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今年两会，有哪些关于医疗健康的提案？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殊历史节点赋予了今年的全国两会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么代表委员们此次针对医疗领域又带来了哪些提案呢？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和共病研究院院长李为民：加强科技攻关 提升耐药结核防控能力

当前我国耐药结核防控面临新挑战，建议从基层能力建设、医疗机构布局、科技攻关三方面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耐药结核防控体系。

李为民指出，基层医疗机构是结核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建议强化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组织专家下沉开展技术帮扶；加大中央财政倾斜力度，为乡镇卫生院配备筛查设备，推动分子耐药检测向基层延伸；推广电子药盒、手机微信等便捷管理方式，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建议在省级设置耐多药结核诊疗中心，地市级强化定点诊疗能力，县级完善筛查转诊机制，形成“省-市-县”三级诊疗体系。将耐药结核诊疗所需检查、药物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欠发达地区报销比例，减轻患者负担。

“科技攻关是提升防控能力的核心支撑”，应重点研发适合基层使用的快速筛查技术，推进抗结核新药研发与临床应用，开展耐药菌株基因测序和传播链溯源分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优先在高发地区开展新技术试点应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患者。

当前我国耐药结核防控工作面临新挑战，建议从基层能力建设、医疗机构布局、科技攻关三方面发力，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耐药结核防控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①建议严厉打击“伪健康科普”产业链，重点整治涉老涉幼虚假信息

甘华田提到，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短视频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公众获取健康知识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走进镜头，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医学知识，这对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流量经济的裹挟下，互联网健康科普领域近年来乱象丛生。

为此，甘华田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强化源头管理，压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与平台“守门人”职责。建议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建立完善的医务人员互联网科普账号备案台账，并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所有以职务身份开展科普的账号均在册可查。同时，网信部门应监督平台强制实施卫生健康领域从业者职业资质认证。

第二，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建议建立卫健、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针对“以健康科普形式带货”“违规导流”“发布虚假错误内容”等行为，建议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共享机制。

第三，严厉打击“伪健康科普”产业链，重点整治涉老涉幼虚假信息。针对利用老年人健康焦虑、儿童家长育儿焦虑进行诈骗的“神医”“神药”乱象，建议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重点打击通过虚构病情、杜撰案例、夸大疗效等手段推销高价保健品或无效疗法的行为，涉嫌诈骗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激励优质科普内容供给。治理乱象的同时，应加大对优质健康科普内容的扶持力度。将健康科普工作纳入医务人员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考核指标，激发医务人员开展公益科普的内生动力。鼓励各地建设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依托主流媒体和官方融媒体平台，打造具有公信力的科普品牌，通过扩大优质内容供给来挤压劣质信息的生存空间。

第五，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构建社会共治格局。鼓励公众对违规健康科普、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随手举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良好氛围。

②建议加快AI医疗立法进程、建立AI医疗监管与评估制度

甘华田认为，AI技术是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帮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通过立法等形式，使其应用更加规范。因此，他也提出了多条建议。

他认为，应该‌加快AI医疗立法进程，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和完善AI医疗相关法律法规，明确AI医疗的法律地位、使用边界、安全标准和伦理规范。例如，制定相关条例明确AI医疗的法律属性，并明确医师在AI医疗中的作用、责任和地位等，通过立法为AI医疗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甘华田建议‌，建立分级责任体系‌，建立分级的AI医疗责任制度体系，明确医疗机构、医生、患者、AI生产商等各方责任。在发生医疗事故时，能够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

同时，建立AI医疗监管与评估制度，建立专门的AI医疗监管机构和评估体系，如设立国家AI医疗伦理审查委员会，实行医疗AI产品“双备案制”（技术备案+伦理备案），建立医疗AI事故责任认定专家库等，对AI医疗进行定期评估和监督，确保AI医疗对患者的安全。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建立AI医疗标准体系，制定AI医疗的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如制定AI医疗器械诊断、治疗规范，建立算法评价标准，制定临床验证标准和规范等。鼓励和支持AI医疗技术创新，例如设立国家AI医疗创新发展基金，建立AI医疗人才培养机制，提高AI医疗的可靠性，降低技术风险等。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①建议增设康复医学为一级学科

康复医学是一门改善身体功能、减轻疾病程度和提升健康水平的医学学科，是贯穿疾病“防-治-康”全过程的重要环节。康复医学已成为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但不清晰的学科定位严重制约了其发展。建议增设康复医学为一级学科，前瞻性、系统性地规划学科布局。

建议进一步明确康复医学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与学科架构，满足康复医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推进康复医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全周期、全过程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从根本上实现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医学服务模式的转变，为实现全民健康提供坚实的学科支撑。

同时，组织全国康复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康复医学的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现状，科学界定学科内涵和知识体系，理顺康复医学一级学科和下设二级学科的关系，前瞻性、系统性地规划学科布局。

②从源头提高中药质量

张伯礼介绍，近年来，中药需求量激增。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人工栽培中药材成为必然途径。“如何模拟自然生境，减少人工干预，并遵循相关标准提高中药材质量安全值得关注。

张伯礼指出，目前一些道地药材产区野生资源面临枯竭风险，生态保护压力增大；部分中药材种植规范化程度不高，一些中药材种植仍以散户为主，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质量参差不齐；绿色生态种植技术推广不足，林地资源利用不充分。

张伯礼建议，合理保障道地药材种植用地，研究和推广“粮药协同”模式，积极引导中药材种植“上山入林”，构建多元共生生态系统；建立中药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深入开展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的生态种植技术研究，并利用数智化手段实现种植过程的数据驱动和精准管理，解决林下种植环境适配性难题；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覆盖“种子种苗—种植养殖—采收加工—仓储流通”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体系，鼓励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生产企业将质量体系延伸到产地，建设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张伯礼呼吁，对于符合中药材GAP要求、采用生态种植且溯源清晰的中药材，在使用端给予价格支持或政策倾斜，逐步构建“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③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张伯礼表示，《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地方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中医药法》。特别是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以来，各部门、各地积极整改，《中医药法》实施取得显著成效，有力促进了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稳步发展提升，推动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整体水平稳步提高。但目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需要对中医药法进行修订完善，以更高水平法治保障我国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此，张伯礼建议：

