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人的胃，藏着半部中国迁徙史

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canva

2003年，一位名叫贾泽恩的大厨，在泰国工作十几年后，回到家乡新加坡，租下了圣淘沙附近的一间食阁铺子，专售泰式风味牛肉面。为了加强食客们对面馆的印象，他以时任泰国总理他信的名字为面馆起名“Thaksin beef noodle”。

虽然是泰式风味，但贾师傅根据新加坡人的喜好，降低了牛肉面的辣度，增加了牛油汤底的咸鲜浓郁口味，很快赢得了周边食客好评。

2018年，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带着妹妹英拉和女儿佩通坦，专程拜访了这家“他信牛肉面馆”吃面，还与贾师傅合影，一时间成为新加坡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

很少有人注意到，贾泽恩师傅的祖籍是梅州蕉岭县；他信的祖籍是梅州丰顺县；而缔造了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祖籍梅州大埔县。

所谓新加坡人口味改造的，更咸鲜的牛肉面，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来自梅州的客家人的口味。

梅州，这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小地方，藏着开拓山川大海的，见证中国人迁徙之路的深厚滋味。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万大军南征百越。铁甲洪流之下，岭南大地迎来第一次大规模汉化浪潮。番禺（今广州）成为南海郡治所，中原的粟、麦、黍、稷，连同鼎、鬲、甑、釜等炊具，强势植入珠江三角洲的日常。但当秦军的脚步止于五岭之南，梅岭以东、武夷以西、赣南以南的这片山地，却仿佛被历史遗忘。

这里，是今天广东梅州的腹地：一个夹在粤、闽、赣三省交界的“三角凹地”。地理上，它被莲花山脉、武夷余脉、南岭支脉三面包围，仅靠梅江一脉蜿蜒穿行，通向潮汕平原。秦人修筑的“新道”止于大庾岭，未能深入这片“瘴疠之地”。于是，百越遗民在此延续着渔猎与采集的古老生存方式。

他们食稻米，但非中原蒸煮之法，而是以竹筒盛米、投石煮饭；他们嗜酸，用野果、草汁腌渍鱼虾，以防腐增味；他们善用山珍，采蕨、掘笋、焙菌、熏麂，一切取于山野，一切归于自然。今日梅州人餐桌上的“粄”，或许正是这种百越饮食的活化石。

粄，以糯米或籼米磨浆蒸制，可甜可咸，或裹馅，或切片，或煎或煮。其形制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它无需复杂炊具，一块石板、一节竹筒即可成食；它耐储存，可随身携带入山；它可掺入野菜、薯粉、薯莨，适应山地物产的匮乏。这种“因山就简”的智慧，与中原“五谷为养、五味调和”的饮食哲学截然不同。

秦人未至，汉风未染，梅州在历史的缝隙中，保留下一套属于百越的味觉密码。这密码，藏在粄的柔韧里，藏在梅菜的咸酸中，藏在每一道无需油盐却自有风味的山野小菜里。

真正改变梅州命运的，不是刀兵，而是衣冠。

西晋末年，“五胡乱原”，中原士族举族南迁。这场持续三百余年的移民潮，史称“衣冠南渡”。其中一支，经赣南、闽西，翻越武夷山隘口，进入梅州盆地。他们带来了中州的语言、礼制、农耕技术，也带来了中原的饮食体系。

在这支移民队伍中，一位名叫程旼的儒生，成为梅州客家文化真正的奠基人。

程旼，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自中原南迁，定居于今平远县坝头。他率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教民耕读，更以“仁义礼智信”化育乡里。史载“程旼至，民知礼义，始有室庐，知稼穑，知盐酱”。其中“盐酱”二字，尤为关键——这标志着梅州饮食从“自然采集”迈向“人工酿造”的文明转折。

客家饮食的三大支柱，正由此萌芽：

其一为盐焗。南迁客家人深知盐之珍贵，遂将盐作为防腐与调味之核心。鸡、鸭、鱼、肉，裹以粗盐慢焗，既锁住水分，又赋予醇厚咸香。今日“盐焗鸡”之名虽晚出，其法却可溯至程旼时代。

其二为酿制。客家人将“酿”字发挥到极致：酿豆腐、酿苦瓜、酿茄子、酿青椒……所谓“酿”，即以肉馅填入蔬果之中，蒸或煎熟。此法既节省肉食，又提升蔬菜风味，是资源匮乏下的智慧结晶。其源头，或可追溯至西域而来的肉馅蔬菜“dolma”，但在梅州山地环境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

其三为粄的升级。中原移民带来石磨、蒸笼，使粄从粗粝的竹筒饭，演变为精致的米制品。艾粄、红粄、萝卜粄、老鼠粄……形制繁多，节令分明。粄不再只是果腹之物，更成为祭祀、婚嫁、年节的礼器。

程旼之后，客家饮食开始编年。每一口酿豆腐，都是对中原故土的追忆；每一块红粄，都是对新家园的认同。梅州，从此不仅是地理上的避难所，更是文化上的再造之地。

“梅州”之名，始于北宋。

此前，此地因程旼得名“程乡县”，隶属潮州。五代南汉乾和三年（公元945年），于程乡置“敬州”。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改“敬州”为“梅州”——取境内“梅溪”之名，亦暗合“梅花”高洁之意。

