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自认为高贵的日本人，为何在西方人眼中是非人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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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的宗教意识认为，他们是所谓“天孙民族”，即古代日本神话中诸神繁衍成为日本人。这种用于凝聚民族意识的方法，几乎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不过有的纯粹是将其作为神话，不是在每一件政治、外交乃至军事事件发生时都要拿出来标榜自身正确或优秀的“万能道具”。

日本人当真可以随时将这套“神之国度”“天孙民族”的招牌抬出来，并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二战前这已经成为一种“绝症”。

1、吹出来的“高贵”

日本“大政翼赞会”1942年2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作者就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大政翼赞会”研究局负责人藤泽亲雄。日本人特地向外国提供了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叫作《伟大的神道教净灵仪式和日本的神圣使命》。藤泽亲雄首先宣称日本天皇体现了一种旺盛的“宇宙生命力”，然后气定神闲地称日本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是人类古代文明“真正的摇篮”。

他认为有很多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可以证明，曾经存在各国史书都没有记录的史前“全球家庭体系”，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就是高贵的“始初之地”，其他被公认古代文明源头的地方，包括巴比伦、埃及和中国，是所谓“日本文明之分支”。

通过其他一些偷换概念的手法，藤泽亲雄还提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文明也来源于“御上”，日本天皇创造了这个距离日本万里之遥的古文明。如果读者有足够的耐心看下去，还能看到“想象力丰富”的作者将日本以及整个宇宙“精神”都归结于天皇一年两次举行的盛大“净灵仪式”，而目前这场战争相当于一次驱除世界上所有道德污秽的“净灵仪式”。

藤泽亲雄以及“大政翼赞会”中的狂热幻想家们，认为世界秩序就应该是一种“从根本上垂直的秩序”，符合“完全一致与和谐”的家长制模式。“国与国一律平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才是离经叛道。自然，日本和天皇被敬奉为这个“全球家庭体系”的一家之长，而其他国家就只能充当“子女”，臣服于日本的统治。藤泽亲雄还大肆鼓吹在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文化最终必定会感激日本，因为日本在世界上建立了“正义秩序”。

藤泽亲雄以一种自我感动的腔调高喊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对以英、美为首的西方的“圣战”，其他国家和民族应该“感激”日本付出血汗来进行这场战争。藤泽亲雄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和犹太人的古代仪式都来源于日本帝国的净灵仪式，因为日本毫无疑问是人类所有种族的神圣发祥地”。

藤泽亲雄这样的“理论家”通常把“大东亚战争”描述为一场恢复臆想中的“古代美德”的战斗，而他在京都帝国大学的“京都学派”同事，则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一场“超越现代，面向未来”的战争，目的是建立全新的、未来型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说，目的不是将世界推回到曾经完美的过去，而是推进到一个完美的未来。

从日美开战前不久，一直持续到1943年，这个“京都学派”的诸多学者通过一系列论文和研讨会到处宣扬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论证看上去至少不像藤泽亲雄的宣扬那么情绪激动、语无伦次。这些学者极少提过宗教仪式和古代日本的什么传统，相反，执着于念叨一些空泛而模糊的名词，如“持久的全面战争”“生存空间”“建立新秩序的永久任务”。但“京都学派”也明确表示将会推动日本上升为指导全球的“世界历史种族”。

所以，和所有日本民族主义者一样，“大东亚战争”对这些看似保有基本现实主义逻辑的学者而言，仍是一场必须由日本获胜的“圣战”，是为实现“大和民族神圣目标”而进行的终极大战。这些学者其实知道，天皇在日本历史上曾经是虚弱的傀儡，在日本武家社会的大部分时间中，天皇乃至整个皇室被认为无足轻重。日本是在进入近代才将天皇打造为“人间之神”，但真相是日本依照其悠久的传统，存在着一群“神灵”。日本的“神灵”包括天皇本人，也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将军，包括财阀巨头，甚至连看上去头衔并不那么大的“昭和参谋”群体，都掌握着犹如“作恶之神”般肆意妄为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整体，日本民族则将自身看作“大东亚之神”，是天赋使命必要统治整个亚洲、“净灵”整个世界的优秀民族。

