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汇率暗战：洋顾问帮中国“省钱”打日寇

文│王丽

近十几年来，学界对战时外汇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出现了外汇政策、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人物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英平准基金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而在相关研究中，从人物入手的研究因受资料限制，成果甚少。在梳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Arthur N.Young档案文献时，笔者发现身为国民政府高级财政顾问的杨格，曾是国民政府战时外汇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特别是围绕中英平准基金的成立和运作，其言行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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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救国初显端倪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金融局势紧张，银钱业普遍面临提存压力，在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的主持、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协助和外籍顾问的参与之下，国民政府最终形成了限制提存、鼓励存款、维持法币的意见。这些意见通过8月15日财政部颁行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具体反映出来。该办法在抗战初期8个月收到一定成效，国民政府共抛售1.2亿美元，回笼4亿元法币，将物价涨幅控制在战前的28%，其成绩不可忽视。然而，国民政府外汇储备有限，战时外汇所需又多，因此流失了大量外汇，该政策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

1938年春，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本聚集大量资金到上海套汇，局势顿显紧张。在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主持下，国民政府于3月12日颁布《财政部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及具体规则6条，规定从3月14日起，由中央银行总行办理外汇请核事宜，各银行所需外汇均要向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提出申请，获准后方可按照法定汇价购汇。根据该办法，国民政府放弃了抗战初期无限制买卖外汇政策，只有中央银行审核为“正当”需要的外汇才能在上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购汇，外汇管制力度明显加强。

位于外滩的中央银行旧影

无论是《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还是《财政部购买外汇请核办法》，都具有一定的临时性和应急性。国民政府内部并未对外汇管理形成一致意见，外汇政策的走向仍是问题。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后，财政部长孔祥熙多次就外汇问题征询杨格的意见。1938年3月底，杨格在一份名为《货币政策现状和前景》的备忘录中，完整回顾和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外汇政策。

1939年3月10日，中英两国4家银行代表在伦敦签订《中国国币平准基金合同》。该协定共计19条，规定建立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法币平准基金，专门用于维持上海和香港两地外汇市场上法币的英傍汇价。中方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承担325万英镑和175万英镑，英方由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分别承担300万英镑和200万英镑，均存于英格兰银行。该协议还规定出售英镑所购入之法币应存于香港、上海的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协定有效期为12个月，但经中英两国政府同意，每6个月得延续一次；英方对基金的认款将由英国财政部担保清还。在管理方面，由上述4家银行各出1名代表，另由中国政府委派1名英籍人士，组成5人基金委员会；由中国政府委派的英籍人士得经过英国政府同意，未得英方同意中方不得将其免职。平准基金委员会表决任何问题，均以出席人员之多数通过为原则；委员会须按月将工作情形及基金状况向英国财政部报告，每半年将所采策略、运用基金情形及英财部所欲知有关基金之其他事项作报告。如此一来，之前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联合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行为进入了公开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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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平准基金式微

宋子文和美国财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借款协定

现有文献显示，杨格关于战时外汇政策的建言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杨格在《财政部购买外汇请核办法》推行后不久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整合国内外金融资源维持有序外汇市场的政策构想，并推动孔祥熙接受中国银行业务部贝祖诒的相关提议。该想法的形成和实践，为1939年3月中英平准基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1939年4月至1941年初，杨格针对中英平准基金历次停止维持及时作出分析，拟定和寻求改善措施。整体而言，他充分肯定平准基金这一金融模式，并于1939年秋和1940年夏两度赴美寻求货币借款，最终协助宋子文促成美国对华货币借款，达成新的平准基金协议。

1940年底，美英先后宣布对华财政援助，其中美方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维持法币，英国亦提供500万英镑，但这并未给汇市带来利好消息。关于这笔借款如何使用，财政部长孔祥熙巳在考虑仅用于维持后方法币，上海市场也敏锐感受到政府的这一倾向。1941年1月，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中储券”，外汇市场格外疲弱，中英平准基金日感短绌，只能由中国银行售出75200英镑，另托汇丰银行售出56万英傍和300万美元，托花旗银行售出285万美元，托大通银行售出20万美元。这种做法只能防止汇市骤变，而无法真正稳定外汇价格。

