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贫困时代》

（达度）《贫困时代》自2015年问世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其间经过了两轮宣传推介：一是作品研讨会，二是专家评论文章在报刊媒体相继发表和转载。如今进入第三轮，《贫困时代》在高校研究中形成规模效应，影响力持续发酵。

这与陈忠实的《白鹿原》有点类似，也历经过十年沉寂。我也希望，拙作能像《白鹿原》那样火起来，成为经得起时间和读者检验的经典。下面，我从个人经历阅历的积淀、知识能力的储备、写作阶梯式提高、创作成书过程等方面，谈谈体会。

一、经历阅历的积淀

我的人生履历，近乎与新中国一段特殊岁月同频共振：出生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上小学碰上“文化大革命”，上初中又刮起“读书无用”之风，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弟妹众多，家庭重担早早压在肩头。六岁那年，我就牵着牛娃当牧童，天不亮就起床放早牛，风雨无阻，放了学还要去放晚牛，天黑才能归家。我靠放牛挣的三分工来换取上学机会，并养活自己，不吃闲饭。初中二年级毕业，尽管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尽管是贫下中农子弟，但因为父母是老实到地土的农民，连小队干部都不是，加上当时升高中指标有限，十五岁就回乡务农，到洪湖水利工地挖河挑堤。可能比《红灯记》中的铁梅还要苦，真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俄国大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以为，苦难还是一架最好的文学温床。早年那些刻入骨髓的生命阅历，成了我积淀最深的文学厚土。我的文学启蒙，也正是从草垛里、牛背上，小学阶段如饥似渴的“偷读”禁书开始的。武汉大学硕士生李薇研究《贫困时代》所撰写的论文《“偷读”与启蒙》，基本呈现了我这段经历。如今回望，那段苦难生活的历练与生命体验，仿佛与生俱来，为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潜心创作《贫困时代》，埋下了最坚实的文学种子。

二、知识能力的储备

在那个特殊年代，读书条件极为艰苦。那时连正规课本都没有保障，老师管束宽松，课业负担很轻，学生近乎“自由式发展”。“破四旧”之后，经典读物大多被禁或转入地下，书籍极度匮乏。我几乎是逮到什么读什么，许多书都是无头无尾的残本，只能靠同学间互相交换传阅，上午换一本、下午又换一本，甚至晚上又换了新的，一旦读上瘾了便着魔一般：在学校避开老师偷看，在家里避开父母躲进草垛里读，牛背上也舍不得放下，夜晚躲在蚊帐里燃一下手电筒也看。

我广泛阅读红色经典、四大名著、俄苏文学、马列著作与鲁迅杂文等，正如我在《贫困时代》中所写：“有《红日》《红岩》《红旗谱》《红色交通线》《红旗插上大门岛》，有《破晓记》《擒匪记》《西厢记》《西游记》《徐霞客游记》，还有外国的《牛虻》《毁灭》《故乡》《叶尔绍夫兄弟》《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等等。其中，我读得最多、受影响最深的，是《毛泽东选集》与鲁迅著作。鲁迅先生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精神锋芒，深刻影响了我的创作立场与审美追求。后来考上师范，进入大学，我开始系统梳理阅读谱系，有意识地构建文学、美学、艺术、哲学、历史、军事、社会学、高科技等知识板块，熔铸起属于自己的一套知识链条，为日后创作储备了较为扎实的功底。

三、写作阶梯式提高

书读得多了，自然萌生写作念头。开始是抄写、仿写、记日记、做资料卡片。我的文学之路，一步一个脚印，由短篇—中篇—长篇稳步进阶，也走过瓶颈——迂回——突破的艰难历程。

我做过多种行业，当过农民、临时工、水利工程员、中学教师、机关干部等，但这些只是谋生的手段。人除了解决衣食住行外，还应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于是我“选择了文学这个发言席”。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改初心，坚持业余创作四十多年，在寂寞中坚守、在压力中独行。具体从1979年我考上师范学校，正式开启文学之路；1984年在荆州教育学院（后并入长江大学）读书期间，写下短篇小说《黄鹂和它的主人》，发表于安徽《希望》文学月刊，这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发表在省级刊物的小说处女作，也是《贫困时代》最早的序曲。

此后我以短篇练笔，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2001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直人横人圆人弯人》，着力刻画社会众生相，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语言幽默讽刺，有人说是受了鲁迅杂文风格的影响。作品一经推出便广受关注，《仙桃日报》《湖北日报》《文艺报》接连推介。湖北大学涂怀章教授撰文称其是“领略民间风情的精神升华”，这部集子还带动当地掀起了一轮文学热潮。

