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精神的洁癖，成就了艺术，却毁了人生

头陀评近现代书家系列

溥心畬：精神的洁癖，成就了艺术，却毁了人生

□冯华（二马头陀）

溥 儒（1896-1963） 满族，北京人。字心畲，号西山居士、西山逸士、旧王孙等。出身清皇族，姓爱新觉罗，是是道光皇帝第六子亲王的次孙，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弟。溥儒自幼饱学，稍长专心研究文学艺术，1911年入贵胄政治学堂，毕业后再入青岛德国威廉帝国研究院，又留学柏林大学，学习天文和生物，获得博士学位，他也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先住清河二旗村，后隐居西山戒台寺10年，从此专事绘画，以卖书画自食其力。解放前夕出海舟山，后居台湾，于1963年病故。　 溥儒善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曾以画名与蜀人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书法刚健遒美，秀逸有致。溥儒不仅书画好，而且从小即通词诗、诗词典籍，他晚年在台湾对弟子说，如果有人称他为画家，不如称他为书家；如果称他为书家，不如称他为诗人。

有一种艺术家，你很难把他放进我们之前建立的任何一个坐标系里。他不是沈尹默那种在法度里精进的苦修者，不是白蕉那种在兰花影子里守住晋韵的天才，不是于右任那种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也不是郑孝胥那种让你在人品和书品之间左右为难的争议人物。

他站在那里，跟所有人都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这东西，有人叫他“旧王孙”的身份，有人叫他“西山逸士”的孤高，有人叫他“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但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没摸到最里面那层核。

溥心畬一生真正的东西，是洁癖。不是生活里洗手上瘾的那种洁癖，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审美上的、深入骨髓的洁癖。他的字，他 的画，他的诗，他待人接物的姿态，他面对时代巨浪时的每一个选择，都带着这股洁癖。这股洁癖写在纸上，就是后人赞叹不已的孤高和书卷气；落在地上，就是一 个旧王孙在乱世里跌跌撞撞、始终找不到安放之处的悲剧。

1896年，溥心畬出生在北京恭王府。他的祖父是晚清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恭亲王奕訢，出生第三天，光绪皇帝赐名“溥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4岁学书，6岁读《论语》，7岁作诗，8岁在慈禧寿宴上献寿联，“本朝神童”的名号传遍宫廷。王府里藏着陆机《平复帖》、王羲之《游目帖》、怀素《苦笋帖》、颜真卿《告身帖》——这些我们今天排队也未必能见到的神品，他从小就可以随时摊在桌上，随手临摹。这是何等奢侈的启蒙？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眼睛从一开始就只见过最好的东西，他怎么还能忍受次一等的东西？

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洁癖的起点。起点太高了，高到后来的人生不可能接得住。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朝没了。王府被围，母亲带着他和弟弟从花园草丛旁的狗洞逃出去，一个货真价实的王孙，一夜之间成了难民。后来他们辗转到了西山戒台寺隐居，他从此给自己取了个号——“西山逸士”。这个“逸”字，你细品。不是遗民的“遗”，是逸士的“逸”。遗民是被人遗弃的，逸士是自己走开的。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时代抛弃的人，他宁愿把自己定义成一个主动离开的人。这就是洁癖的第一层表现：不是拒绝现实，是拒绝承认现实有资格触碰他。

看溥心畬的字，就是看这种洁癖最直观的形状。

他的楷书，初学柳公权、裴休，后得力于成亲王永瑆，兼融《圭峰碑》的清健之气。启功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心畬先生的书法功力，平心而论，比他画法功力要深许多。”他写字极讲究法度，每一笔都收得干干净净，结构端稳，线条利落，绝不拖泥带水。有人评价他的书法“空灵如清风之出岫，空若无物而自有气韵流动”，这是懂他的人说的话。他的字里有一种拒绝——拒绝粗野，拒绝甜俗，拒绝情绪过度的宣泄，拒绝任何在他看来不干净的东西。那股清冷不是装的，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

