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两个律师，放你面前，哪个高尚，哪个不高尚，你肯定分不清楚。但哪个更认真负责，哪个不够认真负责，你肯定看的出来。
比如：一个积极自主收集证据，另一个不收集证据。你肯定认为，前一个更认真负责。但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高明的刑事律师，一般不自主收集证据，而是将证据线索提供给办案机关，推动他们通过法定程序固定证据。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证证据的有效性，免得日后不被采纳；另一方面实现了与办案机关的同步沟通贴身对接，保证辩护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什么问题，一概而论，难免有疏漏。考虑到律师调查取证的重要性，以及实践中常出现一些混乱认识，我今天系统梳理一下律师取证的法律依据、实践情况、正确做法和免责方式。
一是，法律依据是什么？
谈到律师调查取证，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刑法第306条对律师的规范。根据该条规定，律师毁灭、伪造证据，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犯罪。
实践中，也确实发生过一些案件，办案机关拿这条规定整律师。但那都是极特殊情况，很少发生。
办案机关是个组织，办什么事都得经过组织程序，动用组织程序专门针对律师，观感不好，也没必要。“刀把子反正是掌握在我们手里。你不听他的就是了。”所以，虽然网上不断有人强调律师取证涉及的刑事风险，但就实践情况看，没那么夸张，也不必危言耸听。依法和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大胆执业就行。别跟个“小脚女人”似的，迈不开步子。该说的，一定要说；能做的，也一定要做。
为律师取证提供法律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律师可以收集证据，也可以向证人取证。同时，对于明显无罪的证据，比如：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现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证据，还有及时向办案机关提交的义务。
二是，实践的情况怎么样？
刑事执法司法的地区差异很大。就我个人经历看，“北上广深”的执法更规范也更严格一些。在这些地方，哪怕是律师向侦查机关交一页纸，都会入卷、给回执。有时候，还会对整个过程做个同步的录音录像。用广东普通话说，这叫“打个单给你”。
其他地方，这种做法没有普及，随机性较强。有的“打单”，有的“不打单”；有的入卷，有的不入卷。
其实，这并不重要。“打单”也好，“不打单”也罢，重要的是要核查。
“打单”入卷，但不重视，不经办案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核查，就会成为“僵尸证据”，不会产生实际效果。
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的一般情况：律师的证据，经核查属实的，就转化为了办案机关的取证，会被采纳；不经核查的，即便到了法院，也会认为真实性存疑，不会采纳。
有律师因此泄气，甚至因此而气愤。“我那么尽责，费了那么大劲。你们竟然无视。”
律师的心态还是要摆正。换个角度看，就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是对“两名侦查人员”、“同步录音录像”情况下，收集的证人证言，更信任？还是对律师和证人私聊产生的证言更信任？
如果你是法官，你是对在侦查机关配备专业力量和专业技术，进行现场勘验更信任？还是对律师在现场拍的照片更信任？
更进一步讲，如果律师收集的证据都能被采纳，律师铤而走险作伪证的情况，会不会泛滥？
所以，律师收集的证据，一般不被采纳。除非经过办案机关的核查程序，转化为办案机关的证据。
三是，律师取证的方式是什么？
前面第二部分，实际上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律师取证，要与办案机关的取证，形成对接和转化。经由这个过程，才能在执法司法程序内被重视被采纳。
对于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一般不要直接给他们做笔录。做了也没用。而是向办案机关提供证人名单和联系方式，并说明“据了解，这名证人可以证实的情况和大致内容”。
对于客观证据，比如：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现场的录像，没有参与决策的会议纪要等，向办案机关提供，并附上大致的情况说明。
对于办案机关已经收集的证据，当中存疑的、不够客观的、没有朝着有利于当事人方向核查和认定的，及时以书面报告形式提出。
刑事辩护是个随机性很强的工作，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我前面讲的这些，也是这样。这些，只是个“大概”。在具体的案件中，可以根据“当场”情况临机决断，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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