中储券

1 月 17 日，基金会再度放弃维持，汇率跌落 10% ，没有预想中严重。由于市场上盛传美国即将冻结中国海外财产，外汇购买力并不强烈， 1 月下旬汇率反而回升并稳定在 3.5 便士和 0.05 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英平准基金第四次停止维持之后，中方高层放弃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1941 年 1 月 27 日，蒋介石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Clark Kerr ）他“反对继续在上海维持法币”，孔祥熙在给英国的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观点，英方在回复中反对放弃上海外汇市场。最终中方提出在维持上海汇市的基础上，另在重庆设立一个公开外汇市场，这个想法得到了美国总统特使居里（ Laugh lin Currie ）和美国财政部的支持。 3 月 1 日，重庆外汇市场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之后，中英平准基金在市场上发挥的作用日趋减少，直到 1941 年 8 月并入中英美平准基金共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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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从杨格的角度考察中英平准基金，有必要对其战时外汇管理思想加以梳理。自法币改革开始，杨格便是自由外汇市场的支持者。经过抗战初期对《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和《购买外汇请核方案》的综合比较，杨格主张中方与外国在华金融机构联合维持外汇市场，即联合既有金融力量，整合国际金融资源，运用市场操作以尽量小的外汇损耗维持法币价值，实现汇率的平稳下跌，并减少汇率下跌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冲击，从而使中方在财政金融领域获得相对优势，争取抗战胜利。这是杨格在抗战时期一以贯之的外汇管理思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1938年6月在得知贝祖诒提出由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联手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建议之后，杨格第一时间说服了孔祥熙。之后半年多的事实证明，中英金融机构联合维持外汇市场是中国稳定法币、维护英美利益的有效方法，其成效与1939年3月中英平准基金的成立直接相关。

作为一名财政专家，杨格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英平准基金提出建议。第一，在不同时期提供参考汇率，如中英平准基金运作之前，杨格曾建议放弃8.25便士的汇率采用6.3便士；1940年结束上海考察之后，他又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建议主动将汇率调整到4.62便士。在这一点上杨格的意见未被采纳，但市场的反应往往证明杨格的建议是比较具有合理性和预见性的。第二，1939年6月和7月中英平准基金两度停止维持，杨格向财政部次长徐堪提出若干贸易管制的建议受到重视，被国民政府采纳。第三，对于一些令中方高层敏感的现象，如“投机”、“黑市”、“资敌”，杨格认为并非绝对负面。如，他认为“投机”在战时无可避免，“黑市”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而“资敌”只是平准基金的客观后果之一，况且这些弊端都会因平准基金的收益部分抵消，不能成为阻止基金运作的理由。杨格的有关论述与当时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主张相同，如关于“投机”，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持“投机非一定必有害”之说。

如上文所述，中英平准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几经停止维持，屡经质疑。杨格在历次分析中鲜明地表达了支持中英平准基金的态度。他认为从成本分析，1938年6月至1941年8月间，维持上海外汇市场共耗费了4600万美元，月均120万美元。与抗战初期8个月内耗费1.2亿美元相比，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数字。同时，这一时期法币对英镑和美元的汇率的确实现了相对平稳的下跌，这点一直为舆论普遍承认。更为重要的是，杨格认为中英平准基金的意义不仅在于财经层面，更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维持有序的外汇市场无疑是在维护英美在华贸易利益，唯有如此，国民政府才可能尽快获得英美财政援助。基于上述认识，杨格不断努力劝说中方高层接受中英平准基金的模式，并在送呈美方的公私文件中明确指出中英平准基金对于维持法币，维护英美在华利益具有积极作用，以此来说服美国提供货币借款，延续平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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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洞见未来

陈光甫（左）与驻美大使胡适（右）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中）合影

在争取美国货币借款的过程中，杨格在各个阶段扮演了不同角色。在杨格赴美之前，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施肇基、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先后在美活动，但在货币借款方面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杨格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胡适和陈光甫过于谨慎，没有将中国货币状况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恰当地反映给美方。于是，他在1939年秋赴美活动期间，直接点出了中国需要货币借款的急切性和有效方法。返华后他通过与霍恩贝克书信往来，尝试进一步说服美方。1940年4月杨格返回重庆之后，更多地负责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沟通，转达国民政府的要求，并适时说明借款的必要性。中英平准基金第三次停止维持之后，詹森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对华货币借款的建议。1940年下半年在促成美国对华货币借款的关键时期，杨格以国民政府驻美特使宋子文助手的身份再度赴美，协助其达成借款。

杨格的上述贡献不可忽视。同时透过他个人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英平准基金运作过程中存在更高层面的问题，如中外金融机构合作中的监督管理、上海外汇市场维持与否、国民政府高层对中英平准基金的看法、中英美三国对于平准基金认识的差异等。杨格对这些问题均有建言，但因涉及体制问题和高层看法，其建议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就全局而言，设立平准基金的主张最终为国民政府和英美当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三方对中英平准基金这一模式是基本认可的。从这一点来说，杨格围绕中英平准基金的活动符合太平洋战争前中国获得英美政府公开支持这一首要外交目标，维持平准基金运作符合各方的战略利益。众所周知，1941年中英美三国联合成立新的平准基金，其本意是继续平准法币，对整个中国战时财政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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