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扁鹊、扁鹊学派和中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扁鹊是中医史上一个关键人物。《史记·扁鹊传》云：秦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扁鹊之名当初得之于赵地，或初行之于赵地。

对于扁鹊在中医史上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很明确地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由于司马迁的这个评价是他在自述和概括他为何为扁鹊立传时说出的，更由司马迁的这个评价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代表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个评价当成对扁鹊历史地位的“盖棺定论”。

可是，隋唐以来，扁鹊的医宗地位被“抹杀”了，真实的历史被篡改了，扁鹊在中医史上的地位从“医宗”变成了“岐黄术”的传人。

关于扁鹊的活动年代问题，历史学者聚讼不已。大体而言，古代学者多倾向于扁鹊与赵简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即扁鹊为春秋末年的名医。而当代学者中却多因扁鹊为赵简子诊病一事的记载中有怪诞内容而宁愿相信扁鹊是战国时的名医。据《史记·赵世家》所云，扁鹊为赵简子依病并受简子赏赐田四万亩当是董安于记载下来的。而从《国语》中董安于自述其经历的史料，可证董安于年少时确为赵家史臣。拙著《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第2章中对于扁鹊活动年代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史料考证和分析，确定扁鹊与赵简子并世当为可靠的史实。

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坏乐崩，“学在官府”制度瓦解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孔丘在民间收徒授业，成为了儒家的开创者，而扁鹊则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民间医生。扁鹊是脉学的创始者。扁鹊在民间行医授徒，他在中医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医学学派——扁鹊学派。

战国，秦汉时期的大量传世文献和有关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表明：①战国和秦汉时期在社会上流传最广的著作是扁鹊学派的著作；②两汉时期的社会舆论普遍地尊扁鹊为方者之宗；③两汉时期扁鹊学派的医生人数最多，在医学界的力量最强；④战国，秦汉时期有许多关于扁鹊的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

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淳于意；东汉时期则有程高，郭玉；东汉末年的华佗更是彪炳千秋（张仲景对后世影响更大，但在东汉末年的名声不及华佗，故《后汉书》未为张仲景立传）；在南北朝时期有一徐氏医学世家，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文伯、徐嗣伯等皆名重一时，八世中涌现了十二位名医。通过对以上这些名医学术思想源流的考证，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扁鹊学派的医家。

扁鹊学派虽然是脉学的创始人，但其本人并无新撰之作。淳于意受之于翁乘阳庆的那一批医学著作，《汉书·艺文志》所录之《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和《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虽已失传，但我们仍可从“残存”的蛛丝马迹中考证出这些都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难经》一书是中医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历代相传此书是秦越人的著作。当代医史学者多断《难经》为东汉时期的著作，这当然也就排除了秦越人著《难经》的可能性。隋唐以来，医界咸以此书为《黄帝内经》的羽翼之作。可是，通过对《难经》与《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进行较全面的对比研究，特别是通过对《难经》与可考知的扁鹊学派的学术思想相比较之后，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断定：《难经》是东汉时期扁鹊学派的著作而不是阐释《黄帝内经》之作。这样，《难经》一书与《黄帝内经》在学术观点上相左之处也就涣然冰释了。徐大椿说：“《难经》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徐氏的原义是说《难经》乃是阐释《黄帝内经》之作，徐大椿“忘记”了《汉书·艺文志》中分明还载有《扁鹊内经》一书。而在东汉时期，《扁鹊内经》是比《黄帝内经》影响更大的一种医经。从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线索来看，《难经》当是一本继承和发展《扁鹊内经》的学术思想，并“敷畅其义”的著作。