明治时代日本的指导者立刻从祖先信仰、祖先神话及一村一家延伸的观念出发，制造天皇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天皇国家的神圣性和“种族相依”的团结来宣示日本民族的独特，在现实中则通过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胜利，刺激民族自信心提升。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天皇崇拜在日本取得中日甲午战争胜利之前，其实没有能够在民众的“心灵中扎根”。

但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接连获胜后，日本形成对亚洲周边国家的优越感，从而弥补日本人面对西方的劣等感。从建设一个“不被西方蔑视的强大国家”出发，鼓吹“脱亚入欧”，以日本得以跻身列强行列，来满足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方式更多将民族自身的价值寄托于一种臆想的来源，即天皇及其国家的神话和种族血统的一致。

2、伪造的“神话”

为了宣扬日本“指导亚洲”的使命感，日本政府绞尽脑汁，使用最新技术，不惜工本。很有代表性的是写真杂志FRONT，其制作之精良、照片拍摄水准之高，至今传为摄影界的一个“神话”。日本在战时就已经是摄像机制造先进国家，到战后出现数码相机“一统天下”，都离不开当年这本FRONT写真杂志的“先锋”功劳。

其照片拍摄者都是日本顶尖的摄像师，而且每一页的版面都是精心设计的。拍摄的对象主要是进军海外的日本陆海军士兵，还有他们驾驶的战斗机、军舰等，拍得威武雄壮，充满“天降正义之师”的意味。FRONT杂志出版方是“东方社”，规模并不大，背后的主导者就是陆军参谋本部。过去有陆军参谋本部的武官在其他国家——主要是在纳粹德国——见到了军方进行海外宣传所用的写真杂志，受到刺激，为了“向海外弘扬日本国威”，动起了搞杂志的念头。

陆军参谋本部于是联手内阁情报部，找来“白手套”搞了这个“东方社”，提供极为丰厚的资金，并且在战时条件下做到物资调配有求必应。进入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政府要求民众必须节约，一张纸也要反复使用，但是“东方社”的所用奢侈物资全部被归类为“军事需求”，印刷用纸和油墨全部都是最高档的。而FRONT写真杂志主要是提供给海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国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然在一些中立国家销售。它就是为了向日本的友好国家、被日本占领的国家以及正在与日本作战的国家进行夸耀而制作的，当然必须不惜工本。FRONT的创刊号是“海军号”，高质量A3纸印刷后装订，为了海外发行需要，有15种语言。日本国内出版界人士看到这本FRONT，无不惊愕：“到这个时候了，居然还能做出这样的杂志?”

到了战争后期，篡改技术也开始用上了。例如杂志上一架零式战斗机的照片说是在“南洋”上空飞行，但实际上就是对着冲绳岛上空先拍了照片，然后将零式战斗机的身姿嵌入画面中。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前线战局已经不允许摄影师去拍照了。

FRONT中的每一页，都在向世人彰显战时日本想向全世界传达日本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日本的野心有多大。FRONT一共制作发行过10期，直至1945年火烧东京之役，令其无法再进行制作。

3、病态的兽行

进入1945年，开始在天上散布“死亡火雨”的是美国轰炸机队，因此整个日本都在骂“英美鬼畜”。但问题在于，战局一步步向前推进，自认属于“指导种族”的日本人面对军事上的失败，身为“人间神”的天皇将要对一个粗鄙的美国将军点头哈腰，天皇帐下林林总总也颇有“神之傲慢”的将军、参谋、政客都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可能。

怎样才能让一个深陷种族主义的民族承认战败的事实，承认他们自明治维新以来都生活在弥天大谎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和日本政界频繁的刀光剑影之下，以“国体明征运动”为先导，一批日本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国体之本义”，着手重建“皇道”意识下的“日本学”。以从事日本哲学宗教研究的西田几多郎、高山岩男等为中心形成的“京都学派”，从理论上将“日本神国论”推向极致。

在鼓吹并向国民灌输日本民族优越论的同时，配合军部统治集团“纯化”日本文化，以排斥英美为国策，极端强化国民对天皇国家绝对服从和效忠的意识形态，将全部价值观导向从属于以天皇名义发动的“大东亚圣战”。

就算不谈“国体明征运动”，仅从东条英机在1944年不流血而卸任就认为日本是“战时民主国家”，实在是贻笑大方。实际上，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本身将日本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推向了极端，最终与世界性法西斯主义浪潮合流，给亚洲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带去了巨大的灾难。

