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提出阶级斗争，那些文化人就立刻跳出来反对？

饭桌上试过一次。

有人随口提了一句“阶级”，话音没落，对面那位学历最高的朋友就把筷子放下了。他说，现在讲这个没意思，社会要的是合作，是共赢，天天斗来斗去，伤的是所有人的元气。

他说得很诚恳。桌上其他人纷纷点头。

没有人追问一句：他嘴里的“所有人”，到底包括谁。

1

“阶级斗争”这四个字，在中国的语境里确实带着一层厚厚的历史包浆。

它曾经是一个总纲，曾经被用来划分敌我，曾经让很多不该被卷进去的人卷了进去。那段历史留下的疼是真的。所以一听到这个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分析它说的是什么，而是先把它推到一边。

但推到一边，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了。

这个词的底层意思其实一点都不复杂。社会里不同的人手里攥着的东西不一样——有人攥着资本，有人攥着土地，有人攥着技术，有人只攥着一双手。攥的东西不一样，在分配里说话的分量就不一样。分量不一样，利益就会错位。错位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做的事情，不是发明了这个矛盾。他们做的是把这个矛盾从各种各样的道德说教和温情叙事里拎出来，放到桌面上，说，看，这个东西在推动历史走。

工业革命那会儿的曼彻斯特，工人一天干十六个小时，住在没有下水道的排屋里，平均寿命比乡下的地主短二十多年。资本家那边，工厂的利润一年比一年厚。你不需要读任何理论，站在那条街上就能闻出来，这里面有东西不对。

2

一个叫麦克·林德的美国人，2020年出了一本书，叫《新的阶级战争》。

他用的是“战争”，不是“斗争”。

这两个词在英文里也是分开的。斗争可以博弈，可以妥协，可以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战争不一样。战争的前提是，一方赢，另一方输，没有中间地带。

林德用这个词，是因为他觉得西方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谈判能解决的那种程度了。

他点破的东西很具体：今天坐在西方社会驾驶位上的那批人，早就不是十九世纪那种戴高帽、叼雪茄、把“剥削”写在脸上的工厂主了。

那批老派资本家，至少还知道自己跟劳工之间有一道线。他们怕劳工闹，怕工会，怕选票。二战之后那三十年，西方搞出了一套林德称之为“战争启发的阶级和平条约”的安排：强大的工会把工资撑住，地方政治机器确保劳工的需求能进入决策，大众会员制组织对精英的贪婪形成制衡。

那套安排不是资本家的善心。那是冷战的压力、劳工运动的压力、选票的压力共同挤出来的。

然后从1970年代开始，一批新的人上来了。

林德管他们叫“管理精英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构成很具体：有大学文凭，收入丰厚，聚集在高收入的城市地带，控制着政府、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的决策权。他们是大公司的执行官，是律师和法官，是大学教授，是媒体从业人员。

这批人跟老派资本家的区别在哪里？

老派资本家知道自己站在劳工的对面。管理精英不这么看自己。他们中的很多人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进步的、开明的、代表“弱势群体”的。他们支持移民权利，支持多元化，支持环境保护。这些立场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他们推动全球化贸易协定、推动决策权从民选议会转移到技术官僚机构、推动关键决定由常春藤训练出来的法学家而不是有偏见的地方议员来做的时候，劳工阶级手里那些基于人数的权力工具——工会、大众政党、地方政治机器——被一件一件拆掉了。

拆完之后，非精英阶层在公共事务里基本上失去了声音。剩下的只有愤怒的喊叫。

林德的锋利之处在于，他不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是“愚蠢的底层在做违背自己利益的事”。他认为那是“革命”——一场被管理精英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民粹反抗。你可以不同意他对特朗普运动的评价，但他指出的那条因果链是站得住的：一个把多数人的声音系统性排除在决策之外的体制，迟早会遭到反噬。

3

现在回到那个饭桌上的问题：为什么一提到阶级斗争，有些人会跳起来？

林德的书提供了一把钥匙。

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管理精英 vs. 劳工大众”，那么“阶级斗争”这个词的杀伤力就不在于它有多激进，而在于它是一束光。它照到谁身上，谁的位置就被暴露了。管理精英阶级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被他们拆掉的、基于人数的权力结构重新被意识到。因为一旦劳工阶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共同位置的群体，那些被拆散的工会、被弱化的议会、被架空的政党，就有了重新组装的可能。

所以反对的声音里，有一部分是真诚的：他们真的相信“和谐共赢”的叙事，真的觉得斗来斗去不好。另一部分，则更接近护食。嘴上说的是“别搞对立”，心里算的是“别动我现在的位置”。

