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司令员亲率两个纵队参战，敌师长意识到不妙，怀揣银元仓惶逃走

1947年4月3日下午，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在结束“四保临江”中的红石镇伏击战后，我军三名炊事员上山送饭。

然而意外之下，三名炊事员在山上发现了另外一小股国民党军溃兵，按说在那个环境下，三名炊事员应该尽快下山报告，可三名炊事员却在当时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俘虏这股敌军。

尽管我方只有三名炊事员，但这一小股国民党军溃兵还是在我军威慑下，不得不缴械投降。

有趣的是，当时这股溃兵中，有一年纪颇大的士兵，自称是营部军医，从他背着药箱的形象上看，也确实像个军医。

可被押送下山后，很快就有俘虏兵认出来，这个营部军医实际上是他们13军89师师的副师长张孝堂。

到了这一步后，张孝堂索性也不装了，直接承认了身份，还很感慨的对我军说：

“你们的火力之强，超乎想象，几分钟内就让我们溃不成军。”

张孝堂被俘时虽然只是副师长，但实际上他是代理师长，而该师真正的师长万宅仁早在开战之前，就意识到不妙，从战场上溜之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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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镇伏击战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中最经典的一个战例。

1946年9月，四平保卫战后，为了彻底消灭我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杜聿明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意图首先占领我南满解放区，然后转兵向北，歼灭我北满部队。

从当年12月开始，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四次进攻我南满根据地的临江地区。

针对此情况，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及东北民主联军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决心趁着冬季松花江结冰的，渡江作战，牵制国民党军的进攻。

图|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同年12月11日，针对我南满部队不愿战的情形，辽东军区在七道江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时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辽东分局书记的陈云力派众议，坚持要在南满打，得到了主战的韩先楚等将领支持。

三个月的作战中，我南满、北满部队成功贯彻实施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牵着国民党军鼻子走。

杜聿明的“南攻北守”计划不仅彻底落空，还反处于解放军南北夹击之中，忧劳之余，以至身染重病，卧床不起。

1947年3月16日，东北民主联军鉴于松花江即将解冻，部队调动不易，命令北满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返回松花江北。

为了重新夺回优势，杜聿明也决心趁松花江解冻，我北满部队不易过江等特点，调集大股兵力，计划第四次发动了对临江地区进攻。

1947年3月27日，杜聿明任命郑洞国为总指挥，调集7个师20个团的兵力，兵分三路进攻临江地区。并另外安排了主力把守松花江沿岸各据点，阻击我北满过江的部队。

由于此次作战不可能得到北满部队的配合，因此对南满根据地来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要知道当时辽东军区总共也就只有两个纵队的主力。

时任辽东分局书记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要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仍是运动战)，并集中两个纵队5个主力师打运动战。我们下定决心，不惜将3纵、4纵队打掉2/3或3/4，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

辽东军区决定，3纵司令员曾克林任总指挥，4纵副司令韩先楚任副总指挥，组织迎击敌人，准备先集中兵力吃掉三路敌军中的一路。

当时，时任四纵司令员的胡奇才因头部旧伤复发，不得已离开了前线转赴大连养病（1946年12月离开，至1947年4月归队），因此四纵的指挥由副司令员韩先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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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当时兵分三路进攻临江地区，其中中间一路是其主力进攻部队，总计约10个团的兵力，包括13军89师第54师、第2师、新编第22师、暂编第20师。

讨论作战方案时，曾克林与韩先楚曾有过争执。

曾克林认为应该先打暂编20师，因为该敌最弱。只要打掉这一路弱敌，强敌就会变弱。

不过这里其实要说句公道话，说暂编20师比较弱，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纵向对比来看，暂编20师还真不一定算是弱。

这支部队是抗战末期成立的滇军部队，隶属93军，曾在越南受降过，并接受过部分美式装备，受过美式训练，总兵力有7000余人。

1946年5月，暂编20师随93军海运至辽宁葫芦岛，军部驻锦州，改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1集团军。93军进入东北以后，和其他滇军部队一样（比如60军），被拆分使用，暂编20师就被抽调至南满作战，和我南满根据地的3纵、4纵多次打交道，算是一支劲旅。不能因为他是一支滇军部队，就小觑他的战力。

韩先楚主张打13军89师，因为该军是刚从热河方向调来进攻南满的，对南满环境并不熟悉，而且该师骄纵异常，在国民党军进攻部队中，位置较为突出。

89师从当时我军角度上来讲，算是国民党军嫡系，隶属13军。

在国民党军历史上，13军这个番号曾隶属于多支杂牌部队，中央军也用过。按照正常时间线看，这里的13军应该是1935年5月在湖北成立的，下辖第4师、第89师，汤恩伯是该军首任军长，13军也是其发家的主力部队之一。

