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题做到极致，“做题区”是一种原罪吗

「好像只要把他们说得足够可笑，人们就能和过去追求优绩的自我进行切割。」

最近，“做题家”突然就有了具体的形象。

寸头、黑框眼镜、两撮胡须、翻不齐的校服衣领——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关键词“做题”，视频封面呈现出高度统一的男高中生漫画头像。

（最早流行于视频网站的做题高中生形象）

视频下方的标签不再是前几年被人津津乐道的“小镇做题家”，而是变成了“做题王”，甚至直接写作“做题区”。

什么叫“做题区”？这并非视频网站开辟的新分区，而是一种被谐音修饰后的黑话，原义为“做题蛆”。很显然，这种称谓是对传统“做题家”概念的极端化，带着讽刺或厌恶的情感色彩。

而从创作的内容看，该迷因的所指也比“做题家”要极端得多：

它特指那些做题走火入魔、幻想仅用高分就能换取一切资源的学生。“有这闲工夫不如多做两道题”是他们的口头禅，“做出压轴题迷倒女同学”是他们的信条。

（网络上流传的做题梗图）

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里，这些极端的做题家们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乃至连人的称谓都要被剥夺？

早期，对于极端做题家的描摹，往往呈现出强烈的文学性和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它们不是简单的解构或嘲讽，而更像是在祭奠一种创伤。

B站热门视频《女生们凭什么不喜欢我？要喜欢那些小混混、黄毛、体育生？》作为这种做题文学的代表，讲述了做题家“君哥”的故事：

在经历了恋爱失败、成绩下滑后，君哥在四模考试时精神崩溃。最终，他的轮廓开始消散，身体分解成了写满公式的、按学科堆积整齐的碎纸片：

左边是数学公式，右边是物理定律，而化学方程式被夹在中间。

（故事里，“君哥”化作了一堆写满知识点的碎纸）

“君哥”就如同契诃夫小说中的别里科夫，是一位“装在套子里的人”。他的套子叫做优绩主义。作为靠做题得到过奖赏的人，他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一般，坚决信奉并维护这套体制，哪怕它正压迫着周围人，也囚禁着自己。

他的造物主、UP主樋谷零时在视频下方写道：“在我学生时代一些得意的时候，我身上也带有君哥的影子。”

作为蹚过应试教育之河的孩子，我们虽没有像“君哥”一样被彻底淹没，却也感受过同样的急流：

它是冲向食堂时不敢放慢的脚步，是运动会观众席上从书包夹层掏出的卷子，是月考年级前十时那瞬间升腾的自命不凡，以及下次考试时害怕跌落神坛的如履薄冰。

而我们曾深信这种疲惫和惊惧是通往光明的必经之路。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个体的欲望被“大他者”，即某种象征秩序塑造。「考上好大学就能出人头地」，这句曾经由学校、家庭、社会话语共同编织而成的神话，就是属于我们学生时代的“大他者”，主宰了我们对做题的爱与恨。

可当我们带着一身公式和排名上岸，却发现外面的世界根本不按这套规则运行。高分换不来爱情、学历不等于工作，那个被许诺的远大前程并没有如期到来。

（“夜深忽梦少年事”成为网友追忆优绩的出口）

这种“大他者”的突然失效，制造出一种荒诞感，进而催生出人们对自我与相似他者的嘲弄。

近几年，从衡水中学张锡锋“土猪拱白菜”演说词引发争议，到百日誓师上激动干呕的男生被全网群嘲，这些敌意本质上是一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好像只要把他们说得足够可笑，人们就能和过去追求优绩的自我进行切割。

（衡中张锡锋的演讲和湖北男生的百日誓师）

这或许可以解释做题梗的诞生。

被推到台前的极端做题家，是创伤的集大成者，是优绩神话最虔诚也最狼狈的信徒。

他让人们看见，在“分数至上”口号下，我们的感知力、审美和社交如何被一再挤压，乃至将做题能力当成了衡量自我与他人的首要标准。

而通过将这一形象降格为虫，我们亲手点燃了戏谑的火把，完成了祭奠仪式：火光中，那个曾经在赛道上拼命奔跑、灰头土脸的旧我，连同那些为分数牺牲的夜晚和焦虑，都随之化为青烟。

因此，“做题区”三个字里，藏着某种五味杂陈的确认——

即使我们都那样活过，但好在，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网友们通过这种方式否定旧我）

做题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小镇做题家”一词诞生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它最初承载的是一种自嘲式清醒：在单一评价体系下，努力未必通向出路。这种表达的本意是揭示教育困境。

可当它被转化为一套用于定义他者的标签时，其批判性迅速消解，反而催生出一种符号暴力。

“做题区”一词的流行，常被解释为对有毒优绩主义的讽刺：

思想上，这一群体习惯将高分等同于人格的优越，一边瞧不起分数平平的同学，一边对学霸高呼“膜拜大佬”；行为上，他们鼓吹内卷，沉迷用“洛必达法则”之类的超纲定理解题，以此彰显自己的价值。