一是进一步强化立法导向。在总则中明确“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一立法目的，将“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等要求细化为法律规范，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二是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与评价制度。将中医药经典教育与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作为院校教育的基本要求予以明确；完善师承教育制度，明确其法律地位与规范要求；建立中医药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将中医药学才能、医德医风作为中医药人才主要评价标准，将会看病、看好病作为中医医师的主要评价内容；完善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管理制度。

三是加强中药全流程监管，促进产业发展。具体包括强化相关条款，系统规定中药质量全流程监管；明确中药材种植养殖的规范化要求及监管职责，建立道地药材保护制度；强化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监管，完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审评审批制度；完善院内制剂管理，优化报备程序。

四是加强科研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加支持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开展重大课题研究的内容；明确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专门保护；明确强化中医药基础研究，开展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不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五是加大中医药发展保障力度。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服务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和结算机制；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薪酬制度和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相衔接，完善中医药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建议增设“运动康复师”职业，并赋予运动处方权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鼓励“体医融合”。运动康复师通过功能评估与主动运动干预，能从根源上解决肌骨疼痛的功能障碍，同时有效管理慢病。从国家层面确立这一职业，有助于补充完善“预防-治疗-康复”的全链条健康服务。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增设“运动康复师”职业类别。自2005年运动康复专业建立以来，已培养了大批兼具医学基础与运动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学历教育完成后，因缺乏职业出口，大量人才被浪费。因此，应尽快基于学科特点，建立独立的执业资格体系，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准入的有效衔接。

二是界定运动康复师执业范围并赋予“运动处方权”。法律层面应明确“运动康复师”的执业边界与法律责任，赋予其开具“运动处方”（而非药物处方）的合法权利。其执业范围应严格聚焦于非手术治疗的肌骨疼痛管理、运动损伤康复、慢性病运动干预及骨科手术后的功能恢复和重返运动训练。通过明确的权责体系，使运动康复师能够独立完成“功能评估-方案制定-康复训练”的闭环服务，成为医生在非药物治疗领域的得力助手。

三是依托运动医学中心，试点开设“运动康复门诊”。建议在北上广深等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高水平运动医学中心率先开展试点，探索建立“医生诊断排除禁忌证+康复师实施运动干预”的紧密协作模式。可通过全国运动医学质控中心的建设，允许资深运动康复师开设“运动康复门诊”，针对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慢性病人群提供直接运动康复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主任（副院长）施小明：加快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1987年，《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发布实施，将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纳入法治化进程，有效支撑了公共场所的人群健康。尽管《条例》历经几次小修，但随着时代发展，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公共场所卫生高质量管理需求，亟需修订，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尽快启动修订立项。由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推动《条例》修订早日纳入国务院立法计划。

二是多方面优化修订《条例》内容。更新《条例》目标定位，强化健康引领和风险防控；优化《条例》监管范围，纳入月子中心、健身房、轨道交通地下站点等新兴场所，剔除车马店、录像厅等不再普遍存在的场所；实施分类管理和差异要求，对配备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密闭场所、人工游泳场所、超大型人流密集场所等风险等级偏高场所延续实施卫生许可管理，其他场所采用备案管理和风险提示管理；推行公共场所多方共治，切实改进卫生状况。

三是高效推进修订《条例》的组织实施。组建《条例》修订精干技术团队，为条例修订工作提供全方位的人力保障；开展《条例》相关卫生法律预研，梳理明确相关主管部门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的职责，健全多部门参与条例修订的协调联动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创科主任阮祥燕：加快建立生育力保护医疗告知制度

近年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及多学科协作模式的推动下，我国生育力保护技术体系逐步建立，以卵巢组织冻存为代表的技术不断成熟。然而，还有部分女性患者不清楚放化疗对生育力的不良影响。基于多年临床实践与全国协作经验，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完善国家层面的医疗告知规范。建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尽快建立非助产医疗机构患者生育力与性腺功能保护医疗告知制度。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应建立生育力保护咨询门诊，并培训生育力保护专家。建议将生育力保护医疗告知纳入医院质量管理体系，作为医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是建立多学科联合告知与转诊机制。生育力保护涉及多个学科，需建立多学科会诊并进行早期评估与综合决策的工作机制。对需要生育力保护的患者要建立会诊转诊绿色通道，在不影响原发疾病治疗时效的前提下完成生育力保护。

三是完善医保等政策保障。建议在医保层面逐步扩大生育力保护项目支付范围，对经济困难家庭探索专项救助机制，同时鼓励商业保险及社会基金参与，形成多层次保障体系。

四是加强医务人员培训与公众科普。建议将相关内容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继续教育课程；依托学术组织力量开展培训，提升多学科协作能力；依托主流媒体与健康科普平台，面向公众加强科普宣传，增强患者主动咨询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委员：健全医疗服务价格机制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一是深化医学人工智能（AI）应用，赋能医疗服务提质。搭建医研协同平台，丰富AI在临床辅助诊疗、公共卫生预警、基层辅助诊疗等场景应用，完善数据标准与安全治理体系，推动智慧医疗覆盖更多基层单元，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惠及群众。

二是健全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体现技术劳务价值。加快将临床成熟、疗效确切的新技术纳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完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价格政策与医保支付、学科发展协同联动，让医疗技术含金量在价格中充分体现，支持医疗机构开展价值医疗创新。

三是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化基层人才支撑。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远程医疗协作机制，加大全科医生培养与激励力度，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为科技赋能和价值医疗落地筑牢根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院长王广发委员：逐步改革医师多点执业制度体系，合理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目前，将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最末端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于村镇地区，很难吸引主治医师以上的大夫常驻。建议对医师多点执业制度体系进行逐步改革，一是破除准入壁垒，取消多点执业的职称与年限“硬门槛”，将执业能力的判断权交还给拟接收的基层医疗机构。二是破除行政壁垒，取消主执业机构的“同意权”限制。三是破除法律壁垒，适时修订《医师法》关于“主执业机构”的限定。四是确立市场化运行原则，夯实“自愿、合同、共担”的制度基础。

对于分级诊疗和强基层而言，多点执业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但要使其发挥正向作用，必须与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基层薪酬激励制度改革等“组合拳”协同推进。只有当优质资源下沉与基层自身的“造血”能力提升相结合时，多点执业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形成有序就医格局的强大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谢志斌:建议在基层医院推广智慧化中医药应用，将煎药\复诊费纳入医保

