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朝代，读书人都是一个备受尊敬的群体。如先秦时期，以孔孟及其门人弟子为代表的读书人，在世人眼中是具有圣贤属性的独特群体。
而汉代以来，儒学在制度层面被确认为国学正统后，更是形成了以读书为贵的精神传统。遑论隋唐以降各朝代实施科举制度，更是奠定了读书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古代“士大夫”一词，是对官吏和文人的统称，它也揭示了读书和入仕的逻辑关联。
简而言之，在中国古代，读书为尊。而构建古代读书人精神内核的基础，则是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一些经典文献——后世读书人将它们概括为“四书五经”，大体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
于是，自汉唐以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用“诗礼”一词称赞读书人，是极高的礼遇，表示认同对方通过读书、掌握了四书五经的精髓。
这块清代乾隆年间的匾额【诗礼】，由时任福建学政赵佑题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赠送给一群福建籍的读书人，匾额下款显示，他们一共有四十人，包括贡生、监生和生员等。
古代全省学政，政治地位堪比“省常委”；而在岗位职责或功能上，则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长。在前匾中，福建学政赵佑题写了两个字，把全省的优秀读书人“一网打尽”夸了个遍（前匾功能类似奖状），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赵佑偷了个懒，省得给这么多科举士子挨个题词，干脆一匾全包了；二是赵佑本人十分看重读书人的精神内核，所以他没有用任何带有功名利禄色彩的词语去夸人，而是用“诗礼”一词，直抵读书人的精神最深处。
汉代学者扬雄说“书，心画也”，认为书写是内心活动的描绘。进而言之，可谓“字如其心”，尤其是在匾额题词中，书写的内容更是题匾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推测，福建学政赵佑有着一颗质地纯正的独属于读书人的精神内核。事实的确如此。浙江人赵佑，身上有着江南读书人的典型气质，虽然入仕为官几十年，但始终保留着难得的书生之气。
赵佑历任江西、山东、安徽、福建、顺天等学政，再加上主考官的任职履历，可以说，他的整个官场生涯几乎都在跟读书人打交道。
专注于科举、教育、文化，或许是赵佑的个人志趣所在；抑或是他身上那种读书人的独有气质，让乾隆皇帝觉得，赵佑就适合搞教育和文化工作。
有一件事可以印证赵佑作为读书人的纯粹，以及他对古代儒学经典和圣贤人物的尊崇。
乾隆四十八年（1783），赵佑在山东任学政。众所周知，山东在先秦时期是孔孟儒学的主要诞生地，当初孔子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绝大部分都是今天山东省的子弟。可见山东自古多圣贤。于是，赵佑怀着寻访圣贤足迹的敬畏之心，在山东勤勉工作，力争为齐鲁大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孔门七十二贤图
期间，赵佑曾想前往山东肥城拜访孔子高徒有子——七十二贤人之一的祠堂，却寻而不得；后来他打听到有子的奉祀远设于今上海崇明，他便感到无尽的悲哀。
赵佑愤而批山东地方官府曰：“孔氏则世公而诸博士之总领也，方且舍近而远求之青州，甚又求之江南，迷离辗转，几何其不失之冒且滥！”他认为，有子的奉祀就应该设在山东，如此才算儒学传承守正统。
为此，赵佑以身作则，深入肥城大街小巷，到处寻访有子的后裔，终于寻得有子后裔十三人。在这个基础上，赵佑动用学政权力资源，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将有子奉祀迎归北上。赵佑作为儒家士大夫对先贤奉祀的原乡情结由此可见——而这也是他一辈子保持读书人精神本色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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