林德自己就是管理精英阶级的一员。他在书里写过，他所属的这个阶级正在扼杀美国的民主。一个精英阶级的成员写一本书来批判自己所属的阶级，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反对阶级斗争的人里面，不全是利益计算，也有人看到了问题。

但看到问题的人，和阻止问题被说出来的人，往往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4

全球的数据把这张桌子下面藏着的东西摊开了。

2026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给出了几个让人没法绕过去的数字。

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部财富的75%。最贫穷的50%人口，只拥有2%。

最富的1%单独控制着37%的财富，是底层一半人口财富总和的将近十八倍。

最顶上那一层，0.001%的成年人，大约五万六千人，这些人的财富加起来，是底层一半人口财富总和的三倍。五万六千人，一个足球场装得下。他们手里的东西，比二十八亿人加在一起还多出两倍。

收入的差距没有财富差距那么刺眼，但方向是一样的。全球顶层10%拿走了53%的总收入，底层一半只拿到8%。十分之一的人挣的钱，是另一半人类的六倍多。

最顶层的财富集中还在加速。1995年，那0.001%的人拥有全球个人财富的4%。到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三十年里，底层一半人口的财富份额几乎没有动过，在2%左右徘徊。

全球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7，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

这些数字不需要任何形容词。它们自己会说话。

美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剖面。2025年标普500指数上涨，最富裕的家庭资产增值了上万亿美元。同期，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变化。股票涨出来的钱和工资条上的数字，走的是两条完全不交叉的线。一条线往上，一条线平着。平的那条线上的人，看着上面那条线越来越远。

5

“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在2011年。参与者没有动刀动枪，靠静坐、喊口号、睡在祖科蒂公园里，把“99%对抗1%”这句话喊进了全世界的人的耳朵里。

十五年后的2026年9月，当年参与的人回到同一个公园，搞了一场纪念活动。到场的人说，问题还在，而且比十五年前更糟。

“99%”这个口号之所以能穿透国界，是因为它用一个最简单的比例，把一种分散的、说不出口的感受变成了一个可以看见的位置。你不是一个人在觉得不对劲。你属于一个绝大多数。

但十五年过去，那个“绝大多数”并没有变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喊出口号和改变分配结构之间，隔着的不只是意愿，还有一整套被管理精英阶级牢牢握着的制度杠杆：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司法审查、媒体叙事。这些东西不靠选票运转，靠的是学历、网络和对复杂系统的控制权。

6

中国对这件事的处理，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改革开放之初，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这一步的方向是对的。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曾经造成的伤害，不需要再重复。

但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等于放弃对社会利益结构的分析。

这两件事经常被混在一起。一说阶级斗争，就有人以为要回到天天搞运动的状态。一说社会和谐，就有人以为可以假装利益分化不存在。

这两种极端，都不解决问题。

真正需要保留的，是那个朴素的判断：不同位置的人，攥着不同的东西，利益会发生错位。这个判断不需要配上一个“纲”，但它需要被正视。如果不正视，那些错位就会在“和谐”的表面下面继续积累，积累到某一天，以一种没有人准备好的方式浮出来。

林德对美国管理精英阶级的批评，之所以在中文语境里也能引起共鸣，原因不在于中国人想照搬美国的阶级分析，而在于他所描述的那种“决策权从多数人手里滑向少数人手里”的机制，在任何一种市场社会里都有可能出现。防止它出现的办法，不是把“阶级”这个词封起来，而是把分配的结构、权力的结构放在台面上，一寸一寸地看。

7

那个饭桌上把筷子放下的朋友，他的反应本身，比“阶级斗争”这个词更值得琢磨。

如果他反对的是扩大化的运动，那他反对得对。

如果他反对的是“把利益分化摆到桌面上谈”这件事本身，那他反对的就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事实。

林德的贡献不在于他偏爱“战争”这个词。他的贡献在于，他把西方那层“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窗户纸捅破了，让大家看到纸后面站着的是两个位置完全不同的人群。管理精英阶级和最底层的劳工之间，在移民、贸易、环保、社会价值这些议题上的分歧，不是观点分歧，是位置分歧。

看清楚谁站在哪儿，比争论“该不该用阶级这个词”要重要得多。

社会往前走，靠的从来不是假装看不见裂缝的那份体面。靠的是看见裂缝之后，既不被它吓住，也不拿它去点火的清醒。

那份清醒，比任何漂亮的口号都难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