谢志斌表示：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面临中医医师资源紧缺、服务能力不均衡、中药质量把控难、候药时间长等现实困境。尽管部分机构已开始探索引入“数字中医人”、中医四诊仪、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构建区域中医药云平台，但基层中医药的服务能力仍有待提升，数字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仍需进一步拓展。

谢志斌认为，利用数字化手段能够有效打通基层中医药服务瓶颈，能够大幅降低患者获取优质专家服务的难度和成本，让专家从大量重复性咨询中脱身，专注于疑难重症的诊治。同时，基层医生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整体诊疗水平，推动优质资源快速、标准化地向基层辐射，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并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发扬。

为此，谢志斌建议加大基层医院智慧中医药应用推广力度，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基层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他建议，一是支持建设区域“智慧中医药”服务云平台，为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和便携式设备，便于远程会诊和辅助诊断。

二是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共享中药房”配送体系，依托县中医院或遴选优质药企，建立县域中药饮片采购、仓储和煎煮中心，创新“配送到院+配送到家”机制，让患者实现“看完病、药到家”。

三是建立“AI+师承”培养机制，将中医人工智能设备操作、辅助诊疗系统应用纳入基层中医师继续教育必修课，邀请省、市级名老中医通过平台开展线上“病例点评”和“跟师带教”，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四是强化产业联动，利用智慧平台积累的用药大数据发展“定制药园”，推广“中医药+”康养产品，赋能中医药全周期管理。五是加大基层医疗机构采购智能设备、信息系统建设补助，强化平台数据安全管理，探索将“智慧药房”的煎药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疾控中心国家血防基地办主任李霞：建议将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苗）纳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

当前，我国免疫规划疫苗（一类苗）由国家免费提供，而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苗），如流感、23价肺炎球菌、带状疱疹疫苗等，虽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具有重要防护作用，却因价格等因素，接种率长期偏低。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国家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我国2022-2023年流感季疫苗接种率为3.84%，成为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护的突出短板。

“低接种率不仅增加可预防疾病的传播风险，更易导致本可避免的重症与住院，最终加重医保统筹基金负担。”李霞说。

她建议借鉴职工医保家庭共济政策经验，探索将医保个人账户沉淀资金用于支付二类疫苗费用。这种模式不占用统筹基金，既能激活个人账户“沉睡资金”，又能实现“花小钱、防大病、省大钱”的医防融合效益。目前，江苏、浙江等地已开展试点并取得积极成效，具备全国推广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医院副院长马永平：优化献血和血液使用机制，缓解医院用血紧张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20%。老年群体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终末期肾病等疾病的高发人群，相关治疗对输血需求频繁、血液用量较大。同时，随着医疗水平提升，心脏手术、器官移植、肿瘤放化疗等复杂诊疗项目开展日益广泛，进一步拉动血液需求增长。与之相对的是，无偿献血的主力人群受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等因素影响，参与献血的时间受限。此外，重大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公共事件，往往会在短期内引发集中用血需求，加剧了血液供给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马永平建议，在流动献血车基础上，推动采血点向企业、高校、社区、商圈、大型厂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延伸，通过设立固定采血点或开展预约上门采血服务，变“人找血站”为“血站找人”；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献血者信息库，针对既往献血者、高校学生等重点群体，精准推送献血提醒、健康知识等信息，提高招募效率；优化献血服务流程，缩短体检、采血等待时间，为献血者提供免费健康检查、营养补给等服务，提升献血体验；

建立覆盖全省或跨市域的血液共享中心，依托信息化平台实时归集各医疗机构的血液库存、用血计划、患者血型需求等数据，实现区域内血液资源“一盘棋”调度；整合血站、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等多方数据资源，构建集血液采集、检测、制备、储存、调配、使用全流程追踪于一体的全国统一血液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库存预警、需求预测、质量追溯、数据分析等功能，为血液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南华大学药学院院长王震：进一步规范血液供应与使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求，维护献血者合法权益。

“血液是无可替代的特殊医疗战略资源。当前，我国血液供应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血源不足，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且呈常态化加剧态势。”王震呼吁，针对现状，亟须打破现有单一精神激励模式，建立起“精神激励+经济补偿”相结合的献血激励体系，引导形成自愿献血、主动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

“血液使用环节的监管薄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结合临床实际，王震建议，严格控制血液制品的生产使用，明确血液使用优先级，严禁违规将临床应急用血用于血液制品加工。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技术手段，搭建血液全流程监管平台，对血液的采集、储存、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动态追溯，确保每一份血液都能用于临床急需领域。

“健全配套保障体系，加强无偿献血宣传教育，普及科学献血知识，或将更好推动无偿献血从‘被动号召’向‘主动参与’转变。”王震建议，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医疗机构、血液制品企业建立常态化检查机制，普及献血知识和相关政策，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的生理益处、科学流程、健康标准、权益保障及社会价值，精准破除“献血伤身体”“献血有后遗症”等不实传言。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疾控局副局长、江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晓青：①建议设立耐药结核病防治专项基金

结核病是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到2035年终止结核病流行”的战略目标。中国于2024年制定《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明确提出“加强预防措施，减少发病与传播”“强化政策帮扶，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等重点任务，旨在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如期实现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目标。

其中，耐药结核病，尤其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因其传染性强、疗程长、治疗难度大、费用高昂，已成为结核病防控中的突出难题。患者全程治疗费用约16万—20万元，远超普通结核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为切实提升耐药结核病患者保障水平，推动防治工作有效开展，刘晓青建议：加大财政投入，建立专项保障机制。设立耐药结核病防治专项基金，对二线抗结核药物实行免费供应。推行“医保报销、财政托底”模式，实现耐药患者治疗药物零自付。或通过专项采购确保药品可及，其余诊断、检查等费用由医保与个人共担。

他建议，提高医保保障水平，优化支付方式。将耐药结核病纳入特殊疾病管理范围，实行“特病单议”，依据疾病类型与治疗周期制定合理付费标准。对二线抗结核药物实施药占比考核豁免或差异化管理，调动医疗机构收治积极性。推动将贝达喹啉、德拉马尼、普托马尼等关键药物由医保乙类目录调整为甲类目录，切实降低患者自付比例。