汤恩伯在任13军军长前，就是89师师长，所以他任军长后，对89师也是格外关照，89师也一直是该军主力。其后这个军下辖各师有过多次转隶的情况，唯独只有89师一直在该军，地位稳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13军换发了美械装备，并被调赴东北，成为杜聿明进占东北的两个军之一（另外一个是52军），不过在1946年2月以后，13军长期负责热河方向作战。

1947年3月，除第4师留守承德外，国民党当局抽调13军所属的第54师、第89师北上进攻南满。

图|国民党军方面总结红石镇战斗失利的原因

不过，当时13军89师虽然是属于敌军较强的作战单位，但是根据国民党军公开的电文等资料不难看出，89师在出关后作战其实已经被拖的疲累已极，客观上也为我军红石镇之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事实上，从上面各敌军资料来看，也不难发现，韩先楚对敌军分析较细，且有理有节。

两套方案上报辽东军区后，军区同意韩先楚的方案，并指示前线，要韩先楚同意指挥3纵、4纵两个纵队。要知道当时韩先楚只是4纵副司令员，曾克林是3纵副司令员。

从后来战役发展来看，曾克林、韩先楚并未发生龃龉，两人配合默契，特别是曾克林带头服从指挥，表现出了高度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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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89师位置更突出，韩先楚故意采取示敌以弱的办法。

1947年4月1日，89师先头部队一个营进入红石镇地区（红石砬子），师主力和54师162团随后跟进。

为了将敌师主力引入伏击圈，韩先楚故意命令阻击部队不许使用重武器，只准使用轻武器利用地形节节抗击，一旦顶不住立即后撤，并且在转移阵地时，也故意显得混乱慌张。

图|韩先楚

图|曾克林

89师注意到我军的情况后，误认为阻击部队只是我军用来掩护的地方武装，所以毫不迟疑，大胆前进。

当日中午，3纵8师23团3营吃午饭时，被尾随的89师追上，营长魏学书一看这种情况，立马下令丢下饭菜撤离，战士们心里很不舒服，叫嚣着要给敌人教训，但被魏学书摁住，只好不情愿的撤下去。

事后魏学书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发现敌军正围着他们刚做好的猪肉炖粉条大吃特吃。

负责后卫的8连连长沉不住气，转身询问魏学书：

“营长！这敌人欺人太甚！就一个排的兵也敢追我们，要不，我带我的连先把这帮兔崽子收拾了吧！”

魏学书严令：

“不准乱来，打两枪就调头跑！”

同年4月2日下午3时许，89师主力进至红石镇、油家街一带，因轻视我军，竟未构筑任何防御工事，也没有进行战术展开。

与此同时，3纵、4纵主力部队冒着严寒的气候，连夜将红石镇包围起来。

4月3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完成了对89师的合围，上午6时许，韩先楚下达了总攻命令，并集中炮兵部队十几门山炮野炮和上百门迫击炮，对国民党军炮兵阵地进行了约10分钟的摧毁炮击。

炮击过后，趁着国民党军士兵惊魂未定，韩先楚下令步兵进攻，在方圆30千米范围内，我军使用穿插渗透战术，对敌人实施分割围歼。

有意思的是，89师师长万宅仁在我军炮火声一响，就意识到了不妙，他赶紧把副师长张孝堂叫来叮嘱：

“我委任你为89师代理师长，代我指挥作战。我马上去见军座，如果还不派援兵，我就撞死在他面前。”

万宅仁悄悄换了一身便装，选了一匹和雪一样白的马，揣着一袋子银元，带着两个勤务兵向深山老林没命的狂奔出去。

根据资料记载，在红石镇伏击战中，万宅仁和他的两个勤务兵是唯三逃脱的。

战斗一开始，89师就溃不成军，许多战士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一些“解放战士”也跟着喊：

“我们是一九五师解放过来的，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快过来吧，如果顽抗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

在我军心理攻势下，不少敌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张孝堂仅率部分残兵败卒突出重围，但因为受伤的关系，还是被我军俘虏，他后来一见到了那个扔下饭菜就跑的魏学书营长问：

“一开始打的还好好的，我们一冲你们就溃败了，连你们吃饭的家伙都变成我们的战利品，饭菜都是热腾腾的，怎么打到最后反而是我们败了？”

魏学书看着他疑惑的眼神，笑着说道：

“前后都是我们的部队，那锅高粱米、猪肉炖粉条子，也是我下令丢给你们的。不给你那一锅饭，你还能乖乖进我们的包围圈吗？”

红石镇伏击战，东北民主联军仅以阵亡7人、负伤319人的代价，给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歼敌8460人，还缴获各种火炮96门、火箭筒33具、枪支3439支（挺）、汽车23辆、军马613匹、电台10部。

至此，“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我军胜利而告终，不久之后，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50天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军8.2万人，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南满、北满的联系，从此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没有再发起大规模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