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民族在1945年接受投降战败的事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在战争期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面临必死状况时不愿投降，绝对效忠天皇的观念使他们根本无法接受投降。日本人对于整个世界表现出的仇恨，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东京被烧毁时，美国国内几乎听不到抗议的声音。

私下里，一些美国人承认美国对日本的作战战略存在道义上的“模糊”，有可能使美国在战后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例如在1945年6月中旬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副官之一，陆军准将邦纳·费勒斯，将美军对日本的大规模空袭描述为“历史上针对非武装人员最残酷、最野蛮的杀戮之一”。但类似的想法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

1946年，盟军检察官们在早已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首都东京组织国际法庭，指控日本领导人发动了这场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屠杀战争，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讽刺的意味。

毫无疑问，以“神灵”自居的日本人，在它的敌人甚至在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前盟友中播下了死亡和强烈憎恨的种子。对中国军民的大规模屠杀和对中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只是对这种仇恨的第一次大规模播种。

在随后几年中，日本人似乎常常有意实施扭曲的病态暴行，并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进行炫耀。例如，一些日本报纸在1937年底绘声绘色地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在南京进行“百人斩友谊比赛”，看谁先用手中的军刀砍下100个中国人的头颅。

日军在香港街头强奸和杀害尼姑，或在马来半岛将受虐至死的英国人尸体挂在树上，或对在朝鲜和日本的老传教士施加水刑，然后遣返他们，让他们回去讲述自己的经历。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人的残暴不需要进入全面抗战以后进行再认识，1937年之前的“旅顺大屠杀”“五卅惨案”“济南惨案”早已将日本人的形象固化。但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国家对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第一次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宣传，而过去西方人倾向于对于这个东方帝国的暴行视而不见。

4、西方的观感

此时西方强调，日本人完全是一个具有凶残本性的民族，媒体指出日军的暴行分为几大类:大规模屠杀平民、虐待和杀害战俘、习以为常的酷刑、强迫劳动与用致命医学实验形式进行有组织的“人体试验”谋杀。最后一类犯罪行为，在日本本土发生得不多，主要是1945年在九州帝国大学，但在中国东北的规模相当大，相关人员组成了臭名昭著的“731”恶魔部队。战争结束一段时间后，这一战争罪行才得到曝光。相比之下，其他种类的暴行早已广为人知。

日本人的暴行在1945年达到顶峰。1945年初，美军登陆菲律宾吕宋岛，日本陆军绝大多数退往北部山区打算固守，日本海军陆战队拒绝投降和交出这座城市，于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城遭受可怕的屠杀。全城共有近10万人丧生。最残酷的一桩暴行发生在日军设置最后防线的旧城区，日军对关押在天主教堂内的近千名菲律宾人质大肆杀戮，仅仅是为了在自己死前多杀几个人。1942年从巴丹半岛逃出来，后来和麦克阿瑟一起返回菲律宾的著名编辑罗慕洛，描述了在返回时，惊恐地发现马尼拉已变成“黑暗、抢劫一空和散发着臭气”的人间地狱。

他用颤抖的笔描绘见到的场景：

“死尸和受尽酷刑者的一座城市......我看到昔日的邻居和朋友，他们遭受酷刑的尸体被堆在马尼拉街道上的尸堆上。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身上到处是刺刀划过的印痕。一名曾经和我儿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女孩一言不发地抬头看着我，她年轻的身体上布满了刺刀纵横划开的伤痕。我看到了神父、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还有被日本人挑在刺刀上玩弄至死的婴儿。幸存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失败后疯狂杀戮的日军所为。”

全世界再次面对日本帝国的刺刀留下的恐怖痕迹，这一次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

在亚洲各国的血泊之中，西方认清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或者说“大和种族主义”的真面目。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士兵很快形成了一种观念，他们碰到的日本军人极度危险，必须毫不留情地歼灭。美国陆军194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美国士兵坚信为了和平可以杀光所有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少。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常常认为，他们杀日军就像“消灭顽固不化的害虫”。在战后回忆录中，战地记者经常提到美国大兵对打死日本人没有愧疚感。