除此之外，刘晓青建议，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强化综合救助。民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耐药结核病患者及时纳入低保、特困供养等社会救助范围。农业农村部门对因病致贫风险家庭实施监测与帮扶，提供临时救助。鼓励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开展社会募捐，形成多方合力，减轻患者生活与医疗负担。

②加快推进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计划

研究表明，为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使其因流感或肺炎导致的住院风险降低18%至52%，死亡风险降低27%至70%。全国范围内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仍处于极低水平（不及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75%接种目标。

接种率低的主要原因包括疫苗费用自理带来的经济门槛、公众认知不足以及接种服务可及性有限等。而我国已具备将老年人流感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现实基础。所以，他建议国家层面加快推进将老年人流感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现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并将其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建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牵头，联合国家疾控局、医保等部门开展可行性论证与成本效益分析，制定实施路径与财政分担机制，推动该项政策早日在全国落地，切实守护亿万老年人健康福祉。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建议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创收挂钩

朱同玉认为，医务人员的价值不该靠创收才能体现，也不该与创收挂钩，“一旦与创收挂钩，可能会造成医疗行为的扭曲，比如过度医疗等，损害患者利益。”

朱同玉解释，医生的收入和薪酬应当得到充分保障，其途径是建立综合性的薪酬体系，“要多劳多得、优劳优得、高技术高得、高风险高得，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绩效价值体系。”

他举例称，医院急诊通常是“苦差”，环境差、劳动强度高、风险高。如果用“创收”指标来衡量，急诊创收是低的。但用医疗价值来衡量，急诊极其重要。“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在急诊里辛苦付出的这些医务人员，平均收入待遇应该高于全院平均值。”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优化医学科技评价体系

过去一年，张俊杰围绕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进行了走访调研，他发现，在目前的考核体系下，部分医疗机构过度强调甚至“攀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与基础研究论文，将其作为评价医生、科室乃至医院的核心指标，导致大量年轻医生被迫将主要精力投入实验室基础研究，挤占了本应用于锤炼临床诊疗能力、思考和研究临床实际问题的宝贵时间与精力。“长此以往，不仅将影响临床人才队伍的成长，也可能导致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需求脱节。”他说。

“推动医学发展，必须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张俊杰表示，引导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亟须优化现行医学科技与人才评价体系。

为此，今年全国两会，张俊杰建言，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联合指导，推动建立适用于医学领域的科研论文分类评价体系。将医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明确划分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及“交叉研究”三大类。

同时，改革临床医生职称评定标准，突出临床研究与实践能力。对于主要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师系列，应将其在临床研究、诊疗方案优化、临床指南参与制定等方面的成果作为晋升的核心考核依据，而非片面强调基础研究论文或国自然项目。

他还建议，医院的考核导向也应有所调整，引导医院重视临床问题驱动的科研。另外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对临床医学研究领域的支持。在项目设置上，专门设立面向临床医生、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临床研究”项目类别或专项基金，明确其评审标准区别于传统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黄爱龙：推进普及男性HPV疫苗接种

黄爱龙说，当前我国男性HPV疫苗接种试点主要限于9-26岁，多地社区仅对9-14岁开放，覆盖策略难以适应健康中国建设需求。造成HPV疫苗接种无法覆盖主要高危年龄段人群。大量超过26岁的男性无法获得疫苗保护，将持续面临阴茎癌、肛门癌、口咽癌、喉癌、口腔癌等男性HPV相关疾病威胁。同时，间接削弱了对女性宫颈癌等高发疾病的预防效果。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HPV疫苗接种范围扩展至所有适龄人群，全球已经有149个国家和地区将HPV疫苗完全或部分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项目。

为此，黄爱龙委员建议：一是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覆盖年龄。打破年龄壁垒，扩大接种人群，提高HPV疫苗接种覆盖率，可以形成更大、更快的直接影响和群体效应。建议将男童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男性接种上限从26岁延展至45岁。

二是加强资源配置与供给保障。中央与地方政府需增加对HPV疫苗的采购预算，确保扩龄后疫苗的充足供应和男童免费接种的可持续性。提前规划疫苗需求，优化采购流程，确保疫苗及时、公平地配送到各地接种点，特别是基层和偏远地区。增加社区接种点储备，开设成人专项接种通道，从执行端消除“超龄拒种”现象。

三是推行群体防护计划。建立家庭共防机制，以家庭为单位推动全员接种，阻断HPV在家庭成员间的交叉传播，形成内部“免疫单元”。父母接种，子女免费；夫妻一方接种，另外一方可减免30%的费用。

四是强化科普宣传与社会动员。卫生、教育、妇联等部门协同，针对不同年龄段男性及其家人，在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重点宣传HPV感染的普遍性、对男性的健康危害、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消除认知误区，提高适龄男性及其家庭的接种意愿。加强医务人员政策及知识培训。加强对基层接种点医护人员的培训，使其能准确解答关于男性接种HPV疫苗的咨询，提高服务质量和推进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白塔寺药店总药剂师、执业药师张海鸥：加快推动药店转型为“健康驿站“

张海鸥代表指出，当前我国医药零售行业正处于向强化专业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的“健康驿站”转型的关键时期，但实践中，零售药店开展健康服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撑；执业药师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有效承接基层健康服务需求，也制约了药店作为基层健康服务阵地的功能发挥。

张海鸥代表呼吁，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药店向“健康驿站”转型配套政策，明确“健康驿站”基层健康服务职能定位，细化服务范围和合规标准；支持行业协会、学会发布药店转型指南和团体标准，允许相关标准先行先试、逐步推广。张海鸥代表提出，对执业药师专业能力提升给予支持，组织开展针对性培训；支持行业协会、学会开展执业药师能力提升培训，适配“健康驿站”服务需求。

张海鸥代表建议，建立医疗机构与药店“健康驿站”的协同机制，拓展药店在疾病筛查、慢病检测、中医药服务等方面的服务范围；明确药店开展相应服务的合规标准，并建立服务清单及统一收费标准。

②加快推进药品分类管理办法修订

张海鸥代表提出，自2000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施行以来，我国药品分类管理制度已实施26年。我国已建立初步的非处方药管理制度体系，但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非处方药注册与转换、包装标签说明书、品牌建设等方面急需加快完善。

