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一个现实主义者讲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

他用现实的方式，讲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

在那里，规则是透明的，努力是有回报的，穷人选对专业就能改命。

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的不自由

2024年，张雪峰在自己微博上自嘲自己是“生产队的驴”，工作到凌晨三点，一年飞上百个城市。虽然他说“我不想这样了，我想为自己活一点”，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说，“我是那个需要去付出牺牲的人”。

驴如果不干活就会被人杀掉。驴的价值在于能干活，在于有用。

有用，才被需要；被需要，才能活着。

“有用论”深深嵌在社会系统的齿轮间，每一个环节都在强化这一逻辑。每个个体从出生到死亡，从啼哭到闭眼，就被嵌入这套系统，无法逃脱。

在效率给深度让位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标准答案：阅读成了AI提炼的结果，思考是浪费时间，碎片取代了体系，我们接受答案，不再质疑答案，越来越依赖那些能提供“标准答案”的人或工具。

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中，习惯了索取标准答案的我们，总想知道有没有标准答案可以让人相对平和地活着——毕竟很多人不想过波澜壮阔的人生。

张雪峰顺应了这种需求，成了标准答案的供给者。他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提供“标准答案”之上：什么分数、什么家庭、选什么专业？看标准答案；什么专业能就业、什么专业是坑？看标准答案；怎么做才能不后悔？看标准答案。

他不需要你思考，他帮你思考。他不需要你质疑，他给你唯一答案。

他说“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接，不绕弯子，你们爱听就听。”而这种“直接”，本身就是对深度思考的拒绝。

在他的标准答案里，他告诉你怎么做，告诉你这样做你会过得很好、很安心、不用焦虑。

人们听了他的话，以为自己做了理性的最优选，其实只是在服从社会系统已经设定好的标准：“有用论”。

本质上，这是把服从美化成了一种舒适的选择、捷径的选择。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控制方式的特殊性——不是靠恐怖和强制，而是靠舒适和满足让人主动服从。这是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人因为“这样更轻松”而服从，“在舒适和满足中丧失了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

也因此，人的批判性思维被闲置：既然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还要思考？人的可能性被关闭：既然只有一条路，其他路就不必考虑了。人的“第二维度”（马尔库塞相对“第一维度”提出人的“第二维度”：否定现实、想象另一种可能的能力，批判性是第一维度人的解药。）被消解：不再追问“这样对吗”“还有别的可能吗”。

张雪峰精通规则，运用规则，同时是“有用论”规则的守护者。他真诚地告诉人们“这就是现实，接受它”。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现实、服从规则时，现实也就变成唯一的规则，越来越固化。

有用、好用，是工具的特征。“有用论”的本质是把人工具化。

张雪峰很清醒地知道自己被工具化，但他主动选择把自己工具化。他自嘲“自己是生产队的驴”，这个比喻是认同的注解，当人用工具来定义自己，就已经认同了“人是工具”的逻辑。

所以，他无法停止拉磨，因为一旦停止，就等于“工具无用”，就等于不被需要。

他知道“有用论”的残酷，这让他更服从。他自己比喻是驴，他选择继续拉磨，选择成为残酷规则的传播者和强化者，还告诉别人“这就是唯一的活法”。

当他说“你们家里没矿，就不要谈理想”，是实话，但这是把妥协解构成成熟，把服从解构成清醒，把或许无法摆脱的处境美化成选择。

不可否认，张雪峰的出发点是善意也是真诚的，他真的相信，帮一个普通孩子选对专业、找到工作，是在帮人。

他从不质疑这套规则本身。

用现实的方式，讲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

没有人像张雪峰一样，把服从做到极致，把“做驴”这件事变成了方法论，变成了清晰的标准答案。

这或许是张雪峰被这么多家长认可的原因吧，他成为我们大多数服从规则的牛马的“显性版”。

我们大多数牛马都在服从、让自己适配规则，失去质疑、想象，越发的二元对立，思维像配置好的程序，或许是服从规则的代价。

牛马认同他，或许因为需要给自己树立一个榜样：一个从牛马变成头马的牛马。这让人充满渴望：你看，只要够拼，牛马也能出头。

但同样地，这也让牛马们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是牛马？除了做牛马，还有没有别的活法？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计算”——什么最有效、什么最有用、什么能让人赢。当越来越多的人用你的方法，你的方法就成了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没有了其他可能。

但“赢”是动态的，这个时期的热门专业，到几年后因为选的人太多，就业竞争反而更大了。这或许就是标准答案的悖论：当所有人都遵循同一套答案，这套答案就失效了。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局面：当工具理性成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人失去了否定和超越的能力。

“家里没矿就别谈理想”，无疑是残忍的现实。但它其实还传递了另一层意思：理想是富人的特权，普通人没有资格。

当这种叙事被默认，它就变成了一种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放弃理想，选择“有用”，臣服于“穷人没有资格有理想”。

但有意思的是，主张“有用至上”的张雪峰，又描绘了一种理想主义场景。

他主张，只要你选对专业，就能改命，就能少走弯路，就能走上美好生活。你现在生活不好，是没选对。只要你选对了专业，努力就有用。他让“努力”和“结果”链接，变得可控。

这让人们容易相信，只要够拼、够聪明、够会选，就有机会。

这种叙事指向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场景。在那个场景里，规则是透明的，信息是对称的，努力是有回报的，穷人选对了，是可以改命的。

他用这个叙事卖他的产品，搭建他的商业版图。这样的叙事之所以有这么多拥趸，是因为它触碰了人们心里那个最深的渴望：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努力就有回报的世界。这是普通人对公平社会的合理想象。

或许张雪峰自己也没意识到，他的出发点只是想教人“现实一点”“别做梦”，但他的成功，反而让更多人相信那个“理想主义场景”是存在的。

现实是，即便选对了，寒门学子毕业了也可能依然没钱没资源，面临与富人家庭孩子同场竞技；有时候努力了，命运不一定能被改写。

张雪峰不是理想主义者，但他无意中，用现实的方式，讲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

一生的意义是把自己变成工具？

令人觉得唏嘘的是，张雪峰自己既是这套逻辑的获益者，也是受害者。

从东北小城青年到身家过亿的成功商人，他是“有用论”的励志广告。但他说自己给女儿攒了很多钱，他希望自己女儿可以有理想，有选择“无用”的自由，不用努力了。

而他自己选择继续做驴，一直拉磨，他不能停，不敢停，直到倒下。

这或许是“有用论”最残忍的地方：它让人相信，只有成为驴，才能让下一代不做驴。它让人接受，这一生的意义就是把自己变成工具，为下一代铺路，把“做人”的权利留给下一代。

可是人活着，只能这样吗？

一个“有用”的人生被执行完、子子孙孙周而复始，是完成了生的使命，还是消解了生命的可能性？

张雪峰走了。

工具磨损了，换一个就是。

但这一次换掉的，不是一件工具。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们谈起他，谈起健康，谈起养生保命，其实是在谈论自己。

人们念起他，其实应该念起的，是那个被规则异化前的自己。

或许我们可以在规则里，给自己留一块不被侵占的角落：看一本无用的书，想一个无用的问题，发一会呆。

作者 |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