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这两天，浑身的力气好像都被抽空，被一种深深的疲倦支配着。
前段时间很忙，忙到有一天的午饭是在等红灯的几个间隙中完成的。
在做事的时候，虽然同样能够感觉到累，但精神却是亢奋的。有那么一口气，好似将人吊在那里，即便连轴转了数周，但仍能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而今天，随着手上的一些事情暂告一段落，那股“鸡血”也陡然间消失殆尽。
可满身的疲惫，无处安放。躺在床上，一遍遍地被啵啵的“高音喇叭”惊醒，又一遍遍地昏睡过去。
做事情的效率也自然低下去许多，这让我不免着急：我总想多做些、做快些，好预留出一点处理突发状况的时间。
又或者，带带孩子、做做家务、给泽伟写信，每个碎片化的时间都那么宝贵。
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沉重得有些透不过气，又像是被沼泽围困，粘稠又瘀滞，让人好生难受。
我不知道跟突如其来的战争有没有关系。
又或者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带来的那些东西：无力感、荒谬感、对“明天会更好”的反复叨扰。
思绪不受控制地游走，我止不住地想：如果有一天，我处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办？
想出来的答案都不让人安心。更多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出来。
空白更可怕，因为它告诉你：你其实没准备好，你永远都不会准备好。
可谁能准备好呢？生命中的那些意外，本来就不是给人准备的。
我给泽伟整了一些资料，与此同时，也收到了他写来的信，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历史。
“这两天在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静下来心来读并且开始理解之后，才明白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紧急、多么不容易，我看得真叫心惊肉跳。
虽然我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但当真的把双方的情况、实力摆上来的时候，我还是为中国捏了把汗。
我有时会想象自己在当时从政，或者身为一个老百姓应该怎么办，结论往往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做谋臣，当其他大臣、皇帝的旨意和现实的情况两相夹击，怎么做都是个错。
做百姓，原本的政府腐败不堪，想推翻但又不想做亡国奴，起来造反的话掉脑袋的概率太大，同样来回都是错。
但其实最终，个人的力量只是民族复兴中极小的一环，因为民族的复兴不是靠的某几个人，而是几代人的鲜血和一连串的名字堆成的结果。
我就这么一口气读着，读到热血沸腾又如坐针毡。现实远比小说复杂、精彩。”
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确定地活着
（图片来源：电影《无问西东》）
我想起在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在战乱中迁徙的移动学堂，当暴雨声砸在简陋的屋顶，盖过老师讲课的声音，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而后，老师、学生，就这么笔挺挺地坐着。
需要何等的定力，才能在那样的环境中，这般坐定。
当时，钱穆先生随北大南迁，他对学生说：“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
我想起在网络上读到的文字，一位坚守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工作的中国人，他记录下那些遇见的当地人。
他们在对炮弹的恐惧之下，开店、开出租、喝咖啡、办婚礼、看夕阳，一位亲历了几十年战乱的老人告诉作者：“不要等到一切都好了，再开始生活。因为一切永远不会都好。”
他又说：绝望和希望，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他可以对政府绝望、对经济绝望、对战争绝望。但同时，他可以对眼前的夕阳充满希望、对孙女的笑容充满希望、对明天的咖啡充满希望。
他们在疮痍失序的生活中，一次次地构建起自己的秩序。
炸毁再重建，打倒再站起。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刻意去追寻什么，只是做自己原本该做的事。
工作是斗争，读书是斗争，写作是斗争，活下来是斗争，活得像个人也是斗争。
炮火能杀死人，但杀不死意义。
只要还活着，就还有选择。选择做什么，选择成为谁。
因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那些坚韧之人、在绝境中熬过去的人，在面对剧变时所怀有的希望、所传递的力量，或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什么曙光，而是他们的坚持本身，成为了黑夜里的光亮。
写到这里，疲软的身体好似也有了些力气。
窗外是豆大的雨，拍打着渐渐沉寂下来的夜。
静坐，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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