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一场民国“权游”

《走向共和》

长期以来，袁世凯以一个倒行逆施的窃国者形象，存在于集体记忆之中。

然而，时势面前，枭雄野心不过螳臂当车。革命流产，也并非袁氏只手遮天的结果：

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缺一不可；但纵使集齐三样，历史三峡中的逆流者仍将船打浪翻。

从武昌起义到南北议和，袁世凯当大总统是革命党的妥协，竟也是众望所归？

《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本为限制袁世凯，却成府院之争与暗杀政治之端？

善后大借款到账，谋得列强支持，是军阀谋权卖国，或是民国生存的不得已？

袁世凯称帝，“六君子”造势，是政治投机的一场闹剧，却也牵扯到共和国体是否适合中国的学理争论？

在《袁氏当国》中，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考证史料、援引亲历者叙述，娓娓铺陈袁世凯治下的历史内情，评说粉墨登场的各方人物。

民国乱世之肇始，既是多方势力造就的结果，亦是历史转型期的必然曲折。

下面，我们将跟随唐德刚的视角，层层剖开历史的复杂面相。

下文摘自《袁氏当国》

唐德刚 著

01

时势难违

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 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

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

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

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

《末代皇帝》

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作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历史学家则把它叫作（接着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共和政体不合国情。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

《茶馆》

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

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02

事在人为

这次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原是基于清政府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取胜。

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

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

《走向共和》

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

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

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的候补人。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

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

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

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

《辛亥革命》

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

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

为何一定要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李（宗仁）公说，他们那批“小排骨”（排长），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 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

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我想当时在袁军之中的“小排骨”们，思想也不会是两样的。

“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 则他们之下的“两脚规”（小兵）对内战的认识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释了。

03

列强环伺

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

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

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

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

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

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让与袁世凯，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巨。

《霸王别姬》

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

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

英方的最高理想，盖为西藏之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然后渐次导之与印度合并，或单独形成一与缅甸相似之英属殖民地。

此一设计如因俄、美等列强介入而无法实现时，则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一部分并入印度，然后再逐步深入，得寸进尺，把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再划成外藏和内藏。

如实行此计划，则英方要求藏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之分水岭为分界线，把喜马拉雅山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边疆，划入印度版图，斯即所谓麦克马洪线也。

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为时不到半年，原俄驻清公使廓索维慈便奉俄皇之命潜赴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活佛私订一连串的《俄蒙协约》《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矿、邮电合同多种。中国在外蒙古被扫地出门，中国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统治权，由沙俄一股脑儿代替。

袁世凯乃派陆徵祥继梁如浩直接与沙俄交涉。而俄廷只诡称此事为蒙人主动，俄政府只能以调停人身份居中间代为斡旋，并乘机对袁政府大加要挟：若中国不承认外蒙独立，俄国即不承认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民国政府亦深知，若无列强承认，中国即举债无门，政府就要瘫痪。

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竿到底，中国绝无能力反抗。

对这“二十一条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这些要求向世界曝光。

《我的1919》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

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氏口沫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得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作，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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