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我们在悖论中前行。
中国的经济划分出了三个时代：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及2018年为分界的新经济时代。从经济的增长看，这是三个无缝拼接的时代，但从个人的感受看，特别是从民营经济的感受看，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和新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两个时代。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单纯看宏观文件，这两个时代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资本却做出了明确的市场反应，民间资本投资占比，连续十几年一路向下，从峰值期的近70%，一直下滑到2025年的48%，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单纯从经济形势是解释不通的。
这就是悖论。
同样给政策，鼓励民营经济投资，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满了朝阳，人们唱着崔健的《一无所有》就敢闯天下，现在却在润，是因为市场饱和不赚钱了吗？当然不是，在创新驱动下，市场永远不会饱和，还是用一句江湖语言能解释通：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
也就是说时代变了，不完全是经济本身的冷暖，民营的小老板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有发财的，就有破产的，有高潮，就有低谷，这是常态。真正变的，是民营的社会身份。
平台在讨论：什么是资本家，什么是企业家。
这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定位，是一种隐性的身份批判。一切都说得很正义，仿佛只是让你做个对社会有贡献，遵纪守法的好老板，其实它的暗面明确无误的表达出一种歧视：消灭私有制，你们是剥削者。极左的意识形态用企业家的标签重构了。
那么，马云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同？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公问：雇佣8个人以上就算资本家，有出处吗？于光远回答说，在《资本论》中没找到，邓公直接搁置了，不受书本的约束，放开了私有制禁区。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文明前进了一大步，从斗争哲学转向了包容性，国家也因此而胜利，书写了一个中国奇迹。
然而，2018年做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起点，这个问题又有人重新提出来了。
2018年9月12日，吴小平的《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一文，具有标志性，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从传统理论的封印中走出来。政策提出防止”私人资本无序扩张“，而国企大规模扩张又挤压了市场的竞争性空间，公众舆论中出现了以司马南，昆仑策为代表的对民营经济和私有制的全面批判，悖论就是这样练成的。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身体很诚实，没有外部性力量，已不可能回头；然而思想又很纠结，一直在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之间挣扎，向前是问题，向后也是问题，应然的逻辑与实然的逻辑发生了冲撞；这种冲撞直接表现为经济出现了长期的系统性问题，我们连续几年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走出二元悖论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民营在彷徨。
中国现在解决悖论的方式是“中庸”，这就是国家资本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张维为称之中国模式，其实是避免了私人资本的垄断，又走向了国家资本更大的垄断，最终会失去市场的竞争性，这在2022年达到极限，政策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企一业，一业一企，对中国经济做公有制的格式化处理。当年GDP增速下降到几十年的最低点3%，2023年后政策急转弯，出台了《意见》，但历史的记忆是深刻的。
所有这些混乱，还是让时间给出答案吧，当下的情况是：老九可以走，民间资本不能走。
历史将证明：改革开放是正确的。
民营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民生的根基，不能永远带着原罪的镣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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