张海鸥代表建议，加快推进药品分类管理办法修订与实施；研究完善我国非处方药注册管理模式，建立符合非处方药特点、基于不同风险分类、科学的监管体系；制定非处方药上市注册技术指导原则等配套文件和技术指南，进一步鼓励非处方药高质量发展，提升非处方药品种丰富度，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院长黄文秀：①加快推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黄文秀代表指出：“当前，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转化路径仍不够顺畅。”

在他看来，转化路径不够顺畅主要体现在成果转化机制不够成熟，不少中医药机构对科研成果转化存在“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的现象；创新中“政产学研用”衔接不够紧密，缺乏专业机构统筹协调医疗机构等研发端与企业等产业端的对接；系统性规划不足，部分地区尚未围绕本地道地药材和学科优势形成整体布局，难以真正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生态。

为此，黄文秀代表建议，强化政策引领，研究出台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优化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开发中药制剂或健康产品的审评审批流程；构建“临床－产业”双向赋能机制，支持医疗机构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中医药健康产品，并将转化收益重点用于补齐医疗短板、改善诊疗环境、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统筹区域协同发展，鼓励各地立足道地药材资源和学科优势，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药健康产品，推动建立跨区域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中医药产业从“单打独斗”向“集群发展”转型。

②进一步加强高层次复合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黄文秀代表指出，当前高层次复合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面临培养体系结构性缺失、评价与激励导向偏差、协同创新平台相对缺乏等多重挑战，导致人才源头供给不足，人才发展动力受挫，以及科研成果转化通道不畅。

因此，黄文秀代表呼吁有关部门实施“中医药＋X”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重塑工程，支持中医药高校与综合性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中医药交叉创新学院”，共同设计中医药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和交叉型人才培养项目；构建以“复合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与激励机制，制定相关指导标准，设立区别于传统科研与临床人才的独立评价通道，将新技术、新装备、新标准、高水平交叉研究案例及优秀产学研合作项目等纳入人才评价体系；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实战平台，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中医药交叉创新中心，重点开展中医药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验证与优化工作，在实践中加速推进高层次复合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加快建立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医保支付“专项通道”

丁列明委员表示，医保基金在鼓励药物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支持药物创新、优化医保目录谈判机制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他建议，在保障基本医疗需求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医保基金对创新药的覆盖面，将更多符合条件的新药、好药、救命药纳入支付范围。特别是针对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应加快建立“专项通道”，及时以适宜价格纳入医保，提升药品可及性。

针对当前创新药医保谈判机制，丁列明注意到，我国自主创新药国内与国际定价差距过于悬殊，影响国际价格的维护，也未能充分体现研发成本和临床价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商业预期和投资积极性。他呼吁，在医保目录谈判中应科学统筹确定医保支付标准，保障合理价格与创新回报；优化续约规则，简化期满续约及新增适应症续约流程，不再强制要求降价，并适当延长谈判周期；充分利用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功能，提供高标准、全公开、国际化的价格登记和查询服务，助力中国创新药“走出去”。

丁列明还关注到国谈创新药“进院难”“应用难”的问题。他建议加快建立直接进院机制或畅通绿色通道，确保医保谈判药品及时进入临床应用。同时，扩大“双通道”药品范围，畅通医院外配电子处方流转，加强国谈创新药供应保障，切实提升患者用药可及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强化人才培养，推动核医疗创新

李校堃代表指出，核医疗是一个高度交叉融合的学科领域，需要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知识和技能。但目前我国核医疗人才培养体系较为单一，缺乏跨领域的交叉培养机制，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同时，我国在核医疗科研方面的投入还相对不足，国内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团队相对较少，科研资源不足。此外，创新环境还有待完善，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措施不够完善。

李校堃代表建议，加强放射医学专业建设，强化包含放射医学二级学科在内的特种医学学科点建设，增加博士点供给，建立核医疗学院，满足核医疗的快速发展。

李校堃代表呼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让医用反应堆、高能加速器等核医疗相关大科学装置进入高校，提升高校特色及实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推进国家及省部共建的核医疗相关领域中心建设。此外，他还建议，将长三角打造为核医疗领域的发展示范区，从医用同位素生产、放射性药品制备、精准诊疗、诊疗一体化、医学康复等全周期打造示范区，并建立核医疗发展标准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主任护师杜丽群：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

“通过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多款罕见病用药谈判降价且纳入医保目录，大大减轻了患者用药负担。但目前仍存在‘医院供药难、患者负担重、用药申报繁’三大挑战。”杜丽群委员表示，由于罕见病用药受众窄、采购量少，部分国谈药价格低于医院实际运营成本，医院供药积极性不足；部分罕见病新药未能纳入医保目录，家庭经济负担仍居高不下；罕见病用药的采购申请、医保审批、院方备案等环节流程冗长，涉及多个部门，用药申报手续繁琐耗时。

杜丽群委员建议，建立罕见病用药成本补偿机制，医保部门给予医院合理的成本补贴，允许将更多的罕见病治疗病例按照特例单议原则纳入特殊结算通道，打消医院用药顾虑，确保国谈药“进得了医院、供得上患者”。同时，进一步优化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将临床急需、价格较高且疗效确切的罕见病新药优先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简化罕见病用药申报审批流程，依托信息化手段搭建罕见病用药“一站式”申报平台，推行线上申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减少人工流转环节，让患者“少跑腿、快用药”。

此外，杜丽群委员还建议，构建完善的罕见病用药供应保障网络，建立区域罕见病用药集中调配中心，统一采购、统一储备、统一配送，减少医院的库存压力和运营成本，提升患者用药可及性。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加快AI在基层医疗中的使用

耿福能代表指出，当前AI在基层医疗中的普及使用面临多重制约，如基层医疗机构设备老旧、医生信息化水平有限，难以享受到AI医疗的技术红利；AI诊疗的权责划分尚不明确，由AI生成的病历和处方缺乏人机协作把关机制，易引发医疗安全风险；高质量医疗数据流通不畅，制约了产业可持续发展。

对此，耿福能代表建议，在基层医疗机构引入智能诊疗一体机、移动诊疗Pad等智能硬件设备，降低基层医生的技术使用门槛，并将智能设备纳入基层医疗机构更新补助范围；明确AI在诊疗过程中的辅助地位，确立“AI起草+医生把关”的工作机制，构建可监管、可追溯的人机协同动态监管体系，确保医疗质量安全；推动AI诊疗系统与体征监测设备、第三方检验、医药供应链的互通，打破医疗数据“孤岛”，促进高质量医疗数据要素的安全流通。