州名更易，实为文化汉化的标志。北宋推行保甲、兴办州学、推行科举，梅州士子渐登仕途。中州礼仪、四时祭祀、婚丧嫁娶之礼，全面渗入民间。饮食也随之“礼化”。

中原的“三牲四果”祭礼被引入：猪头、全鸡、整鱼，配以时果，摆于祠堂神案。客家“九大碗”宴席制度形成——九道热菜，象征“长久”，必有酿豆腐、梅菜扣肉、白斩鸡、红烧肉、炒猪肠、蒸鲩鱼、炒青菜、汤羹、甜粄。席间座次、敬酒顺序、上菜次第，皆有规矩。

更微妙的是，梅州与潮州长达数百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两地饮食悄然交融。潮州擅海鲜，梅州多山货；潮人重鲜甜，客家人尚咸香。然自北宋起，韩江航运兴起，潮州海产溯江而上，梅州山珍顺流而下。于是，梅州人学会了用潮式鱼露提鲜，潮州人则引入客家人腌制梅菜之法。

今日梅州“咸菜炆猪肚”中那一勺鱼露，梅州人过年必吃的“甜粿”，乃至客家人亦喜食的“蚝烙”，皆是这段历史的味觉遗存。

梅州餐桌，从此不再是封闭的山地系统，而成为连接山海、贯通礼俗的文化界面。

元代以降，尤其是明清之际，梅州成为“下南洋”的真正风暴眼。

世人常言“闽南人下南洋”，却不知，真正撑起南洋华人社会中坚的，多是客家人。泉州、漳州、潮州人多为商人、水手，而梅州人则以“垦荒者”“矿工”“塾师”身份深入东南亚内陆。他们不靠海港，却靠双脚翻山越岭，从梅县、大埔、丰顺出发，经汕头出海，远赴槟城、新加坡、印尼、马来亚。

这一过程中，梅州人的性格被淬炼：坚韧、务实、重教、抱团。而他们的饮食，也在离散中完成全球化重构。

最典型的例子，是梅菜的国际化。梅菜，即用大芥菜盐渍、晒干、蒸晒而成，咸香浓郁，可长期保存。此物本为山民过冬之备，却因耐储耐运，成为下南洋客家人行囊中的“乡愁压缩包”。在新加坡，客家人用梅菜炒肉末配椰浆饭；在印尼，梅菜炖猪脚成为“Bak Kut Teh”（肉骨茶）的客家变种；在毛里求斯，梅菜甚至被混入咖喱中，形成独特的“客家-克里奥尔”风味。

而南洋的物产，也反哺梅州。橡胶、咖啡、可可虽未入馔，但南洋调料却悄然回归：咖喱粉、椰浆、班兰叶、酸角……被客家主妇巧妙融入传统菜式。今日梅州宴席上的“咖喱酿豆腐”，看似突兀，实为百年迁徙的味觉回响。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资本与观念的回流。

张弼士，大埔人，南洋巨贾，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将西方酿酒术引入中国。他回乡建“光禄第”，宴客必上红酒炖鸡——此菜今成大埔名菜。

李光耀，祖籍大埔，虽生于新加坡，但家族仍守客家年俗。他晚年回忆：“祖母做的酿豆腐，是我最怀念的味道。”此味虽在异邦，却从未断绝。

蔡英文，祖籍梅县，其父蔡洁生早年赴台经商，家中仍保留梅菜、粄类制作传统。2016年，她在竞选时曾提及“阿嬷的红粄”，引发两岸客家人共鸣。

这些名字，不仅是政治符号，更是梅州人性格的缩影：在离散中坚守，在开放中传承。他们的胃，始终装着梅州的咸香；而梅州的灶，也因他们的归来，添了南洋的斑斓。

1900年前后，梅县松口镇码头，每日有数十艘“盐船”“米艇”停靠。这里不是通商口岸，却是中国内陆最大的自发移民港之一。据《梅县志》载，仅1880—1940年间，从松口出洋的梅州人超50万。他们背负行囊，腰缠“猪胆干”、手提“裹着梅菜、咸鱼、粄干的油纸包”，登上“南洋轮”。

临行前，家人必煮一碗“太平面”：碱水面配煎蛋、瘦肉、青菜，寓意“一路平安”。不吃饱，不敢远行。而船上半月，全靠梅菜佐粥、咸鱼下饭。咸，成了乡愁的第一味觉编码。

今日松口港石阶犹在，青苔斑驳。岸边老屋墙上，仍可见南洋归侨开的小食铺“亚答店”残迹。一碗猪油捞饭，一碟梅干菜炒肉，是归侨与留守者共同的语言。松口港的咸香，是梅州滋味第一次面向世界的输出，也是客家饮食韧性的全球见证。

梅州滋味的养成，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风味堆砌，而是一次次迁徙、离别、坚守与回归的层层沉积。百越的山野智慧，中州的礼乐框架，潮汕的海风气息，南洋的异域香料，革命的粗粝记忆，改革的开放胆识——全部融进一碟酿豆腐、一块梅菜、一碗粄汤之中。

因为那不只是口味，而是一部用胃记住的历史。

而梅州，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小城，正以最朴素的食物，讲述着中国人最深沉的生存哲学：

走得再远，不忘来路；吃得再简，不失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