同时，他们深信打扮和玩乐是罪恶羞耻的，因此往往不修边幅，欠缺对个人形象的管理。

（短视频中的“做题区”行为）

可随着语义的泛化与挪用，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做题区”指向“失败者”——那些虽然做了题，却没考上985，没进大厂，没有伴侣，最终仍处于社会边缘的人。

而与之相对的“做题龙”，则专指那些通过做题路径实现跃迁者。他们考入顶尖高校、入职名企、年入百万，被默认为“赢家”，是符号体系中值得仰望的对象。

这种语境下，受到攻击的是“做题未能兑换成社会认可”的结果。

从前，分数裁定了学生的排名高低，如今，财富、权力、人脉等社会资源成为衡量人是龙还是虫的新刻度。 这是对优绩逻辑的继承，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诚践行：人是分成三六九等的，弱者理应被标记、被区隔。

（“会做题不算实力 但有钱一定是实力”）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当严肃议题被消解为娱乐，批判便沦为一种安全的消费行为。

个体接过了旧有的评判权杖，在互扣帽子中获得快感，而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教育资源分配、应试评价体系和阶层流动路径问题，却总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

而在这套话语中，女性的位置则更为吊诡。她们往往被独立于竞争体系之外，不以一同奋斗或参与内卷的同窗形象出现。

在“做题龙”的故事里，漂亮优秀的女性被视为身份地位的功勋章，在“做题区”的故事里，那句“为什么女生喜欢黄毛，而不是分数更高的我”的诘问，早已预设女性是待分配的奖品。

这种逻辑下，女性被视为男性做题家自我价值的附属，而不再是独立的人。

（做题梗中的女性位置十分微妙）

无论是被视作失败者的“做题区”，还是被当成战利品的女同学，都隐秘地嵌合了布尔迪厄关于符号暴力的论断：

这套话语不仅粗暴地划分社会等级，更在抹杀“人”的复杂性。在被解构中，他们不再拥有具体的悲喜与挣扎，而是被彻底压扁，沦为单向度的符号。

于是，这场浩浩荡荡的反做题运动，最终成了在符号迷宫中被搁浅的出走。

是时候从各种主义和阵营里抽身了。退出喧嚣的互联网，让我们把频道调回到真实的记忆里去。

那些曾与我们浸在同一片燥热空气里的身影，他们原本的样子，到底是什么？

做题家meme火了，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击中了我们记忆中的最大公约数。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开篇，马小军这样形容自己的年少时光：“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正是逝去的青春给人带来的感受，日光充足，回忆起来却有些晃眼。日子每过一天，我们离自己的青春又远了一天，因此，我们对它的回忆，很多时候并不那么真切。

这时，媒介为我们填补、塑造了不完整的记忆。

在过去，它们是校园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以《致青春》、《匆匆那年》为代表的影视剧中，中国学生的青春往往被提纯为几个坐标：逃课、早恋、高考或复读。这些作品铺垫了青春的底色，却也难免被指悬浮。

而如今，社交媒体接管了这种话语权。互联网将千万个孤岛连接在一起，于是大家记忆中相似的缝隙变得越来越确切：

它是晚自习时传遍全班的纸条，是乌云密布时所有人翘首以盼的一场暴雨，是体育课后教室里混杂的那股汗味和风油精味。

（记忆中的暴雨）

有关“做题王”的集体记忆，就是从这个公约数里生长出来的。

他之所以能毫无阻力地唤起我们的共鸣，是因为那些构成他的视觉符号——贴头皮的寸头、厚重的黑框眼镜、唇边没打理的胡茬，很多时候并非他们的个人选择，而是时间紧、压力大、不鼓励个性的环境，在他们身上统一打下的烙印。

他和那个总爱在电子黑板上看股票走势图的“嘉豪”一样，往往游弋在班级社交版图的边缘。

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高中时代，我们没有多余的心力和视角去勾勒一个不相熟的同学的全貌。留在我们稀薄记忆里的，往往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永远在埋头刷题的背影。

（中式青春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

互联网似乎用成千上万人的拼图，帮我们补全了那些被遗落的画像。然而，私人记忆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在于它能和群体印象完美印证，而恰恰在于它的独一无二。

每个人的青春拼图，最终都只能严丝合缝地回到自己的体验中去安放。

高度近视、剃寸头的确是“做题王”的标配，但他未必就像短视频里那样傲慢，当年你拿着一道简单数学题去问他时，他或许耐心地为你画过一条辅助线；

而那个总是在凡尔赛的女同桌“倩倩”，或许也曾在某个晚自习停电时，和你分享过同一对连着MP3的耳机。

无需极尽嘲讽地给那段日子盖棺定论，也不用急着去定义记忆里的人。过往就像河里的石头，如果不够愉快，就让它水波不兴地沉下去；倘若它曾真切地留下过某种音律或味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自然也会被重新拍打到岸上。

(游戏《千禧梦》里的教学楼走廊)

而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生命里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了。

（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