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多模态AI研发，并通过税收优惠、首台（套）/首版次软件补贴等方式，加大对具备AI研发能力和基层医疗场景落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医药集团兼职董事于清明：从供给侧发力加快适老型智能医疗设备创新

于清明代表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市场上现有的智能医疗器械和健康设备难以精准适配老年人健康消费需求。适老化智能产品存在研发滞后，市场供给不足；高端智能健康设备操作复杂、价格昂贵；低门槛产品适老化设计不足，未能真正贴合使用需求；多数居家健康设备缺失售后服务等问题。

于清明代表呼吁，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加速人工智能与医疗器械、健康设备的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场景、健康状态和细分需求，精准开发适老型智能医疗器械和健康设备；推动智能医疗器械和健康设备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数据互联互通。

于清明代表建议，将部分适老产品纳入医保目录，助力智慧养老，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同时，鼓励探索高端医疗器械以租代购的推广模式，降低老年人一次性支出压力。于清明代表还建议，多部门协同完善适老化智能医疗器械和健康设备的技术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医疗器械和健康设备虚假宣传，为适老化智能医疗器械和健康设备产业创新发展营造清朗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建议推动药师法尽快出台

谢子龙代表介绍，目前我国实行医疗机构药师和执业药师双轨并行的药师体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卫生健康部门管理的药师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体系；二是药监部门管理的执业药师资格体系。

上述两类药师队伍在管理主体、资格准入、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继续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区别。“药师是守护公众用药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合理用药的贯彻者、实施者和监督者。但现在的药师管理制度并没有给予药师明确的法律地位，在维护药师权益、监督药师行为等方面缺乏有效的举措。”

谢子龙代表认为，我国缺乏专门法律对药师这一群体的法律地位、责任权利、准入资格和执业行为等进行明确规范，导致我国药师管理、 药事服务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在谢子龙代表看来，用药安全体系建设是“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子龙代表呼吁，推动药师法尽快出台，建立国家统一的药师管理体系，打破药师与执业药师“双轨制”壁垒，盘活资源；强化并规范药师的培训考核与继续教育，持续提升药师专业素养和药事服务能力；明确药师实施药学服务的标准，加强执业监管，引导“互联网+药事服务”模式良性发展，推动药学教育体制优化。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加速构建“医-药-康”一体化服务体系

李燕代表介绍，近年来，在相关政策推动下，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2024年底，94.4%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有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建成各类医养结合机构8427个。

“当前我国对老年群体的健康服务能力，与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需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李燕代表指出，适老化设施改造与智慧就医服务中的“微障碍”普遍存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药械供给适配性不足，“医-药-康”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制约老年健康服务效能提升。

对此，李燕代表呼吁，持续加强对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动态监管和考评整改，同时引导医疗机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适老化工作，优化升级大字体、大图标、长辈模式等功能；加快“老年健康服务医养联合体”建设，实现电子健康档案统一管理和跨机构、跨层级信息共享，解决反复转诊、重复检查、服务断档等问题；强化产业引导，支持相关企业研发易吞咽制剂、便携式检测设备、智能康复设备等适老化药械产品。

此外，李燕代表还建议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逐步设立安宁疗护病房，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补齐临终关怀服务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首席教授吴焕淦：构建罕见病协同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体系

吴焕淦代表分析指出，当前各部门职责相对分散，政策衔接不畅，缺乏国家级别层面的罕见病防治协调机构与常态化的跨部门议事机制，导致政策落地效率不高、患者全周期管理存在困难。尽管部分罕见病药品已纳入医保，但高值药品报销覆盖有限，患者自付比例高。药品供应不稳定、配送渠道不畅通、地区间保障差异大等问题依然突出。罕见病相关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与药物研发仍较薄弱，本土研发动力不足，药物依赖进口现象较为明显，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与数据共享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此外，公众对罕见病认知不足，歧视与误解仍然存在，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为此，吴焕淦代表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罕见病防治协调机制，统筹多部门职责，推动罕见病筛查、诊断、治疗等环节的全流程协同治理；设立罕见病药物保障专项基金，完善国家药品谈判与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药品供应监测与跨区域调配，确保高值药品公平可及。同时，设立国家罕见病科研专项，支持罕见病相关研究；打造罕见病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平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医疗机构、高校、企业、患者组织数据共享与合作；对自主研发的罕见病药品在审批上给予“绿色通道”支持，配套税收优惠与市场独占期激励。

吴焕淦代表还建议，将罕见病宣教纳入医务人员继续教育、学校教育与公众科普体系，提高医务人员对罕见病的诊疗水平。赋能患者组织与社会支持体系，为罕见病患者营造包容性社会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学科带头人孙蓉：建议促进老年人用药安全

孙蓉委员指出，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用药安全工作的成效初显，相关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部分地区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级防护网络；全国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试点有序推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补充完善已上市药品说明书安全性信息，增强对老年患者用药风险提示；医疗机构普遍建立老年用药评估、药物重整制度；基层家庭医生用药随访覆盖率提升，引导社区老年慢病患者规律服药。

孙蓉委员分析，老年人用药安全落地执行中存在基层药师（士）短缺，老年共病用药缺乏统筹评估；老年专用剂型短缺，新药临床缺乏老年人群数据；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试点覆盖面窄，企业参与积极性低；独居老人普遍存在自行调药误区，叠加生理机能衰退加剧用药风险等问题。

孙蓉委员呼吁，推行老年综合评估与药物重整联动机制，建立多学科用药门诊，补齐基层药师（士）短板并引导企业研发针对老年人的专用剂型；鼓励企业进行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制定统一适老版说明书模板，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及配套激励措施；加强老年人用药安全科普，推广家庭用药规范化管理，并在社区设立“用药解忧驿站”。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保华：加快打造核医疗创新高地

陈保华代表指出，我国关键医用同位素的供应仍存在“单点依赖”风险，产业链上游的稳定性和弹性不足；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等高端医疗装备的国产化与商业化进程仍需加速。目前，国内既精通粒子物理学、核技术、放射化学等基础理论，又具备临床医学、影像诊断或肿瘤治疗实践能力的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短缺。另外，核医疗产业涉及多部门监管，还需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加强跨部门协同，以适配产业创新速度。

