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辽东的仗，是不能停的。
京城里可以争，
边境的军营不能等。
京城里争得再厉害，奏章写得再委婉，边上的军营每天都要吃粮。冬天更是如此，马要草，人要衣，营帐要修，火更不能断。
有一年冬天，辽东巡抚熊廷弼上报军情，说士卒已经减衣，马匹瘦损，若再迟发军饷，恐难支撑。
奏章写得很直，没有太多修辞。
这样的奏章非常频繁。
另一边，兵部也在算账。
粮从哪里来，银从哪里出，调多少，拖几日，每一项都要算。
但账面上总是差一点，不多，可就是差那一点。
而差的那一点，往往就落在“再想办法”四个字上。
现在，办法有了。
各地矿监、税监开始被重新点名。某地需解多少银，两个月内到齐；某处税课，按旧例加派；有的地方甚至直接点名某些商户，“暂借军需”。
这些命令很简短，执行起来却很具体。
苏州某绸商，仓中存货本是准备来年出手。税监一到，先查账，再问价，最后开口：“助饷”。数额不定，但期限很紧。
他算了一夜账。
第二天，把一部分货低价出手，换成现银。
还有一部分，他再也记进账本。
这种事不止一处。
江南的盐、布、木材，北方的皮货、粮食，都在不同名目下被调动。账面上叫“助饷”，实际就是把还没到期的钱提前拿走。
银子一批批往北送。
有人看见船从运河上过，封条贴得很严。也有人听说，银子到辽东时，已经少了一些了。
但军营那边确实是收到了。
士卒拿到银子，先去换粮，再补衣。有的人领到手，还会掂一掂，说今年还算不错。
仗还是要打的。
辽东，熊廷弼换成了袁崇焕，他依然在城上巡视，修炮台、整军伍，一件件往下推。
他同样上奏要粮，要银，要火器，写得也不客气。
京城收到之后，有人批，有人拖，也有人直接转到内廷。
事情就这样转起来。
一边是诏狱在问口供，一边是银子在往北走。
有官员在朝上争论，说这样征敛，民力将竭；也有人说，边患在前，不得不为。
但话说到一半，往往就停住了。
因为账在那里，
仗也在那里。
有人继续上疏，也有人干脆闭嘴了。
毕竟“军饷不可误”这句话很容易被接受，也没人敢反对。
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动作还在继续。
有的州县为了凑数，把来年赋税提前征收；有的把本应留在地方的银子解往上面；也有人干脆把摊派压到下面，让小户去补。
账是平了，只是掏空了地方财政的未来。
但到了第二年，还得再来一遍，也还是差一点，于是再想办法。
这套模式一旦转起来，就很难停下了。
矿监、税监不再只是临时之举，而变成了一种习惯。哪里缺钱，就往哪里伸手；谁还能出，就向谁开口。
是的，边境的仗，确实打下去了。
城没有丢，人还在，旗也还竖着。
京官的私下议论，都说这样下去，迟早撑不住。
但这些话，很少写进奏章。
其实就算没有阉党，写了也没用，因为确实无法回答一个问题——
钱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
只是不好说，也不方便说。
那就先混着吧，俸禄还在，过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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