但这里藏着一个深刻的问题。洁癖在审美上是高贵的，但在人生选择上，它可能是致命的。

溥心畬一生都没有放下“旧王孙”的身份认同感。他在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依然坚持搽粉、化淡妆，出门一定要染发，衣服可以不新，但必须整洁。有人回忆说，一次在北京看菊展，远远就看见两个人，衣服并不华丽，但气宇不凡，走近了才认出是溥心畬和夫人。这种东西，你说是贵族气也好，是架子也好，总之是刻在他骨头里的，他脱不掉的。

但这种洁癖，在现实的重压下，常常变形。他母亲去世时，他为了筹丧葬费，准备把家藏陆机《平复帖》卖给日本人。后来张伯驹出面买下来捐给了故宫。这件事被不少人视为他人生中的一道疤。你拿这个事情去和溥心畬本人的书画境界对照，会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撕裂：一个在纸上把“干净”写到极致的人，在现实里却做了一件怎么看都不太“干净”的事。

但你要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在他看来，这些名帖本来就是家藏之物，和外人眼里的“国宝”不是一个概念；也许窘迫到那个地步，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不是为自己的失节开脱，而是当你理解了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执念是“体面”时，他的很多看似矛盾的行为，突然有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在台湾的日子，并没有让他的洁癖好过一些。他渡海赴台后，与张大千、黄君璧被尊为“渡海三家”，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学生回忆他上课时总是一袭灰色长袍，天庭宽阔，神采飘逸，即使远渡重洋、遭逢巨变，依旧不改王孙气度。但在家中，他的晚年却被侧室李墨云牢牢控制——印章被收走，要画得先过她那关；想得到溥心畬的真迹，得先在麻将桌上讨好李夫人。他碍于王室脸面，忍了一辈子。给学生上课时偶尔自嘲：“昨晚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乌龟，可能是上天要派我求雨吧。”这句话里有多少心酸，他没有再说下去。

他的书信里就更直白了。在一封家书里他写道：“我在台湾六年，受尽辛苦。”这是那代渡海文人共同的心境——家国破碎，故土难回，一身旧朝的教养和风度，在一个陌生的岛上无处安放，只有靠写字画画来撑着那股体面。台湾帖学一道，在他到来之前几乎没有根基，他被后人称为“台湾三百年来帖学第一人”，正是他以一己之力，将帖学的火种带到了海峡那边。这是他在艺术传承上结结实实的功绩。

那么，我们谈论溥心畬，到底在谈论什么？

他不像郑孝胥，郑孝胥的悲剧是道德选择上的悲剧——你明知道什么是错的，却硬生生走上去了。溥心畬的悲剧是历史碾压下的悲剧——他没有主动选择错什么，他只是一直在坚持一种已经过期、过时、甚至不合时宜的体面。这体面，就是他的洁癖。在纸上，洁癖让他写出了近现代帖学最干净的字；在纸外，洁癖让他在一个不讲体面的时代里，活得越来越局促、越来越拧巴、越来越像一个被历史撞得鼻青脸肿的旧王孙。

他的洁癖成就了他，他的洁癖也困住了他。他死后，人们在台北故宫看他的画展，画面上依然是宋人山水般的端稳清雅，仿佛外面的炮火、逃难、屈辱、困窘从未发生过。也许对他而言，拿起毛笔的那一刻，就是对自己最后的体面的捍卫。

我们在今天还在看他的字，大概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旧王孙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是因为他的字里有一个东西，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写字的人，正在越来越稀薄的东西：那是一种不肯降下来的标准，一种不为了讨好任何人而存在的干净，一种把自己绷到最后一刻的体面。

一个在纸上比在人生里活得更干净的人。也许这就是溥心畬。我们看他，其实也是在看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当整个世界都变脏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愿意守着那一点不妥协的干净？

他守住了。代价是他的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