《中藏经》一书：托名华佗，于是有些史学家便断其为"伪书"。这种情况使得在对《中藏经》进行学术史评价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中藏经》本是六朝时期扁鹊学派的著作。医史学者习惯于把《中藏经》同《黄帝内经》联系起来，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的结果。《中藏经》书中引扁鹊言共三次，而引黄帝言仅一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藏经》中这仅有的一处“黄帝曰”，若同金代张元素《医学启源》中的有关于文句相比，《医学启源》无关键性的“黄帝曰”三字，这使我们有根据断定孙星衍本《中藏经》中的“黄帝曰”三字系衍文，可以顺便指出：《医学启源》中引《中藏经》文句中三处“扁鹊曰”却无一遗漏。这是向我们提示《中藏经》为扁鹊学派著作的第一个有力证据。《中藏经》引古医经言凡四次：《金匮》一次，《金匮至真要论》一次，《金匮大要论》一次，《调神气论》一次。这些医经之篇名皆不见于《黄帝内经》我们推测《中藏经》所言之医经乃是《扁鹊内经》或《扁鹊外经》。这是提示《中藏经》为扁鹊学派著作的第二个有力证据。所以，传统观点把《中藏经》说成是《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发挥之作，这是不正确的。此外《诸氏遗书》和《扁鹊心书》也都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扁鹊学派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失传了，这是令人痛心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做个“有心人”，进行认真考证，那么我们还是有可能从现有古籍中“发现”其中的某些著作或篇章实乃扁鹊学派的著作。例如《脉经》卷五之《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卷二之《平三关阴阳二十四气脉》，《平三关病候并治宜》，敦煌遗书中之《平脉略例》、《亡名氏脉经》第二种，《玄感脉经》等皆为扁鹊学派的著作。

在中国学史上，墨家曾是一个显赫一时的学派。《韩非子》中将儒、墨并称学。汉代之后，墨学中绝。可是，后代学者虽然对墨学的地位评价不一却未因此而否认墨学的历史存在。而中医史上却出现了一件令人扼腕痛惜的咄咄怪事——扁鹊学派本是中医史上产生最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可是它的存在在隋唐之后却被极不公正地“抹杀”了。

黄帝学派本是一个后起的医学学派。黄帝学派作为一个后起学派，后来居上而在学术理论成就上超出扁鹊学派，这是学术发展的历史规律使然，我们自然应该给《黄帝内经》以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可是，正象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屡次“上演”过的“黄帝”“侵夺他人发明权”的故事一样，在中医史上又重演了往日的“故事”。在隋唐之后，“岐黄”取代扁鹊成了医宗，扁鹊成了“岐黄术”的传人，《扁鹊内经》的历史存在不再有人提起，《难经》，《中藏经》，《褚氏遗书》等扁鹊学派的著作都被移花接木，强迫“改换门庭”使之成了“阐释”和发挥《黄帝内经》奥义之作。

当代的中医史研究是到了推翻千余年来的“伪造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否认扁鹊学派的历史存在，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了。

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弄清楚扁鹊是中医之“医宗”，扁鹊学派是中医史上出现最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享誉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派之后，我们对有关中医史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点。第一，中医的学派争鸣始于战国时期，而不是“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第二，中医史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元（一个学派）一脉正统传承”的过程，而是“多元（多个学派）争鸣并进”的过程；第三，深入研究中医史上各个学派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中医史上既有由多元而趋统一的进程，又有由一系而分化的进程。学派演替中后起学派常可“后来居上”。

如果说扁鹊研究只是中医史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那么扁鹊学派研究就是中医史研究中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了。深入开展对于扁鹊学派的学一个全新的问题了。深入开展对于扁鹊学派的学术研究，不但对于恢复历史的真相，彻底摒弃伪造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深入揭开扁鹊学派这个中医史的千古疑迷，则中医史的若干重大史实就要遭受歪曲，中医史的客观规律也难得把握。

扁鹊学派的研究难度很大，可是它又这样重要，我愿知难而进，我愿同学术界的前辈，同仁，后进共同努力揭开中医史上的这个千古疑谜。（节选自李伯聪《关于扁鹊、扁鹊学派和中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原文载于《医学与哲学》1994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