五年后我又出版中篇小说集《就这样把你征服》。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功力上持续打磨，逐步形成冷峻凌厉的风格。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评论说：“达度之于新世纪湖北文学的意义，在于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在延伸，在发展。”但是面对《贫困时代》这样厚重的长篇小说，我始终不敢轻易动笔：三十岁不敢写，四十岁还不能写，唯恐火候不到，笔力不逮，糟蹋了理藏心底最珍贵的素材积累。朋友说我是在挖自己的金山银海，其实我在藏器在身，以待天时。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创作陷入低谷，我不自觉地转轨迂回：一边坚守教育本职，撰写教研论文，一边客串报告文学，不断发表获奖，是一种鼓励，更是在另一条赛道上积蓄能量。北京奥运会前的2007年，《北京文学》邀请我参加江南笔会，向我约稿。

于是就有了《体操神话》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两刊发头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研讨会，在央视网推出专版宣传，就有了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等；2012年，我中断《贫困时代》的创作，应邀前往西藏边防采风，先后发表《世界屋脊上的钢铁长城》《喜马拉雅山上的格桑花》等作品，后者获中宣部中国梦征文二等奖，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特别文艺节目颁奖晚会，中央电视台cctv-3频道实况转播。

报告文学的影响力超过了小说，却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主攻目标是小说，我在小说上下的功夫，远远大于报告文学，而且一直实行的是精品战略，怎么小说比不上报告文学的影响呢？有评论家将我定位为“双栖作家”：以小说冷峻凌厉鞭挞假恶丑，以报告文学激情饱满讴歌真善美。这段经历拓宽了我的写作视野，强化了直面现实、深扎田园、书写时代的能力，更坚定了我回归长篇、完成时代史诗写作的初心。正是数十年阶梯式攀登，让我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年，终于具备驾驭《贫困时代》这部60万言长篇巨制的底气与实力，实现了写作生涯的关键突破。

四、创作成书过程

《贫困时代》成书，是一段三十年酝酿、三年半攻坚、多方扶持才得以完成的艰辛历程。这部作品的构思，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萌发了：大学时期二十多岁发表小说处女作《黄鹂和它的主人》之后，我便为这部长篇草拟提纲，最初定名《平原之子》，过一段时间就修缮一遍提纲。只因题材厚重、事关一段历史的真实呈现，始终不敢轻易下笔，一放就是二三十年。我始终在心里叩问：父老乡亲们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生勤劳善良，为何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后来我渐渐明晰：贫困既有物质层面，更有精神层面——物质贫困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爆增、人民生产生活要求提高等诸多困素，精神贫困则是愚昧、专制、奴性等国民劣根性的惯性存在，这成为《贫困时代》的核心立意。

2012年5月，我从教育岗位退居二线，终于卸下事务羁绊，全身心投入创作，历时三年半（除去西藏之行，包括2014年在洪湖定点深入生活一年，跑遍江汉平原重点县市），完成这部全景式反映1964—1976年江汉平原农村生活的长篇力作。创作中，我坚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以亲历记忆为内核，辅以长期实地回访、细节核验，像人类学田野调查一般，忠实还原生活本真，不虚构、不粉饰、不拔高，把江汉平原的农事劳作、方言民俗、乡村生态、人性挣扎悉数写入文本。小说中放牛、挖河、记工分、偷读禁书、分粮分菜，抓赌打架等场景，均来自我的亲身经历与实地核查；方言、民谣、婚丧礼俗等细节原汁原味留存，就是要让文本具备可触摸、可考证的历史质感。华中师范大学人文数字实验室居然统计出了317条方言词汇、54项民俗活动。我始终践行“文学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理念，以有限文本承载尽可能丰富的时代内涵与现实启迪。

这部作品从选题到出版，得到各级文艺部门大力扶持，被列为2014年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湖北省文联文艺创作扶持重点作品。国家和省里的扶持，为我的创作推进与出版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60万字篇幅，承载了一代人的困苦与觉醒、一方地域的历史与风情，几乎凝聚了我毕生的生活积累、知识储备与文学追求，成为我写作生涯中分量最重、用情最深的一部作品。我始终坚信，现实题材写作难度极高，因为检验你作品真伪的人民就在你身边生活着。这就需要作家深潜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特别需要关注与体验底层劳动人民与弱势群体的处境。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他不取决于精英的高度，而取决于每一个草根的高度，正如木桶理论，取决于短板。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点滴抵抗”和良知坚守。《贫困时代》的创作，正是我对这一理念的践行与坚守。

艺术界有朋友送了我一副字“甘坐冷板凳”。真是十年冷板凳，一朝见天光。2026年5月1日劳动节在武汉期间，我仔细回顾了我的文学创作之路。《贫困时代》的十年沉潜，是我对乡土的坚守、对文学的赤诚。未来，我仍将坚守文学初心，以笔为犁、深耕乡土，继续以田野式笔法+深描现实主义+人民主体性，为时代立传、为人民发声，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一己之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