻辑，未能真正适配碎片化的观看需求。当观众的注意力被切割成无数碎片，再精彩的节目也难以唤起 “集体共鸣”，那份与百姓同频的 “冷暖感”，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根的土壤。

更深层的尴尬，在于春晚功能的异化：从 “百姓联欢” 到 “国家叙事” 的重心转移。四十余载春晚，角色早已悄然转变。早年的春晚，更像是一场 “民间大联欢”，语言类节目敢于讽刺现实、解构荒诞，黄宏的《装修》道尽买房辛酸，赵丽蓉的小品戳破行业乱象，喜剧的 “冒犯性” 恰恰是其与百姓共情的核心。

而随着时代发展，春晚逐渐承担起 “展示国家实力、建构文化自信” 的宏大使命，成了中国拥抱世界的窗口央视网。这种定位的转变，直接重塑了节目形态。本届春晚首次取消相声，小品数量锐减，沈腾、马丽这对 “小品王” 组合也转战贺岁微电影。蔡明的《奶奶的最爱》，即便时隔 30 年回归机器人题材，也早已褪去当年《机器人趣话》的犀利，沦为裹着喜剧外壳的温情微电影，笑点稀疏，强行升华。

喜剧的核心是真实，而如今的春晚语言类节目，早已失去了 “冒犯” 的勇气。当舞台上满是 “岁月静好” 的叙事，现实中年轻人却在为房贷、996 焦虑，这种割裂让春晚的 “温情” 显得格外悬浮。于蕾团队并非不想贴近百姓，而是在 “国家叙事” 的框架下，“冷暖” 的表达不得不让位于 “正能量” 的传递，这种创作机制的桎梏，远非一人之力能打破。

此外，审美分化的加剧，让 “众口难调” 成为无解的难题。如今的春晚，早已不是 “一代人的春晚”，而是要同时讨好 “Z 世代” 年轻人、中年职场人、老年怀旧族的 “全民晚会”。于蕾团队的选择，是 “分众突围”—— 用郭富城与王一博的合作锁定年轻观众，用王菲的经典情怀吸引中老年人，用国风节目呼应文化自信。

但这种 “讨好”，终究难以兼顾。年轻人吐槽 “科技感过浓，像机器人公司年会”，怀念的是能让他们 “玩梗” 的轻松；老年人遗憾 “相声缺席，小品不笑”，留恋的是当年的烟火气；普通百姓则觉得 “节目离生活太远，没有共鸣”。当社会兴趣愈发分众化，任何一种创作选择，都注定会遭遇另一部分人的不满。春晚试图做 “所有人的年夜饭”，最终却可能成了 “谁都吃不饱” 的流水席。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于蕾团队的局限。比如对科技的运用，陷入了 “为创新而创新” 的焦虑，机器人后空翻、AI 光影秀固然惊艳，却反而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比如对 “百姓冷暖” 的理解，停留在 “妈妈的陪伴”“陌生人的相遇” 等浅层温情，未能触达当下百姓真正的焦虑与期待。但这些局限，本质上还是时代困境的缩影 —— 在流量至上、风险规避的创作环境中，“安全” 远比 “尖锐” 更重要，“精致” 远比 “真实” 更容易量化。

马年春晚的尴尬，不是于蕾的失败，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折射出的，是传统文艺晚会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困境，是 “国家叙事” 与 “民间表达” 的张力，是 “全民审美” 与 “分众需求” 的矛盾。

如今的春晚，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综艺节目，而是成了一种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仪式。即便它与百姓的冷暖渐行渐远，除夕夜打开屏幕的瞬间，依旧是无数家庭团圆的信号。

我们期待春晚能回归初心，但更要明白，这份期待的实现，需要的不是对一位总导演的苛责，而是对创作机制的松绑，对时代变化的真正接纳。

或许，春晚注定无法再回到 “万人空巷” 的黄金时代，但它依然可以在时代的尴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 不必强求 “全民共鸣”，不必执着 “完美无缺”，多一点对现实的正视，多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让科技服务于内容，让宏大容纳下细微。如此，即便只是作为 “背景音”，也能让百姓在旋律与笑声中，感受到真正的 “人间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