陈保华代表建议，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开展国家级核医疗高地建设试点。针对试点区域内的重大产业项目和创新平台，建立专项协调与服务机制，提供前置辅导与并联审批支持。支持试点区域探索设立国家核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此外，陈保华代表还建议，推动将临床价值高、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核药和先进核医学诊疗项目，经科学评估后及时纳入国家医保支付范围或地方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加速创新成果的市场渗透，提高患者可及性。构建“医教研产”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核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交叉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建议推进传染病筛查方法学升级

戴立忠代表指出，当前，我国医疗机构对于乙肝、丙肝、艾滋病的主流筛查手段是采用酶联免疫法或化学发光法（统称免疫法）。相较传统免疫法，核酸检测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点，但成本相对较高。目前，部分地区医保部门未合理区分医疗机构的合理应用与过度应用行为，对核酸筛查监管“一刀切”，导致核酸筛查的合理应用受阻。此外，艾滋病核酸筛查也尚未有效融入乙肝、丙肝等重大传染病“多病共检”体系，筛查效率偏低，不利于形成防控合力。

戴立忠代表建议，相关部门出台乙肝、丙肝、艾滋病筛查方法升级专项指导意见，明确核酸检测作为“多病共检”的核心方法，推动其逐步替代传统免疫法，实现筛查方法学向精准化、高效化升级；推广“多病共检”模式，提升防控整体效能。

此外，戴立忠代表还建议，优化医保监管与支付政策，破解核酸筛查应用堵点。建议医保部门出台核酸筛查合理应用指导标准，明确核酸筛查“合理应用”与“过度应用”的界定范围；优化医保支付政策，将乙肝、丙肝、艾滋病核酸筛查费用合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对医疗机构核酸筛查应用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管，重点查处过度应用、违规收费等行为，同时保障合理应用场景的顺利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席科学官朱涛：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及成人疫苗接种率

朱涛委员指出，当前我国免疫规划长期聚焦婴幼儿群体，青少年及成人疫苗接种尚未形成系统性保障体系；疫苗接种服务与临床诊疗体系衔接还有待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疫苗接种专业能力还有待提升；青少年及成人所需疫苗支付渠道单一、个人费用负担较重。

为此，朱涛委员建议，推动免疫规划从“婴幼儿重点覆盖”向“全人群动态保障”转型，建立青少年及成人疫苗接种动态评估机制，适时扩大免疫规划疫苗品类与覆盖年龄范围，逐步填补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缺口；同时，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鼓励医生在开具药物处方时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给出疫苗接种建议，推动接种服务与诊疗、健康管理深度融合；优化疫苗多元支付政策，进一步扩大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疫苗品类范围，多维度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朱涛委员还建议，依托医疗机构诊疗场景开展常态化宣教，并通过新媒体渠道精准推送科普内容，重点普及青少年及成人疫苗接种的必要性、时效性，逐步扭转“疫苗仅为儿童所需”的认知误区。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衷华脑机融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加快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发展

“在政策的推动下，脑机接口产业正迎来爆发的窗口期。”黄立代表介绍，近年来，随着神经信号处理、生物兼容材料、人工智能等技术接连取得突破，脑机接口产品加快从“实验室”走向“门诊室”，给许多患者的治疗与康复带来了新希望。

黄立代表认为，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芯片、人工智能等众多前沿技术，相关医疗器械产品研发极具挑战，需要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打通医工结合的堵点，加快完善行业标准与伦理规范。

黄立代表建议，药监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指导，助力前沿成果加速转化；卫生健康部门出台鼓励政策，推动产学研医协同发展，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和医疗机构深度参与脑机接口产品的早期研发，开放更多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应用场景。同时，加快建立面向未来产业的风险分担机制，为长周期创新“撑腰”，营造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黄立代表同时还建议，由相关部门主导，联合企业、科研院所与医疗机构加快制定脑机接口在生物相容性、神经数据隐私安全、软硬件接口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确保产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扩大肿瘤筛查覆盖面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40%的癌症是可以治愈的，20%的癌症可通过治疗延长生命。预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肿瘤最有效的防治策略，但肿瘤的致病因素多、特异性弱，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因此，肿瘤的“防”重点应在二级预防，即通过筛查和早诊早治，实现关口前移。

于金明认为，近几十年来，在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下，我国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形式，组织开展了针对肺癌、乳腺癌、肝癌和上消化道癌等高发癌症的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项目开展较早的地区已出现发病率、死亡率“双下降”趋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但是，我国癌症筛查存在居民依从性差、技术不规范和过度依赖财政资金等问题，工作可持续性较差。于金明建议，从国家层面逐渐扩大肿瘤精准筛查的覆盖范围，实行多元化的支付体系，可以采取政府投入为主，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互为补充，个人适当承担的多元化精准筛查支付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引导群众积极体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实施“脑机接口核心部件与技术攻关”国家专项

王建安表示，目前，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风险。高性能、长期稳定的侵入式电极材料、低功耗高带宽神经信号采集芯片、高精度闭环刺激装置等核心硬件依赖进口或处于实验室阶段。解码大脑意图的底层算法和软件平台自主创新不足，临床转化路径也不通畅，缺乏“中国数据”与“中国标准”。高质量、标准化的中国人脑—机交互数据池匮乏，制约了算法优化与产品迭代。

与此同时，伦理安全监管体系尚属空白，社会接受度面临挑战。BCI直接与人类神经系统交互，涉及前所未有的隐私（“脑隐私”）、自主性、人格同一性、安全性与公平性等伦理挑战。目前缺乏国家层面的专项伦理指南、数据安全标准和长期植入物风险监管体系，公众认知与信任度有待引导。

为此，王建安建议，实施“脑机接口核心部件与技术攻关”国家专项，打造自主可控供应链。构建专项攻关与平台支撑相结合的系统性支持体系。可由科技部牵头主办，联合工信部、国家药监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作为协办部门，设立“脑机接口核心医疗器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聚焦高性能神经电极、专用生物相容性材料、神经信号处理芯片及双向闭环系统集成等关键“卡脖子”环节，组织“产学研医”协同攻关，目标是在3—5年内实现核心模块的自主设计与制造。

