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激进外交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 埃兰·亚希夫 （Eran Yashiv）

导语：社会经济鸿沟，塑造了以色列的政治，及其激进的外交政策

想象两个中东国家。第一个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它的经济生产力极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万美元——为中东最高。它拥有优秀的大学和高度发达的科技产业。尽管国民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但他们普遍支持自由民主。

第二个国家则更像其邻国。其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工作，而现有的人口所从事的工作通常是低技能且薪酬微薄的。其人均GDP为3.5万美元，还不到第一个经济体的一半。其人口的宗教信仰程度介于传统和深厚宗教意识之间，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大多数居民似乎对自由价值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积极反对。

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但在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的人口与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的人口之间已经形成了“巴尔干化”的分裂。前者贡献了国家大部分的税收和财富，他们通常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府。后者则由超正统派（其失业率在该国最高）和宗教民族主义者组成，这两个群体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注：“超正统派”的英文原文是Ultra-Orthodox，这是一个宗教术语。在犹太教内部，分为改革派（Reform）、保守派（Conservative）和正统派（Orthodox）。而“Ultra-Orthodox”特指正统派中最严谨、最坚守传统律法的一支。希伯来语称他们为 Haredim，意为“敬畏（上帝）的人”。

这种分裂已经在损害以色列社会。这是该国政治如此两极分化、政府不断瓦解的部分原因（以色列在过去六年里举行了五次选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使这个犹太国家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国内自由派、高生产力人口的比例正在缩小，而保守派、低生产力人口的比例正在增长。其结果是，以色列的税基将受到侵蚀。极右翼和宗教政治家将继续获得权力。相应地，以色列国内将变得更加贫困和压抑，而在国外则变得更加激进——最近在与美国的合作下发动的对伊朗战争便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被西方许多人视为种族灭绝，这是其侵略性的另一种表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益增加的暴力挑衅亦是如此。

这些进程也将使以色列变得更像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其死敌伊朗。德黑兰数十年来对以色列的敌意和攻击行为根植于原教旨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但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同样痴迷于弥赛亚式的议程，并渴望与伊朗进行全面战争——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过承诺支持使这场战争成为可能时，他们感到欣喜若狂。

生产力差距

以色列社会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拼图，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但其分裂主要体现在两个群体身上。第一个群体由高科技从业者组成。他们约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0%，却创造了该国近五分之一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产业的生产力是经济其他领域的两倍多。这反映了该行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力资本、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及强大的研究网络。该行业约占以色列服务出口的一半和政府税收的约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它是国家财政能力和外部韧性的主要来源。

在经济的另一端是超正统派。只有54%的超正统派男性就业。当他们工作时，大多从事低技能职业，其平均收入仅为非正统派犹太男性的一半左右。超正统派女性的就业率为81%，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相似，但平均收入低三分之一；她们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低技能的兼职。

大约三分之一的超正统派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他犹太家庭的这一比例约为14%。这些令人遗憾的数字部分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也是制度化安排的产物。例如，超正统派男性很大程度上被免除兵役，这意味着他们跳过了参与一个在促进劳动力市场整合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机构。超正统派也与以色列的主流教育系统隔绝。相反，他们就读的学校优先考虑宗教研究，排除数学、科学和英语等核心科目。这种结构有效地将大量年轻人引导向终身宗教学习或边际就业。超正统派女性承担着巨大的负担，既要管理庞大的家庭，又要从事兼职工作。由于超正统派家庭收入相对较少，他们缴纳的税款很少甚至不交税，并依赖于公共社会支出以及来自纽约和伦敦超正统派社区的资助。

超正统派并不是唯一面临低生产力困扰的以色列人口群体。该国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20%，他们在低薪工作中的比例也过高。与超正统派不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并非因为自身决定和社区结构而被排除在以色列先进经济部门之外，相反，他们面临着普遍的歧视，且对其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匮乏，以至于他们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高技能就业。因此，他们无法获得与犹太同胞相同的就业机会。

超正统派在以色列人口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增长。目前，他们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4%，但以色列超正统派女性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5，而世俗犹太女性仅为2，宗教犹太女性（另一个快速增长的群体）为3.7。这意味着，到2040年代中期，超正统派犹太人有望占据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到2060年代则接近三分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将使以色列极难维持高水平的人均GDP。原因显而易见：一个萎缩的高生产力群体无法无限期地资助一个快速增长的低生产力群体。最终，政府将开始难以资助公共产品——包括教育机构、医疗保健系统、物理基础设施和军队。个人和企业很可能会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外来做出回应。

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在2023-24年间，约有10万以色列人移居国外；根据经济学家Itai Ater、Nittai Bergman和Doron Zamir最近的一项研究，离境者中许多是医学、工程、学术和技术领域的高技能专业人士。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损失将难以扭转（例如，在201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期间及之后，希腊流失了近5%的人口，其中许多人从未回来）。人口外流将通过进一步侵蚀税基来加剧以色列现有的财政压力。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对剩下的工人征收更高的税，从而促使更多人离开。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下调以色列的债务评级，导致借贷成本增加，从而进一步限制以色列的政策选择。其结果将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投资减少、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下降。