同盟国士兵将在面对面厮杀的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传达回祖国，首先是在东南亚与日军死斗的澳大利亚士兵。澳大利亚报纸常常使用恶劣的词汇描绘日本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领导人的脸最常出现在政治漫画中，以此来表示战争是为了反抗敌国的独裁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然而，描绘日本侵略者的海报上偶尔会出现东条英机或天皇，大多数情况下出现的“日本人”，有着公式化“亚洲贱民”特征，身材矮小，有框眼镜，面部表情虚伪、狂妄。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日本人经常被描绘成非人的野兽。美国《时代》杂志的某期封面就有一幅漫画，里面的日本士兵就是戴着头盔、扛着枪的黑猩猩，用尾巴挂在树上，打算在美军士兵背后下“黑手”。到了战争结束阶段，美国报纸告诉公众大规模轰炸日本城市，乃至投放原子弹，是征服这个远东“凶残敌人”的最有效且合法、合适的方式。美国公众强烈要求对可憎的日本人施加最严厉的惩罚。大规模燃烧弹轰炸已经对日本造成了大规模杀伤的效果，但显然只有“蘑菇云”才让美国民众满意。

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电影都是鼓动国内民心士气的最佳工具。日本拍摄“战意昂扬映画”的同时，美国通过电影对日本发出控诉。

1944年，《紫心勋章》公映，这是第一部明确描述日本人虐待美军战俘的美国电影。1942年6月，杜立特轰炸机队空袭东京，不少美军飞行员被俘，10月，日本对被俘美军飞行员实施“惩罚”，日本政府声称杜立特空袭造成了近50位平民的死亡，其中包括一座很容易辨识红十字标识的医院中的病人，以及用机枪故意扫射学校学生。日本政府对这些美军飞行员“冷酷与非人道行为”进行谴责，日本新闻媒体将“兽性”“邪恶”“疯狂”“非人道”“丧失所有人性”等词甩在美国飞行员身上。

《紫心勋章》的最后，一位被判处死刑的美军飞行员发表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预言：

“美国人的确不太了解你们日本人，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但现在我意识到，你们对我们的了解更少。你们可以杀死我们--杀死所有人，或者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把对上帝的恐惧强加给美国，使美国人不再派飞行员来轰炸你们，你们就错了--大错特错!美国人将使你们的天空变成黑色，将你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让你们双膝跪地请求怜悯。这是你们的战争——你们想要的战争——你们索取的战争。现在你们将会得到它——直至你们这个肮脏的弹丸之国从地球上抹去，这场战争才会结束!”

因此，到了1945年这个最终对决年份开启的时候，日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支无比强大的，将从空中、海上发动毁灭性进攻的盟国大军，这支军队后面还有数亿敌对的民众，他们推动华盛顿的政客下令采取一切毁灭性手段进攻日本。因此，当白热化的战斗在塞班岛、冲绳等地展开，当地民众就算是自杀，也不能当俘虏，因为美军会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

在经常被援引的1944年12月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战后我们应当如何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待”，有13%的回复者希望“杀死所有日本人”，33%的人支持日本不再作为一个合法政体而存在。同一项调查还针对德国问了同样的问题，但删去了杀死所有德国人的选项，结果是34%的美国答题者希望德国不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

正如经历1945年那些残酷战斗的美国士兵承认，他们的目标已变为杀死日本人，而不只是简单地获胜。战争结束后，仍然有数量惊人的美国人对日本在投掷原子弹后迅速投降表示遗憾。1945年底，在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22.7%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在“日本投降之前还能有机会使用更多原子弹”。

对于那些有历史知识的西方人来说，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军队攻陷并夷为平地的迦太基城，可以作为即将到来的“日本终结”的参照模板。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威廉·莱希海军上将，1942年9月在记者面前公开将日本称为“我们的迦太基”，他的意思是美国“应该继续作战，直到彻底摧毁日本”。

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不会站在第一线杀向日本，但“蛮牛哈尔西”就是负责做这件事的。威廉·莱希透露自己是海军上将哈尔西的名言“杀日本鬼子，杀日本鬼子，杀更多的日本鬼子”的信徒。他呼吁“差不多彻底消灭日本人这个种族”，他的理由是“这是关于哪个种族将生存下去的问题，白人文明正处在危急关头”。

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艾略特·罗斯福在1945年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应当毫不留情地继续轰炸日本，“直到我们将日本大约一半的平民人口消灭”。

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几天前，媒体引用海军中将阿瑟·雷德福的话：

“日本佬一直在招惹我们的进攻，他们很快就会得到报应。日本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城市的国家——日本人将成为一个流浪民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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