同时，依托高水平研究机构与龙头企业，布局建设3—5个“国家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打造覆盖原理验证、工程样机到临床前研究的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研发门槛；通过鼓励组建产学研联合体、提供经费补贴与税收减免、按研发投入给予后补助等多元化支持方式，加速技术成果向产品转化。

此外，建立临床评价与审评科学体系，畅通转化路径。加快制定中国特色的BCI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指导原则。建议国家药监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中心（CDE）成立脑机接口审评专家小组，优先针对运动功能重建、癫痫等神经调控、感觉替代（如人工视觉/听觉）等相对成熟的BCI应用方向，尽快发布《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审查指导原则（试行）》，明确非临床与临床研究要求、受益—风险评估框架及长期随访要求。

②AI赋能医疗须以安全为底线

对于AI医疗，王建安院士态度明确：“医疗关乎生命，AI赋能医疗必须以安全为底线”。

王建安表示，医疗领域的高专业性、高风险性，让AI医疗的安全保障成为重中之重——算法“黑箱”、数据安全隐患、模型运行监测缺失、网络新型威胁等问题，都制约着AI医疗的健康发展。

为此，他提出，要从建立标准、数据监管、全周期管理和筑牢风险防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应用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为AI医疗高质量发展守牢安全生命线。

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研究中心主任付小兵：构建重大群体性伤害一体化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推进创面救治体系建设

这是付小兵连续第二年关注创伤救治与创面防控体系建设。他提出两大建议：一是构建重大群体性伤害一体化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议提升综合救援能力、健全保障激励机制、加快特种救援装备研发；二是加强以糖尿病足为重点的体表慢性创面防控体系，建议完善基层防控网络、规范诊疗流程、强化科普宣教并设立国家防控宣传日。

据《解放军报》报道，在有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治疗需求的人群中，60%以上是老年人、70%以上在基层……由于起病初期得不到应有重视，过去的诊疗体系中也缺少专门针对这类疾病诊疗的专业，小问题往往拖成大问题。

付小兵院士认为，以糖尿病足和失能褥疮等为代表的体表难愈合创面治疗，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医疗难题为此，他提出加强健康知识普及，借鉴皖南创面修复专科联盟经验，建立三级防控网络，加强政策与科研支持，构建前期预防、早期干预、起病精准诊疗、后期有效管理的分期诊疗体系等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张学：完善罕见病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罕见病总体病种极多，致畸致残致死率极高。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罕见病相关研究与诊疗的推进，既是医疗保障的民生工程，也是推动医学研究与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

张学代表提出：一是将罕见病综合保障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我国罕见病研究、诊疗、用药和保障工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定位，加强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科技部、工信部、中医药管理局等多部门在罕见病领域的联合协作，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出台中国罕见病诊疗与保障规划，设置考核体系和量化指标，统筹指导全国罕见病相关工作。

二是明确罕见病定义，落实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罕见病定义是罕见病药品相关管理工作的起点和基础。2021年，业内专家牵头与14个省市罕见病学术团体负责人组成课题组，研究形成《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初步明确了适合中国实际的罕见病定义。以此为蓝本，可以用“人群患病率低于1/10000的疾病”来定义中国罕见病。根据五年来的实践检验，这个定义符合中国罕见病流行病学的基本特征和国情。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监局、医保局和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明确认定该定义，并以此开展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定，尽快为罕见病用药保障、医学诊疗、科研攻关和国际合作扫清“定义屏障”。

三是加强惠民保对罕见病诊疗和用药保障力度。建议各省建立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等相关工作机制，以创新药市场和商业健康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依托，尽可能将罕见病创新药纳入各省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缓解罕见病患者家庭经济压力。

四是加强统筹，引导慈善救助发挥更大作用。建议民政部门积极引导和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罕见病慈善公益事业，促进慈善医疗救助作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充，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保障作用。建议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协同，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加强彩票公益金对罕见病患者群体的救助力度，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政策精准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孙剑：扩大居家腹膜透析的覆盖面

作为临床一线医生，孙剑一直关注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管理。目前，在广州，通过医联体协同、医保政策支持和标准化培训体系建设，中心监控居家智能腹膜透析模式（CHAPD）已实现“透析不出家门”，相较血液透析，可节省25%-40%的费用，既减轻了经济压力，也让更多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今年两会，孙剑院长继续关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扩大居家腹膜透析的覆盖面，减轻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医疗负担，并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他期待以慢性病管理“小切口”带动“大医院下基层、患者留基层、基层强能力”的良性循环，在落实分级诊疗的同时，通过国产高端智能设备的应用，助力卫生健康领域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系统化解儿科医生短缺难题

当下，儿科领域长期存在的“人员相对紧张、工作负担重、岗位吸引力不足”等根本性挑战仍未得到系统性化解。

王雅丽认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绝不能将责任和压力简单地“压给医院”，而须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干预，建立一套独立于医院短期经济盈亏的、国家层面的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

对此，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是设立并督导落实“儿科薪酬保障线”。将“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二是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推动建立一项常态化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三是主导改革儿科医疗服务定价与医保支付体系，体现技术劳务价值。提高儿科诊查费、护理费、静脉穿刺费等项目价格。在DRG/DIP支付改革中，为儿科病组设立更为合理的权重系数或分值，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价值；四是实施“儿科人才振兴计划”，在职业发展上给予一定倾斜；五是借助“儿科服务年”契机，大力推广智慧医疗与分级诊疗以减轻儿科医生工作负荷。

上述建议的核心思路是：通过“刚性考核”确保医院必须重视儿科，通过“专项补助”确保医院有能力办好儿科，通过“价格改革”确保儿科服务体现价值，通过“职业激励”确保医生愿意投身儿科，通过“智慧赋能”确保医生能够持久从事儿科。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彭军：适当授予专科护士处方权

彭军发现，在慢病门诊，医生被大量基础诊疗事务牵绊，高专业度专科护士却因权限限制，无法充分发挥专业能力，既造成人才的浪费，也难以满足患者便捷就医的需求。

为让提案建议兼具理论支撑与实践价值，撰写提案时，他吸纳一线护士“从低风险药物起步”的建议，融入分级分类赋权思路，同时结合管理专家意见，设计培训、认证、考核、退出的闭环管理体系，还参考了法律学者建议，明确完善顶层设计、修订相关法规的核心方向。

彭军表示，“适当授予专科护士处方权”既是缓解医生资源紧张、释放护理潜能的现实考量，也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的长远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