分裂之国

以色列的经济鸿沟与其国家的政治两极分化密切相关。高生产力部门的以色列人压倒性地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的媒体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相比之下，低生产力群体越来越多地支持那些削弱这些制度和制约的政党。

超正统派政党在以色列的超民族主义宗教（但非超正统派）政党中找到了天然盟友。这些政党代表了约15%的以色列人口，这一群体的经济实力强于超正统派。他们的目标是用拉比法院取代民事、世俗司法系统，削弱司法审查，并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虽然这些目标并不是超正统派的核心诉求（后者更专注于巩固兵役豁免、扩大福利转移和维护其宗教教育系统），但他们对此表示支持。这两个群体都从削弱自由民主制度和集中权力中受益。

内塔尼亚胡将这两个群体联系在了一起。他与这两个社区的领导人有着长期的关系，并试图推进他们各自的议程。他目前的联合政府包括两个超正统派政党和两个超民族主义政党，后者由极端主义人物领导。自2023年1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对司法机构进行协调攻击，遏制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将预算资源重新分配给政治支持者。换句话说，他们正试图系统地改变以色列的宪法平衡。

这一议程自然激怒了以色列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他们一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者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坚韧，并成功推迟了内塔尼亚胡的许多法案。但这位总理似乎主意已定，外界的抗议难以阻挡他的政治议程。他的政府稳步削弱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并正在推进其许多最具争议的法律。即使是在内塔尼亚胡统治下发生的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也没有阻止这一议程。在袭击发生后，总理的支持率立即暴跌，但最终，他通过动员以色列人的恐惧和愤怒并在加沙发动战争，成功利用这场悲剧巩固了权力。尽管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他仍通过答应极端政治伙伴的要求并向超正统派提供大量预算支持，维持了联合政府的团结。

事实上，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里，抗议活动有所减少，政府推进了许多侵蚀民主的议会法案，并继续利用国家资源造福联盟内的政党。与此同时，一场宪法危机正在逼近，政府部长和议会议长打破惯例和做法，不再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参加关键的国家活动。至关重要的是，政府部长们拒绝排除不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政府提出了一项新法案，重新定义政府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总检察长）这一重要公务员职位的职能。新法案通过将总检察长和顾问的角色分开，并将后者变为纯粹的政治任命，实际上降低了该职位的级别并剥夺了其独立性。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它将拆除防范民主倒退的最重要防御工事，而这种倒退在过去三年中已经掏空了以色列的民主。

学术研究表明，当投票行为锚定于群体归属而非政策评估时（如以色列的情况），群体忠诚和感知的地位差异对选民偏好的塑造作用超过了经济状况。因此，即使以色列的经济状况恶化，对该国民族主义和宗教政党的支持仍将保持强劲。

未来的麻烦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未来看起来很黯淡。如果不在路线上做出戏剧性的改变，该国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贫困、更加不民主且更加分裂。它还可能变得更加军国主义。随着国家经济摇摆不定，其民族主义政治家将倾向于追求更加激进的外部政策，以此作为将以色列人团结在国旗下的手段。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将利用与伊朗持续的冲突，来加强其联合政府在今年晚些时候议会选举中的胜算。如果公众对其联盟的支持有所改善，他将寻求最早在6月举行选举。如果联盟在民调中继续落后，他可能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推迟选举。这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利用战争谋求政治生存——并在过程中破坏地区稳定的典型案例。

伊朗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平行案例。就人均GDP而言，伊朗和以色列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相对接近。但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随着伊朗领导层将国家转变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将学术研究和公共资源转向军事问题，压制公民自由并摧毁世俗司法系统，伊朗经历了剧烈的下滑和长期的停滞。今天，伊朗的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然而其政治体制在47年里大体保持完整。因此，伊朗的经验证明，根植于宗教威权主义的无能政权即使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时也能长期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现在正走上类似的道路。

这个犹太国家仍有希望。以色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表明，该国保留着充满活力且强大的公民社会，其人民有能力在正式选举渠道之外采取行动。这种参与仍然是防止经济停滞和进一步滑向非自由主义的少数防御手段之一。如果以色列的商业领袖，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领袖行动起来，他们或许能够阻止下滑。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和自由派外国政府也可能提供帮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色列前方的道路异常艰难。

作者简介：ERAN YASHIV 是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宏观经济中心成员，曾任国家安全研究所国家安全与经济项目负责人。

注：此文原载于2026年3月20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原文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two-israels 。原文的英文标题是： The Two Israels，副标题是：A Socioeconomic Divide Shapes the Country’s Politics—and Its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